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康斯坦丁式的心理學相比，和平心理學接受差異且心懷敬意
我們進一步來看致力於和平的心理學家和臨床治療師，以及深刻影響和塑造這種心理學觀點的神聖文化。當務之急是，如果鼓勵在治療中對信仰持更開放的態度，就一定要強調相關的權力讓渡。否則，恐怕一種強權的康斯坦丁式心理治療會吞沒來訪者。在心理治療背景裡，一位和平心理學家會更加倒空自己，更加透明。
作為現代心理學早期開創者，奧古斯丁細細地探究了自己的動機，慾望和內在的心魔。他是內在分析的終極使徒。他確實讓我們看到關於人類靈魂深度的深刻理解，但與此同時，我們不確定他的心理學是否帶來的是和平。我們的疑問是，他是否避免了康斯坦丁式的政教合一模式。
儘管很遺憾，我們還是要說，他沒能避免。對奧古斯丁的反思後，我們還要繼續探討心理治療和跨文化心理學是如何應對或抵制康斯坦丁主義的引誘。
在康斯坦丁的政治框架中，什麼樣的心理學能夠應運而生？我們想驗證這個論點，就是奧古斯丁的願景——借用政治手段來達到信仰的同質性，與不懂得聆聽內在矛盾聲音的這種心理學是相關的。奧古斯丁對心靈的理解正反映了他所生活的康斯坦丁式的政治世界。內在世界和外在環境彼此強化；心理活動反映了政治狀態。我們認為，不認可人的內部心理和外部公共環境有差異，這也是一種康斯坦丁主義，心理上的康斯坦丁主義。它並不和平。
奧古斯丁神學的內在性在他對多納圖派的問題反思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在這樣有異議的現實問題面前，耶穌的教導不一定是要求人們按照字面意思那樣完全順服。耶穌命令：“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奧古斯丁認為人們可以在內心裡保留對和平的責任，即使外在的境況證明和平沒有可能。我們認為，和平最終在哪裡都沒有，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心。
奧古斯丁的自我似乎不許留下任何空間給不屬於核心自我的某些未知的自己。他的“懺悔的自我”必須和上帝的真理結成一體，就如在公共領域斬盡拔除所有不和諧的東西一樣。對多納圖派信徒的政治立場正是如此。個人內在的心理狀態在公眾領域裡面透過行動顯明。能否有人與自己內心的“多納圖派”對話，聽聽他們訴苦，而不是直接消滅他們？科爾斯評論道：
自我之內，上帝的聲音與其他聲音相遇，直面不純的慾望、思想和歡樂。然而，這相遇並沒有對話的特質。原因就在於只要不符合神心意的，就全都是“空虛”—— 這個位置是被強加指定的。對懺悔的自我的特徵，更準確的描述並非“內在對話空間”（儘管常常是相左意見），而是“內在對抗立場”，因為這種深處的相遇——上帝的光與不屬他的之間——是以上帝的聲音奪取絕對一致為目標的。在神多重顯現的光中，各個維度的上帝交會、對話，萌生更深刻的真理。然而，對於處在他話語之外的一切其他事物，卻只剩一種獨白式的爭辯——從不止歇地讓對方緘默——絕沒有可能透過對話中他者的批判之光來顯明和照亮上帝。
科爾斯認為，正因為奧古斯丁壓抑了心中外邦人的聲音，所以，外在行為上他對外邦人聽而不聞。
順服不是一個建議，而是一個話語的傑作的要求，觸動責任、內疚與死亡，目的在於徹底排除異己——從內到外的非基督徒——那些構成“邪惡”“愚昧”和“虛榮”的東西。奧古斯丁的心理學與他的政治思想都贊同以強制的方法來征服人。那般銳利地批評羅馬帝國的奧古斯丁，卻又以希波主教的身份位置實施宗教獨一霸權。彼得·布朗（Peter Brown）甚至說：“奧古斯丁應該算是天主教異端審判行為的第一個理論家。”
奧古斯丁的心理學是一種康斯坦丁式的心理學，它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形態。他的目標就是一個整體化的敘事，其中對待內心和外在敵人的方式就是斬草除根消滅乾淨。我們可以認為這樣的推論是正確的：政治上愛自己的仇敵與心理學上尊重不同的聲音，這兩者是平行的。愛敵人不是要殺死他們，而是要聆聽。對待內心的敵人，不是簡單地消滅，而是要仔細傾聽、同情、理解，且站穩堅定的界限。當即把人逐出教會無法造就和平的心理學，奧古斯丁的觀念只能是把異己的信念和傳統逼進地下狀態。
奧古斯丁的失敗在於他無法接受他人所帶來的差異。我們認為，與康斯坦丁式的心理相比，和平心理學對差異接受且心懷敬意，尊重不同的傳統，認識到即使是在和自己不同信仰的宗教告白中，上帝依然存在。和平的心理學是非康斯坦丁主義的；它不試圖借暴力手段帶來任何內在或外在的改變。
和平最終能實現，靠的不是普世倫理的民主多元化、容忍或相對主義，而是以最深的委身，跟隨基督的榜樣。著名的使徒約翰在書信中記錄名聲敗壞的撒瑪利亞婦人遇見基督，後者超越了文化與性別障礙，不憚聲譽受損的風險，認可這婦人為“他者”，致其生命反轉。同樣地，和平的心理學在精神和實踐上都將是反康斯坦丁主義的。和好與療愈的達到，是經由對他者的完全認可，以基督的恩典，勝過康斯坦丁式心理學的盛衰。
像西方心理學那樣的一門學科，有可能避免成為康斯坦丁式的殖民主義者嗎？思考了被鎮壓的宗教團體和被困的部分內心情緒，讓我們把焦點轉移到被弱化的本土心理學。在這個部分，我們也仍然要強調讓出權力。不管是在國際上還是美國本土，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有能力提供普世可用的概括性知識這一角色，都日益受到批評。
批評人士意識到，在今天的後殖民世界裡仍然潛伏著殖民意識心態。這種心態明顯地體現在當時著名——但是日後臭名昭著的“麥考萊備忘”中。後殖民思想家設想，因為我們如今處在批判殖民主義思想的時代，所以殖民思想和行動就不應該在學術界有所反映。他們的論著中探討了殖民主義的問題和它對弱勢民族的影響。如此一來，後殖民時期的心理學照理說對於防止自己的理論形成專橫霸權應該會格外敏感；但更重要的是，它應該會根據從其他文化傳統學到的東西來改革自己的理論和實踐。
可是除了榮格以外，西方心理學的種種假設由於非西方心理學的貢獻而有所改變的跡象，我們並沒看到。拉丁解放神學的光輝傳說中，最被廣泛流傳的也許就是它所呼籲的“打破現狀的基督信仰”。拉丁解放運動的影響最終波及了拉丁本土心理學家的理論研究和學術反思。
馬丁-巴洛指出，作為一種西方舶來品，當前的拉丁心理學忽視了政治，且把政治主觀化，為不合理的“現狀”充當幫兇。
拉丁美洲心理學，不但沒有幫助人們拆除我們文化中那些讓權威合理化的常識障礙，把那些控制手段看做是性格特徵，還以主動的行為或者默許的態度“認購”了心理主義的統治。對資料化的資料的偏愛，加劇了這種卑躬屈膝，更加重這種態度的是：學者在乎的是“理解”個人，而非在轉變整個社會的同時轉化個體。馬丁-巴洛溯其根源，認為這種偏向來自被殖民的依賴歷史，也來自對技術的著迷和對西方科學的模仿。從本質來說，拉丁心理學希望被認同是科學，能與西方心理學爭一日之長。
結果，拉丁心理理論與實踐成了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心理學。正統行為主義、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以及近幾年的，認知心理學，都在拉丁文化環境中被廣泛使用。然而，在美國範圍內被選出來做研究的問題，對於拉丁文化或思想來說都很異質：一個科學化的心理學和靈魂的心理學的比較、世俗心理學與基督教人類學的差異、唯物主義心理學與人本主義心理學對比，以及反動的心理學對應進步的心理學。
馬丁-巴洛的迴應是：從受苦人的角度，從拉丁人民的抱負和掙扎中，設計理論和實踐的工具。然而，若要實行，拉丁心理學就必須脫離北美心理學正規化的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