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蕭紅：兩位才女的相似與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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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說過一句驚世之言：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天底下，沒有人因此笑話，因為人家證明了自己確實是天才。
還有蕭紅，雖然低調、苦逼，但寫出的東西誰敢小瞧？
雖然大多數人不信上帝，但她倆的大腦確實是被上帝“親吻”過的。她們完全依賴天賦寫作，她們是什麼樣的人，就有自己什麼樣的語言。
也許張愛玲身上還有家族遺傳的痕跡，但蕭紅，則是毫無依傍地寫作，完全憑她的天賦和才華。
按常理，天才，天賦異稟，資質過人，應該比凡人幸福，但上帝很公平，他給了你才華、敏感度，就拿去你世俗的圓滿，毫不手軟。
張愛玲和蕭紅，很多人喜歡把她們相提並論，大概除了都姓張，兩人都寫得好，都活得慘。
其實誰不慘呢？
且不說古中國，才過去不久的二十世紀，就有費雯麗瘋了，克洛黛爾癲了，伍爾芙投河自盡了，普拉斯煤氣自盡了，鄧肯死於非命了……
一個個都很傳奇，但一個個下場都很慘。即使不瘋不癲，沒死於非命，比如簡·奧斯丁，也終生未嫁。
而且，不知出於什麼心理，你就是無法想象蕭紅如冰心幸運， 擁有那樣一種安逸人生；也無法想象張愛玲如林徽因，有幸得到圓滿的愛情和婚姻。
你無法想象她們擁有塵世的幸福後，還能寫出那樣的文字。也許寫出來，好仍然是好，好作品仍然擺在那裡，但攝人心魂的魔力消失了。
就有這麼奇怪。
從某種意義上說，才華，於這兩個女子而言，是祝福，也是詛咒。你分辨不出，究竟是才華給她們帶來了噩運，還是噩運成就了她們的才華？
讀蕭紅的成名作《生死場》，讓人悚然而驚。
她寫一個叫月英的女子，嫁過來時很美，過後生了病癱瘓在床，丈夫起先還照顧，後來不聞不問。月英深夜裡哀嚎，無非想喝口水……
鄰居們能聽見，丈夫聽不見。白日，村裡女人們過來看她。她一排牙齒都綠了，一直九十度地坐在床上，無法躺下，下肢沒有知覺，女人們挪挪她的身體，臀部下面是蠕動的白蟲。
丈夫想，反正離死不遠了，也不要浪費了棉被，索性把她壘在幾塊方磚裡……
這樣的文字，碑一樣立在那裡，彷彿於荒原的月夜，陡然看見，直指人心。
其實她用筆非常淺淡，每一字，每一句，都很平凡，都是大白話，但她隨意把它們一組合，那個意思便有了，她想表達的便出來了，甚至超過了她想表達的……
這個天才女，對語言的運用似乎不用思考，單憑直覺，她寫文章就跟我們說話一樣自由，她有自己的調調，顛來倒去，在你耳邊咕咕唧唧， 但無論怎麼，都被她說成了錦繡文章。
她的臨終之作《呼蘭河傳》，在文壇的地位絲毫不亞於張愛玲的《金鎖記》，稱得上“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
十九歲的她離家出走，漂泊了大半個中國，歷經飢寒、戰爭、動盪、情殤、婚變……
最終落腳到香港，似乎為的就是寫這樣一部小說，這樣一部安穩、平靜和溫暖的小說。
那是1940年1月，蕭紅來到香港——此時，張愛玲已在香港待了兩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這是兩位天才女子的第二次交集：
在同一個時間段，生活在同一個城市。
她倆的第一次交集，在1934的冬天，蕭紅隨蕭軍去上海拜見魯迅。
那一年，蕭紅二十三歲——而十四歲的張愛玲正就讀於上海聖瑪麗亞女校，是個文藝少女，以天才自居，可是表面上很謙遜，不怎麼愛講話。她在繼母治下討生活，不快樂。
這個時期同在上海的蕭紅，卻迎來了生命裡難得的“黃金時代”。
曾經，她那麼窮，那麼飢餓，忍不住問：
桌子可以吃嗎？床褥可以吃嗎？
太餓了。這個飢餓的靈魂，被人拐騙在小旅館中，又遭遺棄，大腹便便……一個緊閉的房間，定格著一個女人一生裡最深的恥辱。
“英雄救美”的蕭軍，成了她的夫，開始被她的詩吸引，兩人一起生活後，開始輕視她的文筆。她坐在床頭奮力地寫，他則報以冷語惡言的嘲笑……敏感纖弱的她，面對心愛之人的否定，應該非常痛苦吧？
幸虧有魯迅先生的欣賞和愛護。
她在上海呆的兩年， 是先生生命的最後兩年。對於她來說， 先生差不多是神一樣的存在，彌補了多年父愛的缺失。
她每天跑去看他，對許廣平的不耐煩，假裝視而不見。
她靠近他，像寒夜裡趕路的人，本能地靠近光源，靠近溫暖。
有一次她去他家，一進門，什麼話也不說，就咯咯笑了。他問：“為什麼笑呢？”
她說：“天晴了， 太陽出來了。”
新添置了花衣服，也興沖沖穿了特意跑去給他看，他停下筆，認認真真地左看右看，給她提意見。
她在他面前，如此自在，有安全感，因為知道，他懂她，懂她所有的好。
同樣太陽出來了，張愛玲站在母親寓所的屋頂上，卻覺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裁判著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
高中畢業，她跟表姐們逛街，次次別人掏錢，總歸不大好，於是伸手問回國的母親要零花錢。
母親過慣了閒雲野鶴的日子，不習慣冒出一個笨手笨腳的女兒，開始了碎碎念，說如何艱難，你不能跟人攀比，舅舅家吃的都是黃家留下的祖業云云，你既然跟了我，就要學會清苦。
話說到最後，竟充滿譏諷地把一個玉鐲放到張愛玲手裡，說：
“你去當掉做零花錢吧。”
張愛玲哭著說：“我不要。”
母親冷冷地說：”你已經在要了。”
張愛玲哭著把鐲子放回母親的首飾盒。
如果沒有戰爭，她在港大順利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保送至牛津大學，後來的人生不至於這麼輾轉困苦，不至於討幾個零用錢，也要看母親的臉色。
幾年之後，她終於一腳跨了過來，就像奮力跨過一條大河，原本不可能的事情，憑藉手中的一支筆，輕輕巧巧過來了，洛陽一時紙貴，在十里洋場，她的風頭，甚至把當紅的明星都壓了下去。
她活得任情恣意，以為危險過去了，那個腐朽沒落的大家庭再也傷害不到她了。卻不料遇到不動聲色、老謀深算的男子，一頭栽了下去，萬劫不復。
這男子，為她的才華吸引，也為她身後的煊赫家世吸引，他靠近她，只為感覺到棋逢對手的刺激，如同薛仁貴與代戰公主在陣前相遇，忍不住想比鬥一番。
他只想征服她，將這個奇異女子收入囊中，納入麾下。雖然後來，他老老實實承認：“我使盡武器，還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她以為他懂自己，會慈悲，會給她一世的安穩和歲月靜好。殊不知，人家只是來跟你比鬥過招的。
這一番情劫，她依靠與生俱來的老辣，把來龍去脈看清楚後，果斷地了結，徹底放下了那個人。
這人世的冷熱炎涼，她用文字，塗上了濃墨重彩的一抹後，輕輕巧巧地越過去，不讓它傷害到自己。
她是比蕭紅更有力量的女人。
這兩個女人，一個冷，一個熱，一個理性，一個感性，截然不同，卻都驚才絕豔。她們，本來絕無可能有交接，蕭紅寫作的時候，張愛玲還是個中學生，張愛玲寫作的時候，蕭紅已經死了。
卻因香港，再一次隔空相遇，充滿了寓意。
蕭紅死在1942年1月，死在香港。
她處理自己的感情生活，總是那麼糊塗，錯一步，步步錯，一路錯下去，最後把命搭進去。
在香港的兩年，她身心得以稍稍喘息——日本人還未打進來——她開始了《呼蘭河傳》的創作，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她來到幾千裡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鄉；身患重病，得了沒藥治的肺結核，才跟童年有了親近；回望自己愛恨交織的一生，才知道祖父，那個溫暖的老人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人……
有人說她自私，先後生下的兩個孩子都送了人。但她對遇到的男人，毫無保留，全盤交付。人家只要給她一點溫暖，她就不管不顧地撲上去，貼心貼肺地對人好。
當年對蕭軍如此，蕭軍打她，她還幫他掩飾。後來對端木，也如此。仗打起來了，朋友幫她好不容易搞來一張離開的船票，她竟給了端木，讓他先走，自己挺著個大肚子，倉惶無著，聽天由命。
後來累了，乾脆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鋪一張席子，兩手撐著地，艱難而緩慢地坐下去——《黃金時代》裡的這一幕，讓人淚落。
結果她死了，這個把命交給愛情的女人，上天並沒有眷顧。
她死後不久，因戰爭終止了學業的張愛玲返回了上海——蕭紅生活了兩年，發表了成名作《生死場》的地方。
一年以後的1943年春天，張愛玲發表了以香港——蕭紅寫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為背景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鳴驚人，從此輝耀文壇。
命也？巧合也？
也許，作為讀者，我們並沒有資格感慨她們各自生活的不幸。
雖然不勝唏噓。這兩個文字起舞的女子，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留下絕世之作，滋養萬千讀者。
如果，她們能過上通常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少一些顛沛流離，多一些現世安穩；少一些黯然神傷，多一些喜悅歡欣。作為讀者的我們，也許會稍稍心安。
但上帝揀選她們，賦予她們超乎常人的才華和不同尋常的經歷，一定有他的理由。
在她們的作品背後，是人類敏感而驕傲的心靈——
直麵人生，不肯屈就；正視光陰，不甘湮滅。
無論是才華帶來了噩運，還是噩運成就了才華，於她們，都是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