為希望工程事業獻出生命，他是當之無愧的“希望功臣”！
主播君的話
2019年是國內家喻戶曉的希望工程實施30週年，而他，是全國罕見的為了此項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人。
“
“幫助一個窮孩子走出農村，就是幫助了一個家庭。一所希望小學的建立，能促進當地教育發展，讓孩子不再因貧困輟學，也能幫助和服務青少年成長成才。”
”
這是安徽省希望工程辦公室（以下簡稱“安徽省希望辦”）原副主任張黎明生前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都在踐行的事業。
張黎明年輕時的照片
安徽是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的誕生地，也是希望工程事業的發源地。2019年是希望工程實施30週年，多年來，無數希望工程事業工作者無私奉獻、默默付出，架起了一座座愛心互助和傳遞的橋樑，幫助貧困家庭青少年圓夢、成長，張黎明就是其中一員。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還在團金寨縣委工作時，他就為希望工程事業的試點而四處奔走。2001年調任安徽省希望辦後，他創新工作思路，採取社會化運營模式，在全國率先試點“希望工程找零捐贈”公益活動，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他也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授予“希望功臣”和“希望工程建設者”榮譽稱號。
然而，不幸的是，2002年7月19日，張黎明在為希望工程籌措資金的路上遭遇車禍，因公殉職，38歲的生命就此定格。
“他在短暫的一生中，深愛著希望工程事業，和他放不下的貧困孩子們。”這是張黎明妻兒對他最深刻的印象，也是生前同事對他最中肯的評價。
希望工程實施30週年之際，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重訪張黎明的家人、生前同事以及資助、救助過的學生，緬懷他短暫一生中為安徽希望工程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展現一代代希望工程工作者的初心與情懷。
一個工作起來不要命的人
張黎明的妻子江芹介紹，張黎明1982年7月走上工作崗位。經歷過團金寨縣委副書記、書記，縣委辦副主任，縣交通局長，雙河鎮黨委書記，安徽省希望工程辦公室副主任等崗位，從基層一步一個腳印走來。
在她看來，張黎明是一個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奮不顧身的人。加班加點是常事，雙休日、節假日也很少休息。“有時忙起來飯都顧不上吃，啃塊燒餅填一下肚子繼續幹活。”
“我每次都勸他注意休息。他總是說，現在年輕，多幹點沒事，累不壞，晚上睡一覺就好了。他經常通宵達旦寫材料，即使感冒在醫院‘吊水’，他也把材料帶到病房，一隻手掛著‘吊水’，一隻手批改。”
由於長期勞累，張黎明腰椎受損，有時疼痛難忍。江芹給他聯絡好醫院，他一直堅持不去，說住院既耽誤時間，又不能徹底治好。
後來，張黎明“發明”了一個土辦法，讓妻子女兒客串“家庭醫生”。每當腰椎疼得受不了，張黎明就趴在床上，讓女兒扶著凳子爬到他背上，用腳慢慢踩壓他的背部。有時，女兒力度不夠，就讓江芹扶著牆，雙腳站在他的背上慢慢踩壓。張黎明覺得，這樣疼痛就減輕了，比去醫院治療“見效快”，同時也省時省錢。
一年冬天，張黎明到村裡檢查，爬山路時不小心把腳崴了，當時就不能動了。隨行的鎮幹部趕緊把他背到醫院檢查，醫生診斷為韌帶嚴重扭傷，需要靜養3個月，不能下地。
江芹接到訊息，趕忙把丈夫接回家裡，要求他一定遵照醫囑，養好傷後再上班。
回家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看到鋪天蓋地的雪，張黎明待不住了，他急著去鎮裡察看災情，看村裡貧困戶是否有過冬的衣被和糧食。“我勸他，腿傷沒好不能去，否則後果更嚴重。但黎明執意要去。我拗不過他，只好讓他走。看到他拄著棍子在雪地裡一瘸一拐的背影和一深一淺的足印，我真的好難過，淚水忍不住嘩嘩流了下來。”江芹回憶說。
一個把省下的錢都捐給貧困孩子的人
江芹與張黎明戀愛時，張黎明就時不時和她說一些希望工程的事情。1990年年初，兩人結婚。一次散步聊天時，張黎明興奮地告訴江芹，團中央來到金寨調研，希望工程要在金寨縣試點，籌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
從那時起，江芹對“希望工程”便有了初步認識。後來，張黎明陸續向妻子講述了陪同《中國青年報》記者解海龍拍攝“大眼睛”蘇明娟的故事、冒著大雪去看望張宗友（希望工程資助的第一個獲得碩士學位的學生）的經歷……漸漸地，江芹理解了“希望工程”的真正含義，也明白了丈夫所從事工作的價值與意義。
1990年5月19日，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金寨縣希望小學正式落成。江芹回憶，那時，希望工程工作剛起步，丈夫全身心投入其中，從早到晚，很多外地的電話打到家裡，想請張黎明在當地幫忙找貧困家庭孩子，進行結對幫扶。
1991年聯合國慈善機構米莎小姐來金寨希望學校進行捐款，張黎明陪同
“結婚後，黎明全身心撲在希望工程事業上，我們全家節衣縮食，把省下來的錢用來幫助失學的貧困孩子。那時縣城的年輕人結婚，一般都能買上席夢思床墊，但我們卻買不起，只能用一張木板床代替。”
江芹感慨，“我從來沒見過黎明的工資，基本全捐給希望工程了。每個月剛過一半，家裡就沒有生活費了。但我理解他，也支援他。”
她回憶說，每個月的下半月，夫妻倆都要帶著孩子去母親家“蹭飯”，母親常買好生活用品，送給夫妻倆。“女兒出生後，穿的衣服大多是弟弟和弟媳從北京寄來的，黎明唯一的皮夾克還是他弟弟送的。”
“日子雖然清苦，但為資助貧困孩子上學，我們沒有怨言。”江芹回憶說，“黎明的同事告訴我，黎明只要看到上不起學的貧困孩子，總是把身上的錢都掏出來給孩子父母，並囑咐他們，一定讓孩子重返校園，不能耽誤了學業。”
一次，張黎明在下鄉路上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在打豬草，就主動問她，為什麼不上學？得知女孩因貧困而輟學時，張黎明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錢送給孩子。後來得知，這個女孩叫劉芳，張黎明多次去她家裡看望。在他多次幫助下，這個小女孩終於復學，後來考入了職業高中。
江芹還記得，有一年，女兒將外公、外婆、舅舅給的壓歲錢放到抽屜裡。開學時，女兒將抽屜開啟，發現一分錢都沒有了，於是大哭起來，問是不是媽媽拿走了。
“我沒拿那筆錢，黎明下班回家說是他拿的，捐給貧困的孩子了。女兒聽到以後，就不哭不鬧了，她很懂事，似乎理解他爸爸的良苦用心。”江芹說。
還有一年冬天，張黎明下鄉帶著希望小學的學生一起開會。細心的他發現，有一個小男孩年紀不大，沒穿鞋，光著腳站在地上，腳趾頭凍得通紅，躲在大哥哥姐姐們後面，很不好意思露頭出來。回家以後，張黎明立馬和妻子說了這件事，讓她給孩子準備幾雙鞋子。
“聽說孩子冬天沒鞋穿，我們都很心疼。剛好我母親會做鞋，我們找了兩雙單鞋，讓黎明專門帶給了那個孩子。”江芹回憶。
有次在山裡，張黎明遇到一位帶孩子乞討的母親，他當即就把身上所有錢都掏給了她。他還向這位母親保證，孩子讀到高中他就資助到高中，讀到大學就資助到大學。
據瞭解，張黎明結對幫扶的貧困孩子有20多名，他自己都記不清具體有哪些人，但孩子們沒有忘記他。
一次，一個年輕人從外地趕來，見面就向他表示感謝。他自己都不知怎麼回事，後來年輕人回憶起當年被張黎明資助的經過，他才想起確有此事。
江芹說，黎明常唸叨，他出身農家，是從貧苦中走過來的，深知貧困家庭孩子的不易和疾苦，懂得讀書對於寒門學子的意義。
一個帶希望工程工作走上新臺階的人
2001年，張黎明調任安徽省希望辦擔任副主任，分管宣傳工作，他將自己的工作經驗和思路帶到新的崗位。他經常帶著當時的宣傳科科長曹多兵一起籌措資金，拓展宣傳渠道。
“黎明主任有豐富的基層共青團工作經驗，為人熱情、思想敏銳、做事幹練。他來之後，又花了大量時間，瞭解省希望辦相關工作。”曹多兵回憶，21世紀初，剛好是安徽希望工程工作發展的瓶頸期，張黎明和領導、同事們一起，謀劃希望工程的社會化創新。
對於如何突破、創新，張黎明等人進行了很多思考。
2001年底，他和同事將思路付諸實踐，在全國創新開展了“希望工程找零捐贈”活動。安徽省希望辦聯合當地媒體安徽商報社，在大型商場、超市、書店等場所收銀臺的桌子上，放置捐贈箱，顧客可以隨手將購物找的零錢放進箱裡，完成捐贈，為希望工程籌集資金。
2001年底，張黎明等人在安徽創新開展“希望工程找零捐贈”公益活動。（右四為張黎明，右五為希望工程“大眼睛”蘇明娟）
曹多兵回憶，當時自己跟著張黎明一家一家跑超市、談合作，一開始很多商家表示質疑，覺得這種捐贈方式沒用，經過努力溝通，有的企業開始同意放置捐贈箱，再到後期，有很多企業主動要求合作。
“透過這種形式，把捐贈意願送到顧客身邊，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個獻愛心、做公益的視窗。”曹多兵回憶，在張黎明等人努力下，合肥較大的超市、商場等都放置了找零捐贈箱，工作人員每次去收錢時，均能發現有50元、100元面額的紙幣。
“如果讓人專門帶錢來捐，可能大家沒時間，或者懷疑自己捐的錢是不是少了。但這個新的捐贈渠道，讓捐贈人隨手即能捐贈，可以很方便地獻出愛心。尤其家長帶孩子買東西時，把零錢放進捐贈箱，對孩子也是一種耳濡目染的教育。”曹多兵介紹，後來，這項特色工作輻射到了全省各市甚至全國。
張黎明殉職的那一天，曹多兵剛好在外地出差，回來的路上，得知了張黎明出事的訊息。“面對面一起工作的同事就這麼沒了，我的眼淚控制不住，立馬流了下來。”
週一到單位時，曹多兵看到，週五下班時，張黎明泡的茶水還在桌上放著，但座位上的人卻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那段時間，很多認識黎明主任的記者和朋友都打電話到希望辦來，很多人在電話裡就哭了，表示惋惜和悼念。”張黎明殉職後，曹多兵流著眼淚寫了一篇文章，發在當年的《安徽青年報》上，紀念這位希望工程的戰友。
曹多兵還記得，張黎明去世後，很多學生寫信悼念。他曾在網上看到過一封學生的來信，裡面寫道：“本想趁暑假回去看看張叔叔，沒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幫助過自己的人了。”
那段時間，曹多兵專門跑去金寨採訪和張黎明共事過的幾位團幹部。“張黎明同志敬業、熱心、很有愛心，尤其對希望工程事業十分熱愛”是大家對他的一致評價。
曹多兵介紹，後來，安徽希望工程很多工作受到張黎明影響，延續了他的工作思路，整合媒體資源，引導更多人關注、參與希望工程。2005年起，團安徽省委、省文明辦、省青基會等單位聯合安徽廣播電視臺開展“愛心圓夢大學”助學行動，宣傳貧困學生自強不息的事例，喚起社會各界的愛心。
他感慨，那幾年，在領導、同事們的努力下，安徽希望工程工作邁上了新臺階，那是讓人永生難忘的一段歲月。“黎明主任是分管我的領導，工作上以身作則。同時也像一位大哥，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懷我。他知道我和愛人兩地分居，有時候都不讓我加班，他留下來加班。其實，他也和家人兩地分居啊。”
“我在省希望辦工作了11年，應當說，黎明同志的精神時刻激勵著我，那一年多，很多事情都是他帶著我乾的，在一起工作、奔波的一年零三天，更讓我難以忘懷！”曹多兵感慨。
一個像明燈一樣給貧困孩子光和熱的人
採訪過程中，記者聯絡上了張黎明曾資助的貧困學生張家雲。
她回憶，1998年，自己家住金寨縣雙河鎮大畈村，家裡六口人，爺爺奶奶70多歲，基本做不動農活。父母在家務農，農閒時就打點柴、挖點藥賣，家裡種的水稻雜糧也只夠自家吃。
那年，她弟弟以金寨縣第二名的中考成績考入六安一中，自己也即將步入高三。這本是一件喜事，父母卻犯了愁。家裡省吃儉用、東挪西借，仍湊不夠姐弟倆的學費。
“他對我爸爸說，如果有什麼困難，儘管說出來。”張家雲回憶，父親一看到訪的張黎明是如此親民，也就打開了話匣子說，“娃都快上不起學了！”
張黎明聽後當即表示：“困難再大，娃上學也是頭等大事，一定要繼續上！”
“我砸鍋賣鐵也只夠供一個娃上學，姐姐就算把高三讀完，考上大學也是白考，不如早點出門打工，還可以幫襯一把家裡。”張家雲父親說。
張黎明連忙說：“要不得，一定要想辦法供孩子繼續讀下去。”
“那年暑假開學前，張叔叔就捐助了我800元，並堅持每學期捐助500元。1999年，我考上大學後，他又給了我1000元，並幫我爭取了3000元低息貸款，這才解決了學費問題，幫我圓了大學夢。”張家雲介紹，張叔叔的愛人江芹還專門準備了一大包衣服和生活用品，送給自己。
她至今還記得，1998年到1999年左右，張黎明幾次下鄉時的場景。“他一點也不端架子，不打官腔，總是笑呵呵地同鄉親們握手，親切地拉家常，能幫的他都會幫一把。我見到他就喊他‘張叔’。”
2002年，張家雲在安慶做暑假工時，突然接到母親電話，說張黎明遭遇車禍去世。“張叔那麼好的一個人，當時真的不敢也不願意相信。”
當天晚上，她就趕到了殯儀館，“看到張叔遺體，以及守在一旁悲痛欲絕的芹姨，我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眼前一黑，一下就癱在地上。”張家雲的母親朱理清從家徒步走了幾十里路，也來到現場，送恩人最後一程。
現在，張家雲定居廣東東莞。2004年至今，張家雲專程抽空回合肥看望了江芹三次。她經常對自己的孩子說，咱家一路走來，真的很不容易，要學會感恩。
多年來，作為全國希望工程事業重要組成部分，安徽希望工程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助力脫貧攻堅、促進教育發展、服務青少年成長、引領社會風尚，累計募集資金7。39億餘元，資助貧困學生22。8萬餘名，援建希望學校863所。
在張家雲看來，張黎明和希望工程事業，就像窮苦孩子成長道路上的一座燈塔，讓他們始終堅信希望的存在。
一個“不稱職”的丈夫和父親
江芹說，工作之餘，張黎明是一個勤勞而細心的人。在家中，他只要有空，總是跟自己搶著做家務。洗衣、拖地、燒飯等，樣樣都幹。每次出差前，他總是多做些家務，以減輕妻子的負擔。
有一次，出差走得急，張黎明留下字條：“水已給你衝好。我臨時出差，你要照顧好自己。”像這樣的字條，家中至今還留存有幾十張。
張黎明特別疼愛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每天早上上班時，女兒還未起床，他要親親女兒的小臉蛋後再走；晚上下班回家，女兒睡了，他就去摸摸女兒的小手後再休息。每次出差，他晚上都要打電話回來問問女兒的情況。
但女兒出生後，張黎明沒有抽出過完整的一天陪過她。女兒也因常見不到他，就氣呼呼地問江芹：“爸爸怎麼老不回家？”張黎明因此感到愧疚，他常跟妻子說：“我虧欠女兒太多，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
張黎明和妻子、女兒出遊的照片。（資料圖片）
“黎明調往省希望工程辦公室後，工作更忙，常常是隔三四周才能回家一次，回到家裡也還在聯絡工作的事情。”江芹回憶。
2002年7月13日本是週末，張黎明終於擠出時間回到金寨老家，打算好好陪家人一天。他到家不久後，單位打來電話，有一個事情要處理，他決定立刻趕回合肥。女兒一下拉著黎明的手哭喊道：“爸爸不要走，爸爸不要走。”
張黎明抱起女兒，撫摸著她的頭，對女兒說：“爸爸過幾天一定回來好好陪你。”乖巧的女兒點點頭，趴在窗臺上目送爸爸出門。望著張黎明漸漸遠去的背影，她揮動著小手，喊爸爸的聲音也漸漸嘶啞。
然而，江芹和女兒再也沒有等到張黎明回來。她們做夢也沒想到，這竟是母女倆和他最後一別。
2002年7月19日下午，為了籌措資金資助貧困孩子，張黎明帶著相關工作人員，去六安聯絡公益拍賣相關事宜。途中，他遭遇車禍，因公殉職，年僅38歲。
在張黎明去世後一段時間，每天都有幾位張黎明曾資助過的孩子打電話安慰江芹，孩子們在電話裡都泣不成聲。江芹清楚地記得，有兩個年輕人竟走了60多公里山路趕來家裡看望自己。
“後來，我和女兒約定，用努力幫助貧困孩子的方式，表達對黎明的深切懷念。”江芹介紹，汶川地震時，女兒在高中帶頭捐款，自己則向黨組織交了500元“特殊黨費”，用來資助災區孩子上學。“我家經濟雖不寬裕，但每做一次善事，心中就多一分安慰。”
一個把愛分給更多孩子的英雄
“希望工程事業中有無數建設者和貢獻者，爸爸就是其中一位，在希望工程事業還在萌芽時，他就為這項事業澆水培土，看著它成長。”在張黎明女兒張牧原的心裡，一直牢記著這樣一句話。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授予張黎明同志”希望功臣“稱號
“從小，我就羨慕別的孩子有精緻的玩具和洋娃娃，而我除了書，什麼都沒有。不僅如此，甚至有時，我的壓歲錢都會‘失蹤’，後來才知道是被爸爸‘偷’走了。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日子為什麼一直過得捉襟見肘，西裝只有一套，到開會時才捨得穿，裡面還有媽媽精心綴過的補丁。”張牧原回憶。
“父親調到省希望辦後，更忙碌了。他總是有忙不完的工作、接不完的電話，總是在深夜我熟睡後才到家。他經常在假期答應陪我玩，但緊接著被一個電話叫走，留給我愧疚的眼神和永遠填不滿的承諾。”女兒回憶，父親經常解釋：“你其實是很幸福的孩子，從小衣食無憂，生活在充滿愛的家庭，還有很多和你同齡的孩子，他們上不起學，甚至失去父母。”
每當說到這些，張黎明總把女兒抱在懷裡，用胡茬扎她的臉蛋，邊笑著邊說：“小氣鬼，你說爸爸是不是應該分給他們一些關心呀？”
那時張牧原年紀尚小，只能“委屈”地聽著這些道理，勉強接受了“爸爸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爸爸，他的愛不只屬於我一個人”的事實。
“我當時懂得不多，只知道我爸爸是個英雄，雖然他沒有超人的翅膀，但是他會飛，他會飛到那些需要他的孩子身邊。後來，我不再埋怨，我整理出自己的文具和書籍，託他帶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小朋友。”
她還記得，9歲那年夏天，她來合肥找父親。張黎明帶她去百貨大樓逛街，買了一碗10元的面，看著女兒吃完。女兒很疑惑，爸爸怎麼不買兩碗？張黎明只是笑著說自己不餓，在回去路上，他還給女兒買了本書。
回家以後，剛好江芹做了炒飯，張黎明風捲殘雲般吃了3碗，女兒那時才知道，原來父親身上只有25元，10元買了面，13元買了書，兩個硬幣只夠回家坐公交車用。
“父親常說，雖然我們家沒錢，但還有更寶貴的東西。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希望我成為一名記者，這個理想我堅持至今，哪怕中途吃了很多苦，哪怕他已經離開，我也沒有動搖過。”張牧原感慨，原先自己不懂事，直到長大偶然看到那句“鐵肩擔道義”，她才明白，父親想讓自己成長為像他一樣的人——堅守正義，為別人帶來希望和光明。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授予張黎明同志”希望工程建設者“榮譽紀念牌。
“
“他深愛著希望工程事業，在他身上，我學到了一生受益的東西。”
”
學習和工作之餘，張牧原努力幫助弱者，她攢下零用錢，定期資助失學兒童，還在課餘專門學習了手語，去特教學校當志願者。
畢業後，張牧原成為一名電視臺記者，正式入職的那一刻，她覺得，自己踐行了父親的遺願。“我想，他要是知道了，一定會為我感到驕傲。”
長大後，她常感慨，自己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幸運的是，第一所希望小學建在自己的家鄉金寨縣，多年後，希望小學走出了很多優秀學子，他們回報社會，希望的種子已逐漸長成參天大樹。
“不幸的是，父親壯志未酬身先死。但是，這些年來，無數人沿著他曾經走過的道路，為希望工程事業奉獻。對父親來說，這就足夠了吧，他應該很欣慰，也很開心。”張牧原說。
（來源：共青團新聞聯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