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9102年了，走在路上還能聞到刺鼻的臭氣

走在路上，一陣臭氣飄來，時而淡、時而濃。即便不知道它的方向，你大概也能猜到，不遠處可能就有一堆垃圾或一條汙水溝。這是行走在城市難以避免的生活經歷。夏天來了，高溫之下，那些臭氣更加刺鼻。

我們一直在和臭氣打交道。在全世界範圍內，隨著近代史的開啟，人口聚集、工業和生活垃圾增長，如何處理酷夏的臭氣都一直在挑戰一個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在考驗一個社會的民眾設定議題的能力。後者是推動前者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動力。

科技在進步，環保觀念在更新，

然而很遺憾，人類至今沒有徹底解決城市髒汙臭氣。在國內，各地新聞也經常以治理政績的形式報道當地汙水處理。

而在歐洲工業革命早期，當城市化突然加速，即便當時如英國倫敦這樣的城市也無法處理環境挑戰。1858年，倫敦氣溫連日高升，在那個酷夏，因大量汙水髒水進入泰晤士河，這個城市出現了影響城市歷史程序的“大惡臭” （The Great Stink），有的地區甚至產生霍亂。抽水馬桶已經流行，但下水道還無法處理固體糞便，積滿厚厚的糊狀物，導致水洩不通。

《笨拙週報》（Punch）1858年7月10日的“大惡臭”漫畫。圖片轉載自historybuffed。com

生活在倫敦的人們，自發去記錄氣溫變化，抗議城市當局的拖沓做法。媒體也參與了這場控訴。

他們共同將現實情況議題化，迫使城市決策者和管理者調整政策，改修下水道，推動汙水處理系統的到來，並透過《泰晤士河淨化法案》等法案。

被捲入其中的有民眾，也有達爾文、狄更斯和時任財政大臣迪斯累裡等文化精英或政治人物。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文學教授羅斯瑪麗·阿什頓透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報刊、書信、日記、流言、庭審記錄和氣象檔案，在《大惡臭》裡描繪了一眾風雲人物的群像。他們和許多倫敦無名之輩一樣，在不同方向、不同範疇，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這起公共事件的影響，反之也影響著事件的程序。

原文作者 | 羅斯瑪麗·阿什頓

《大惡臭： 1858倫敦酷夏》

作者： （英）羅斯瑪麗·阿什頓

譯者： 喬修峰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3月

大悶熱

一場全民參與的高溫記錄

1858年夏天，倫敦的最高氣溫出現在6月中旬，創下了歷年來的最高紀錄。很多讀者給《泰晤士報》寫信，報告各地的氣溫及歷史記錄。

6月15日星期二，有位叫G。J。西蒙斯的讀者從倫敦北部的卡姆登來信說：

先生，今天天氣“格外熱”，很多讀者可能想知道氣溫到底有多高。請允許我附上這份觀測記錄，所用觀測儀器經過氣象學會檢驗。

背陰處氣溫（華氏）：上午9點，80。3度；上午11點，84。4度；下午1點，88。4度；下午2點，87。2度；下午3點，88。7度；下午5點，82。5度。最高溫度：89。9或90。0度（32。5攝氏度）；最低溫度：61。4度（16。4攝氏度）。雖有微風，但日平均氣溫還是高出平均值近15度。

該報同一版面還報道了6月14日倫敦兩處官方觀測點中午的溫度：海德公園86華氏度（30攝氏度）；布魯內爾的泰晤士河管渠入口，位於泰晤士河南岸的羅瑟希德，達到了87華氏度（31攝氏度）。6月16日星期三，背陰處最高氣溫達到了94。5華氏度（35攝氏度）。

很快，英國東南部紛紛寄來觀測記錄。7月1日，達爾文家鄉的《布羅姆利紀事報》報道，6月份該地區“晴天格外多”，自6月5日起就沒有降水，“酷熱的”天氣“在16日星期三達到了最高峰，背陰處為93華氏度（34攝氏度）”。附近的貝肯納姆有位W。亞當斯牧師，給倫敦皇家氣象學會寄去了他記錄的“每日最高最低氣溫表”，最熱的一天氣溫為91華氏度（32攝氏度）。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也深受“大惡臭”影響。

6月16日，下院圍繞兩個與蘇格蘭有關的議案進行辯論。其中一個涉及教會稅，1634年（查理一世在位時）開始徵收。很多蘇格蘭議員要求取消該稅，經過長時間的討論，議會最終還是決定“推遲六個月”再議。這天的會議一直開到下午將近六點。

財政大臣迪斯累裡在一封信裡把炎熱的天氣、《印度法案》、科林·坎貝爾爵士（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陸軍元帥）與印軍的最後一次交戰聯絡在了一起：“敵人就像印軍那樣，拒不投降，我也只好像科林爵士那樣，頂著烈日繼續戰鬥。”他解釋說，議會為了趕時間，不僅下午照常開會，上午也安排了會議；他要早起開會，晚上“通常都得半夜三點”才能睡覺，感覺整個生命都被“榨乾了”。

約翰·斯諾（John Snow，1813年3月15日-1858年6月16日），英國麻醉學家、流行病學家。在“大惡臭”期間，他曾用流行病學方法調查霍亂起源。

幾天後，《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則訃告：6月16日，“醫學博士約翰·斯諾因患中風”在“皮卡迪利薩克維爾街18號的家中”去世，“享年45歲”。6月8日，約翰·斯諾到皇家醫學與外科學會開會，9日晚與幾位醫生討論胸部疾病，10日病倒，16日去世。

1858年晚些時候，他的朋友、同事本傑明·理查森替他完成了遺作《論氯仿及其他麻醉藥》。理查森在該書序言中談了斯諾的貢獻，稱斯諾“最先發現了不潔水源與霍亂之間的關係”。

關於泰晤士河汙染問題的討論日漸熱烈，斯諾卻無緣參與了。

在百度，輸入關鍵詞“臭水溝”顯示的部分搜尋結果。這些圖片中不少都由網友拍下身邊的實景上傳到網站。

大惡臭

“腐臭河畔”與報刊的吶喊

6月18日，議會就泰晤士河問題辯論了四個小時。下水道管理委員會也召開了會議，但教區委員會、供水公司都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市政工程委員會莫衷一是，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泰晤士報》發表了言辭犀利的社論：

只要這個擾民的問題還沒有直接影響上院的老爺們和下院的大人們，他們就不會在乎倫敦居民的安全與健康。但現在，他們也逃不掉了，要麼逃離書房和會議室，要麼待在那兒聞毒氣。這樣倒好，他們也許不得不替倫敦人想想了。

既然早晚都得解決，為什麼現在不解決，還要再等三年？市政工程委員會就像一個做不出裁定的陪審團，不妨讓他們坐上汽船，在倫敦橋和沃克斯霍爾橋之間往返不停，直到他們就某個方案達成一致；或者，把他們全都派到臭氣熏天的河段，直到他們自己也無法忍受，再也不敢放任不管。

其他報刊也跟著吶喊起來。6月20日星期日，《年代》把泰晤士河稱作排汙渠，說下水道管理委員會經常開會，“討論”該由誰“掏錢安裝下水管道”，但一直無法達成一致，只好作罷。

該報還注意到，上週是最熱的一週，報刊上的讀者來信都在抱怨“泰晤士河又髒又臭”，當局應該感到羞恥。一位叫“T。S。”的律師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他就住在河邊的坦普爾：

我就是“腐臭河畔”的一名可憐的律師。泰晤士河的確已經腐爛，它在報復。坦普爾今天臭不可聞，令人作嘔。近三百萬人把汙物排到河裡，兩岸被臭氣籠罩……要把我慢慢折磨死……請允許我抗議，我不想被毒死；也請允許我問問，這件事到底誰負責。

這位律師那些恐怖的說法，源自當時流行的臭氣致病說，很多人擔心泰晤士河的惡臭會引發霍亂等傳染病。《倫敦新聞畫報》擔心會出現霍亂，還有很多傳言說河邊的居民正大批死亡，有人甚至說臭味能把站在河邊的人直接燻倒。

但事實上，統計發現，1858年夏天，疾病並沒有明顯增多，也沒有暴發霍亂，這或許能讓人相信臭氣並非致病原因。據推測，人們不再喝泰晤士河的水，不是怕喝了生病，而是太難喝了。1858年底，《年度記錄》回顧了這一年的高溫和惡臭，驚訝地說，“甜蜜的泰晤士河已經由銀色變成墨綠色”，但倫敦居民的健康居然沒有受到嚴重的摧殘。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年12月4日——1881年2月5日），蘇格蘭哲學家、評論家、歷史學家。他被看作是維多利亞時代最重要的社會評論員。

6月21日，星期一，托馬斯·卡萊爾（蘇格蘭哲學家、歷史學家）正準備兩天後去蘇格蘭避暑。他對朋友說，“這裡如炙似烤”，他和夫人已經基本不吃正餐了。

6月25日，約翰·羅斯金（英國藝術評論家）從瑞士的貝林佐納給他父親寫信，慶幸他父親住在倫敦南部，遠離泰晤士河和“所有碼頭橋樑”，不用像很多倫敦人那樣飽受其苦。“我雖然離提契諾河溼地不到五英里，”他寫道，“但環境好多了。”

美國曆史學家約翰·莫特利訪問倫敦期間，經常與知名政治家、上流社會貴婦、文學界名士共進三餐。6月20日，他向妻子描述了倫敦的酷熱，拿烤架上的聖勞倫斯作比。6月14日星期一，他與達爾文的哥哥伊拉茲馬斯吃飯，說即便按美國標準，這天也得算“酷熱難耐”。他說，整整一週，“沒人想到英國會這麼熱”，“空氣中有一種令人窒息的感覺。待在封閉的房間裡，戴著白硬領，更加憋悶。我這輩子頭一次覺得天氣實在太暖和了”。

《笨拙週報》（Punch）1850年5月11日諷刺臭水溝的漫畫。圖片轉載自historybuffed。com

達爾文家也受到了傳染病的影響，但與泰晤士河的臭味和水質無關。6月26日，達爾文從達溫給賴爾（後人稱他為“地質學之父”）寫信說：“村裡有三個孩子得猩紅熱死了，還有一些也已經不行了，非常痛苦。”

他說，他和妻子都很害怕，幾天前，他們15歲的女兒亨利埃塔，也就是埃蒂，病得很重，有點像白喉。1857年英國爆發過白喉，在此之前英國人並不知道這種病。6月25日，達爾文最小的孩子，18個月大的查爾斯·韋林，就已經有了疑似猩紅熱的症狀。

日本環保主題驚悚片《下水道的美人魚》（1988）海報。

周星馳環保主題作品《美人魚》（2016）畫面。

圈環裙癖

高溫下的女性時尚風味

由於前兩週酷熱難耐，《笨拙週報》在7月3日星期六發布了《消暑良方》，為讀者提供了一份求生指南：

不要再看議會辯論記錄，儘量保持涼爽……遠離蠟燭店……拒絕公共宴會……告別音樂會、古典四重奏、日場演出、晚會、團聚會、茶舞會、演唱會和私人聚會……寧肯多走一半的路，也不要坐烤箱似的公共馬車，否則會被烤熟……在涼爽的夜晚到來之前，不要參與任何沒完沒了的神學辯論。在這個大腦冒泡、全身關節烤得通紅的天氣裡……穿老式靴子……和緊身衣，太遭罪了。

天氣如此炎熱，女士們卻為了追求時尚，穿起了越來越臃腫的圈環裙，裡面還得穿硬布襯裙，想必更加難受，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維琪當時正在柏林忍受酷暑煎熬，聽說母親穿上了“鳥籠裙”（cage），又驚又喜，在7月24日寫道，“那得多舒服啊，又涼快又輕便”。達爾文的孫女格溫·雷夫拉特曾問埃蒂姑媽（達爾文的女兒亨利埃塔），穿圈環裙是什麼感覺。

格溫出生於1885年，見到的是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頭十年的時尚，女性穿長可及地的“粗花呢女裙，總是絆腿”，夏天還要穿背心、緊身褡、毛襪和長袖罩衫，熱得難受。埃蒂告訴她，穿圈環裙很舒服，“自從它們不再流行了，我就沒穿過那麼舒服的衣服。襯裙不貼著腿，走起路來既輕便，又輕鬆”。

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女裙的下襬不斷變寬，需要襯裙支撐，襯裙的硬度和重量也隨之增加，既要撐住裙子，又不能太熱太重。

“鳥籠裙”給了女性更多的空間，但也帶來了危險，被認為是一種殺人的時尚。

“圈環裙”這個詞最初是指一種用棉和馬毛（法語為“crin”）交織的硬襯布，可以增加襯裙的硬度，後來指1856年註冊專利的一種新式襯裙，既能擴大裙子直徑，又不會拖垮裙子和穿裙子的人。

它用彈簧鋼做圈撐，形似鳥籠，又稱“鳥籠裙”。裙子裡面有“籠子”支撐，“籠子”裡面是襯裙。

圈環裙至少流行了十年，後來女裙後部開始隆起，再後來又不再追求隆起。

有了鋼製圈撐，裙子就可以做得更大，裝飾得更精美，卻不會增加女性的不適感。迪斯累裡（即前面提到的財政大臣——編注）的妻子瑪麗·安妮就很新潮。1856年，她已經64歲，還給比她年齡更大的好友莎拉·布里奇斯·威廉斯寫信說，“這一季的倫敦女裝都很肥大，很華麗，花飾也多”。

BBC紀錄片重現倫敦汙水危機。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考文特花園的皇家劇院居然為了方便圈環裙出入，特意加寬了座椅和樓梯。這座劇院在1856年焚燬，後由愛德華·巴里設計重建。1858年5月29日，《笨拙週報》說這座新劇場已經投入使用，並特意強調：

“給女士們更多空間！她們比以往更需要空間”……我們以前的文章很少替圈環裙說話，但現在必須承認，女裝崇尚寬大，對男士也有好處。多虧了龐大而又可愛的女士們，考文特花園的新劇場才能建成那樣，男士們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腿伸直……英格蘭的紳士們，可以懶洋洋地坐在那兒看上一出歌劇，再也不用擔心膝蓋會痠痛。毫無疑問，這得感謝女士們。

日子不好過

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受高溫的影響

1858年影響最大的公共事件就是大惡臭。它在炎熱的6月迫使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採取了重要的衛生措施，不僅在隨後的十年裡治理了泰晤士河，還改善了整座城市的構造、基礎設施和景觀效果。

被稱為“倫敦抗糞人”的巴澤爾杰特（Joseph Bazeljett，1819年3月28日-1891年3月15日）。當時，他擔任倫敦大都會博物館（London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總工程師。

巴澤爾杰特修築的泰晤士河大堤，不僅包含了倫敦主下水道，緩解了斯特蘭德大街的交通擁堵，還容納了新建的地鐵網路，美化了地表景觀。1858年7月，迪斯累裡提交議案時，預計這項工程要用時五年半，耗資三百多萬英鎊。雖然最後投入的時間和資金都遠遠超出了預算，但物有所值，這項工程有力地推動了倫敦的現代化。

1865年，北岸的維多利亞大堤和切爾西大堤已經在建，南岸的艾伯特大堤也已動工，清理利用河道五十二英畝，修建下水道八十二英里。最終，主下水道花費了四百多萬英鎊，大堤花費了二百五十萬英鎊，此外還有大量資金用於美化或整修公園、花園、橋樑和街道。

1891年，巴澤爾杰特去世，《倫敦新聞畫報》對比了倫敦的舊貌新顏，認為“倫敦市政工程委員會的這項工程規模宏大，修建了主下水道系統，構築了泰晤士河大堤，極大地改善了公共衛生，使這座大都市更加便利，更加雄偉”。

巴澤爾杰特在臨終前回憶說，“泰晤士河大堤倒是值得驕傲，但下水道實在不值得稱道”：

河道的斜度一英里最多三英寸，但下水道要求斜度達到兩英尺。我們沒辦法，只能沿著河道往前挖，越挖越深，達到一定深度後，再用水泵抽上來。這當然很麻煩。有時花好幾周繪製了方案，卻突然遇到了鐵路或溝渠，只好全部推倒重來。工作十分繁重。

其實，地下的攔截式下水道才是這項工程的核心，將倫敦不斷增加的廢水安全運走，改善了公共衛生，只是不像地面上的大堤那麼引人注目。

如果說迪斯累裡的《泰晤士河淨化法案》是1858年夏天最重大的政治和公共成就，給倫敦居民的生活和工程建設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那麼最大的個人和私人成就則非達爾文莫屬。他已經默默地研究了二十年，理論也已經基本成型，但還想繼續研究下去。就在這時，他收到一位同行從東半球寄來的信和論文，被迫公開了自己的理論，並最終寫出了《物種起源》。

公眾並不知道他在1858年6月經歷的風浪，也只有幾位至交好友意識到他的著作可能會引發一場風暴。這年夏天也是達爾文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他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慾望和困境，公佈他的研究成果。

《笨拙週報》（Punch）1858年7月31日的“大惡臭”漫畫。圖片轉載自historybuffed。com

1858年的夏天格外炎熱，許多人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日子也不好過，如薩克雷、愛德華·布林沃·利頓和他妻子羅西娜、魯濱遜夫婦、愛德華·萊恩醫生、德比勳爵和他兒子斯坦利勳爵、布魯內爾與巴澤爾杰特、將印度納入治下的維多利亞女王、在海外考察的華萊士、倫敦報界的耶茨和薩拉、《笨拙週報》的作家、律師埃德溫·詹姆斯、當代生活畫家弗里斯和埃格、英國小說新星喬治·艾略特。

這些人物和許多默默無聞的倫敦人一樣，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這年夏天公共事件的影響。整個倫敦，尤其是泰晤士河兩岸，人們的生活都被那年夏天史無前例的高溫籠罩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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