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是姬姓貴族建立的宗親方國，地處泰山之陽，較為封閉

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創立的儒家學說在漢代成為定於一尊的官方哲學後，孔子教義不僅深刻影響看中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走向，而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國民精神。因此，對孔子功過是非的評判，一直是中國的一個文化難題。

二千餘年來，雖不乏振聾發聵的批孔之論，卻又絲毫不曾動搖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當代中國正處社會轉型的歷史鉅變之際，近20年來對孔子的推崇和頌揚卻愈來愈甚，而對孔子的批判聲浪也愈來愈高。如何評判孔子功過，是以歷史實踐為唯一標準，還是以“六經注我”的字面意義為據？

這也是文化研究者繞不開的歷史難題。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魯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學說孔子原本是宋國子姓後裔，在他的遠祖孔父嘉時，因五世親別於公族，失去貴族身份後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從曾祖輩起便舉家遷居魯國。孔子生於魯長於魯，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魯國度過的，魯文化對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周族完成翦商之大業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便在東方封建諸候“以藩屏周”。魯國是姬姓貴族建立的宗親方國，地處泰山之陽、汶泗沂沭之濱，較為封閉；國民以農為業，不事漁、商。

封建魯國不僅是為了大啟疆宇、“為輔周室”，曲阜是商奄舊地，居住著文化較為先進的前朝遺民，就更需要加強對東夷諸族的鎮撫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為魯君，周公因輔佐成王並未就國，而是由其長子伯禽繼承。於是魯國成為周王室的代理人以控制這個地區。魯立國之初，周王室的封賜極為豐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左傳*定公四年》）等，各種禮器典籍幾乎應有盡有。《禮記*明堂位》說：“凡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

魯國享有天子器物服飾、奏天子禮樂的政治特權，魯國雖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見一斑。因此，從分封之日起，魯國就是個宗周文化的方國。“用即命於周，是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傳*定公四年》）。由此也就決定了魯的治國方略是以推行周禮周俗為既定方針，伯禽對殷民實行“變其俗，革其禮”，正是這一治國方略的體現。久之成習，凡是必遵祖訓和謹守周禮，周初開始完善起來的宗法禮樂制度，便鑄就成了魯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治國方略將導致不同的發展結果，我們可以與魯國同時分封的齊國作一比較。

《漢書*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齊魯二國始封時地皆不過百，可以說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魯在政治資源和文化上還要優於齊。齊國“舉賢而上功”，不當“凡是”派，廣納賢才，因地制宜，富國強兵，使齊國土擴充套件到方園二千里，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之一。齊國提倡學術自由發展，不排拒不同學術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時儒法道墨諸家雲集稷下，形成著稱於史的稷下之學。

魯從立國到被楚滅國的這一歷史階段，以“宗周”為準繩，壓制不合周禮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進取，人才匱乏，積貧積弱，國土雖曾擴充套件到五百里，仍是小國寡民之邦。“周禮盡在魯”（《左傳*昭公二年》），魯國可圈可點的歷史成就僅此而已。齊國的改革性、開放性、民主性與魯國的保守性、封閉性、落後性形成鮮明對比。孔子儒學就是在魯國這種文化氛圍中生成的。

孔子則按周文化的面貌將魯文化系統化、理論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說周、魯文化盡在孔子儒學之中。例如，魯國崇尚周禮，孔子則“吾從周”；魯有講習周禮周樂的傳統，孔子則“立於禮，成於樂，”強調“不學禮，無以立。”魯以“尊尊而親親”為既定國策，孔子則將其弘揚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訓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則主張“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禮記*曾子問》）…。只要稍加對讀，我們就會發現孔子教義與周文化有很強的對應關糸，這說明孔子是全面繼承了周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