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飛宇序《從靈魂到心理》｜重返弗洛伊德的社會學

《從靈魂到心理：關於經典精神分析的社會學研究》，孫飛宇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1月即出，290頁，49。00元1909年11月18日，剛從美國克拉克大學結束訪問演講返回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從他的寓所，維也納山坡路19號（Berggasse 19），給他的英文譯者寄了一張明信片。在那張明信片上，弗洛伊德用英文寫道：“I am sorry translation will not prove too easy and may want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language。”

翻譯成中文，弗洛伊德是在說：“抱歉，翻譯將不會太容易，並且需要關於這一主題和語言的詳盡知識。”

這句寫在明信片上的話似乎表明，弗洛伊德對於他的英文譯者不太滿意。他並沒有感謝譯者，而是對這一翻譯的難度表示了歉意，並隨即對譯者提出了要求：要深入瞭解相關主題和語言的知識。這一要求彷彿是在說，英文譯者對於這二者都不甚瞭解，或者是需要進一步的瞭解。

弗洛伊德1909年寄給其英文譯者的卡片和這句寄言相關的一個確定事實是：弗洛伊德的作品在被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確實發生了一系列的誤譯。今天，圍繞著這些誤譯，在英文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研究領域。學者們比較詳盡地指出了在英譯文中核心概念和譯文風格方面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對於這些誤譯的總結和討論也正是本書的起點。由這一起點出發，本書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去討論一個問題：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從安娜·O的案例至今，包括弗洛伊德本人的寫作在內，有太多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和答案。這些答案彼此之間並不相同，許多答案又逐漸衍生成為學派，學派再不斷繁衍開來，迄今已經形成了琳琅滿目、蔚為大觀的諸多思想流派。拉康曾經號召要重返弗洛伊德，然而問題是：弗洛伊德是誰？這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謎。本書將從作者、譯者和受眾的交叉開始，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討論這一問題，並嘗試去解開這一謎題。不過，這一“解開”並非意味著追求某種確定性的答案，本書也並不認為可以找到某種唯一確定的答案，而只是希望從某個視角出發，去講出這一視角的視域。

從這一入手處去看，弗洛伊德的話或許同時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弗洛伊德曾多次說過，精神分析是一種詮釋或者翻譯的藝術。也就是說，精神分析是在聽和看過程中的一種藝術，是一種詮釋性翻譯：將夢或者症狀這樣的語言翻譯成我們可以懂得的語言。所以，弗洛伊德在這張明信片上所說的，或許並不是他的作品從德文到英文的翻譯問題，而是精神分析本身。在這張明信片上，弗洛伊德也許在說：精神分析，需要對於相關的主題和語言，有著徹底的理解。他感到抱歉，因為正是他，催生了精神分析這門艱苦的學問。所以從這一層意思向前推一步，本書希望把弗洛伊德和他的工作置於他所理解的思想史、社會和政治之中來理解：精神分析是什麼？

這當然並非本書獨有的問題。對於每一位精神分析的研究者和從業者來說，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和相應的獨特答案。哪怕在社會學領域內，這也並非一項獨特提問。在《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結尾處，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曾以精神分析為例來說明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旨趣：

社會科學家們目前對於從精神分析而來的理論存在著興趣。無論是在肯定的意義上還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如果他們並不將這些理論視為一種“科學”的命題，而是作為現代社會中一種極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實在建構的合法化而加以分析，那麼對這些理論的理解就會大不一樣了。（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p。188）

從這一段話入手來理解精神分析，我們會發現，關於精神分析的知識社會學理解同樣從一開始就遭遇到了問題。兩位知識社會學家提議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現代社會中的“建構”。與這一提議相關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在精神分析的世界中，關於“經典”的界定通常並不複雜，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作品。而另一方面，當我們具體考察世界範圍內弗洛伊德的形象以及這一形象的載體即其經典文字時，這一問題就確實顯得比較複雜了。兩位作者希望讀者或研究者將精神分析視為“現代社會中一種極為特殊甚至高度重要的實在建構的合法化”，這就必然引發一個問題：精神分析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在這方面，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世界範圍內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更多要歸於其英文譯本，而這一譯本並非“原著”。

在精神分析的發展歷史中，弗洛伊德在其德文原著中的形象及理論，都伴隨著弗洛伊德“標準版英文譯文集”的出版而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標準版英譯本中，如前所述，除核心概念和寫作風格的變化之外，在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案例的翻譯過程中，弗洛伊德在原著中所呈現出來的精神分析理論訴求、弗洛伊德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他本人透過其原作所呈現出來的形象，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弗洛伊德對該譯本的變化並非一無所知，然而態度很曖昧，既表達過對英文譯者的信任，又對精神分析傳播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充滿了疑慮。這一態度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線索，同時也使得研究複雜起來。

弗洛伊德（前排左一）和榮格（前排右一）攝於克拉克大學前，1909年。本書希望能夠在英語學界的研究基礎上再進一步，不僅僅侷限於文字比較，而是轉向知識社會學的旨趣。無論弗洛伊德本人的態度如何，精神分析的文字和精神分析的實踐本身，都必然要脫離其創立者，捲入更大的社會系統與歷史趨勢之中。在我看來，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弗洛伊德本人對譯本的曖昧態度，英譯者的翻譯立場以及精神分析本身的發展，共同構成了一種值得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場域。這一場域中，精神分析的“原知識”在其傳播變遷過程中的“理性化”以及在這一理性化過程中，“原知識”的變形所帶來的現代知識界對於弗洛伊德的誤解，是其主要特徵。對於這一場域的研究，構成了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要內容。不過，如上所述，本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去追認某種真正的“原知識”，而是首先試圖透過對該場域幾種維度之間的變遷與緊張關係的研究提出，弗洛伊德的被改造，是我們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變遷作為一種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紀知識現象的基礎。其次，在這一基礎上，本書試圖重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本身，希望能夠透過對於他的愛慾（Eros）和官能症（Neurosis）這兩個核心概念的重新考察來闡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本身已經具有了社會理論的意涵，弗洛伊德的個案研究，本身就是社會學個案研究的經典。對這兩個概念的研究，構成了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要內容。

具體來說，在第三章中，我試圖從愛慾這一概念出發，探討弗洛伊德思想中的單性繁殖原則及其背後的社會神聖性假設。透過對核心概念的思想史探究，我首先將弗洛伊德的愛慾與性的概念置於西方思想史傳統之中，並由此將單性的概念即弗洛伊德思想中無性差別的生活世界的意義狀態，推展到弗洛伊德對人的基本假定以及與其相應的思考形式；最後，這一章試圖表明，對於弗洛伊德而言，單性繁殖乃是作為西方文明執行邏輯的神聖式想象。這一討論或可為我們理解關於現代性的西方社會理論提供新的切入點。

我在本書中想要說明，弗洛伊德的社會學不僅僅存在於他對社會學問題的直接考察中，亦即不僅僅在於他的《圖騰與塔布》《文明及其不滿》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等社會學名篇中所做的工作。恰恰是在他那些最具精神分析氣質的工作中，如他的癔症理論和案例史之中，甚至是在精神分析理論本身之中，就隱含著社會學和社會學理論。弗洛伊德對個體靈魂的考察，最重要的就是把個體置於社會之中。精神分析無法避免個體與社會之關係這個社會學的問題，這同樣也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問題。關於這一點，他曾在《精神分析之興趣》一文中講得非常清楚。在其中的“精神分析的社會學興趣”一節中，他開篇就說，“確實，精神分析將個體心靈作為研究物件，然而在探究個體之時，它無法避免處理個體與社會之關係的情感基礎”（Sigmund Freud， “The Claims of Psychoanalysis to Scientific Interest”， The Penguin Freud Library ［P。 F。 L。］， Vol。 15， Penguin Books， 1913/1986， p。 15； “Das Interesse an der Psychoanalyse”， Gesammelte werke， werke aus den Jahren 1909-1913， Vol。 VIII，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Co。 Ltd， 1931/1943， p。418）。包括馬爾庫塞和休斯在內的許多社會理論家也都認為，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作品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學理論（［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恩想的哲學探討》，黃勇、薛民譯，上海澤文出版社，1987年，20頁；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Knopf， 1958， p。125）。也就是說，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的社會學內涵，並非僅僅指弗洛伊德中後期對於人類社會之文明與宗教的討論，而是包含其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工作本身。這正是本書希望開掘的內容。

在這一前提下，本書在第四章重點考察了弗洛伊德的“官能症”這一核心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中，官能症這一概念無疑具有核心地位。在弗洛伊德看來，這是一個可以概括精神分析學說整體的概念。他甚至在講座中明確強調“官能症的理論就是精神分析本身”（S。 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 F。 L。， Vol。 1， Penguin Books， 1916-1917/1991， p。426）。本書最後的落腳點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重新詮釋這一概念：將其置於弗洛伊德的社會世界中，並希望能夠闡明弗洛伊德的官能症這一概念，實際上是“社會官能症”。在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幫助下，本章將社會官能症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思想史背景來考察。透過對這一概念的討論，我希望能夠去觀照現代性特徵在個體微觀的愛之政治社會學中的表達，並從這一表達中找到社會學思考的新資源。

弗洛伊德，攝於1921年。這一研究採用的是社會學的方法。精神分析與社會學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樣作為人類在二十世紀所收穫的知識進展，精神分析運動與社會學自身發展之間的緊密關聯，從來都未被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傳統所忽視。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關於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的種種討論之中，今天被視為社會學三大家的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顯然並非僅有的一批智識貢獻者。對於社會思想的閱讀者和研究者而言，精神分析運動對於現當代社會學的影響，亦遠非只是某一流派或者某一個理論家可以概括。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在近現代社會中的興起，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歷史背景與思想史傳統的淵源。而幾乎同時出現的精神分析運動，與社會學之間的親和力關係，也絕非只能用巧合來解釋。時至今日，弗洛伊德及其開創的精神分析運動，雖然並未被標準的社會學理論教材納入視野之中，不過，對於社會理論的閱讀者和研究者面言，弗洛伊德的的確確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

由於對人類心靈及其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持續不斷地深刻考察，精神分析運動自誕生百年以來的種種努力，亦早已經充分體現在各種取向截然不同的社會理論之中。無論在法蘭克福學派那裡，還是在帕森斯那裡，抑或在諸多的現代/後現代的社會理論之中，如果沒有精神分析的維度，則我們對它們的理解不會完整。正如福柯在為《反俄狄浦斯》一書所作的開篇序言中所說：

在1945-1965年（我指的是歐洲），橫亙著某種正確的思維方式，某種政治話語的樣式，某種知識分子倫理學。人們不得不去親近馬克思，人們不能夠偏離弗洛伊德太遠。而且，人們還不得不對符號系統——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盤踞了寫作和言說的領域，成為廣為接受的衡量個人及其時代的真理。（［法］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麥永雄譯，《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七期，43頁）

福柯並非以全面肯定的態度寫下的這段話，已經表達出了精神分析在現當代社會與政治思想之中的位置。此外我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象力》中，賴特·米爾斯在多處直接以弗洛伊德的工作為例來說明社會學的想象力。例如，在第八章關於“歷史的運用”這一主題的討論中，米爾斯將弗洛伊德的工作視為具有社會學想象力的典範，因為在他看來，弗洛伊德的工作是將每一個人都理解成了歷史性的人。在這部著作的許多其他地方，米爾斯對於弗洛伊德的熟悉程度和直接引用的方式，甚至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他是在引用一位社會學知識庫中的經典理論家：米爾斯自始至終都沒有為引用弗洛伊德作為社會學想象力的模板做過任何解釋，而且其行文方式也表明，他十分確信，這部著作的讀者也不需要任何解釋。

時至今日，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過，本書無意梳理弗洛伊德在現當代社會理論史中的位置及其變遷，而只是如前所述，希望對弗洛伊德工作中的社會學性質加以開掘。

這一開掘需要在思想史的背景下實現，因為我們需要在思想史的意義上開啟弗洛伊德的工作。與今天大眾所熟知的形象不同，弗洛伊德從不只以醫生自居。與精神分析有關的學界傳統也從不做此斷言。在思想史的傳統中，弗洛伊德也從未被侷限於精神分析運動的隱秘領域內。無論是諾曼·布朗所謂的“對人類現狀所作診斷的一個組成部分”（Norman O。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還是奧尼爾所說的“這一驚世駭俗的，混雜著藝術與科學的，並且如此切近於戲院劇場的弗洛伊德流派”（John O’Neill， “Psychoanalysis and Sociology”， in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George Ritzer and Barry Smart，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p。112-124）等判斷，都將弗洛伊德的工作放置在了西方悠久的宗教、哲學與文學傳統之中來理解。本書將在這一基礎上提倡重返弗洛伊德的社會學。

弗洛伊德所開創或發展的若干概念，無論是否被誤讀，早已成為現代文化的一部分，進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這樣的影響也包括中國在內。要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現代史與當下社會的普遍狀況，除了重新反思我們自身與我們的歷史之外，還要重新反思弗洛伊德及其後繼者們——或者反對者們——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從梅洛·龐蒂到哈貝馬斯、拉康等人的努力使得我們可以重新反思弗洛伊德與經典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史的關係。不過，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將這一反思置於中國現代化，以及這一現代化所提出來的若干重大嚴肅問題的背景之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並無弒父的故事，這已經足以開啟西學傳統的視野。然而中國當前的社會正當“劇變”。若將這一劇變作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劇變的一個極其核心的部分的延續，就更加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與社會想象的空間——比如一種新的社會官能症的可能性。

總之，本書希望從翻譯問題出發，從最基本的西學研究出發，以社會學為視角來重新解讀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理論。這只是一個起點。我對自己在本書中提出的種種問題，並無能力給出回答。希望在今後可以繼續學習和研究精神分析運動與其他相關思想學派的發展史，並藉助這一學習和梳理，對於中國當下社會學與人文社科學界的工作提供一己孔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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