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仿製抗癌藥的功與罪：患者稱其能續命，多名藥商因它獲刑
被關押4年7個月之後，“重見天日”的何永高談及自己違法售賣印度仿製抗癌藥一事，仍覺得“很有成就感”。
何永高曾在重慶做原料藥進出口貿易，2009年開始受癌症患者之託，從印度購買仿製抗癌藥易瑞沙。他說，正版易瑞沙服用一個月大約五六萬元，印度仿製的藥則只需兩三千元，“藥效卻幾乎一樣”。
一名肺癌患者家屬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這種被稱為靶向藥的抗癌藥對許多病人來說是續命藥，“沒有它最多半年人就沒了，但正版藥價格太貴，我們實在吃不起，要是沒有仿製藥就只能等死。”
“停了藥就斷了病人的生路。”何永高抱著這樣的想法，幫越來越多的患者購買印度仿製藥，自己從中提取“勞務費”。
2014年1月，何永高被江蘇警方從家中抓走，涉嫌的罪名是銷售假藥罪，同案還有14人涉案。
2018年8月31日，連雲港中院以銷售假藥罪，判處何永高等11名被告人3年9個月到6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處緩刑，3人免於刑事處罰。
一審宣判後，何永高認為一審量刑過重提出上訴。2019年3月27日，他接到江蘇高院通知，要求他前去進行庭前訊問，“案件很快就會有最終結果了。”
這起“假藥”案的被告人，除了何永高等藥商，還有從買藥發展成藥販的多名患者家屬。涉案的印度仿製抗癌藥，是患者眼裡的續命藥，卻也是何永高等人一審獲刑的罪證。
實際上，關於印度抗癌藥的“真”與“假”，在該案一審判決期間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連雲港市食藥監局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涉案藥品“按假藥論處，不是假藥，和假藥是兩個概念”。
“假藥”還是“神藥”？仿製藥被販賣的背後，是患者生命健康權與當前藥品管理秩序的衝突，是一場情與法的碰撞。
續命“神藥”
在老伴去世5年多之後，80歲的陳年昕（化名）至今回想起她生命的最後幾年，仍覺歷歷在目。他說，那是如過山車似的一段時光，他們在絕望與希望的交替間艱難求生，最終讓老伴兒“多活了三年”。
陳年昕回憶稱，2009年春天，他的老伴兒因咳血送去醫院，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那年她68歲，醫生卻說她活不過半年了。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又換了一家醫院檢查，但最終的結果與之前的醫院是一致的。”
查出肺癌後的一段時間裡，陳年昕一直在醫院陪著老伴兒，從放療到化療再到病灶切除手術，他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經歷失望。他說，那段時間，他們把所有可能有效的治療手段都試了一遍，可不但沒有效果，老伴病情反而惡化了，“這時候醫生推薦了一種叫易瑞沙的抗癌藥，說雖然無法治癒，但能夠維持續命。”
陳年昕沒有購買醫生推薦的易瑞沙，他被這種藥物昂貴的價格給嚇住了，“一盒就要一萬七千元左右，一個月一療程，這麼吃下來每月得花五六萬元，我們實在負擔不起。”
陳年昕說，老伴兒的病治到這個階段，他已經不抱什麼希望。那段時間裡，他腦海中浮現出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盡人事聽天命。有一天，病房裡一個病友告訴他，那種名叫易瑞沙的抗癌藥，印度生產了仿製藥，“一盒只要3000元，能吃一個月。”
陳年昕在病友的推薦下聯絡到當地一名“藥商”。他至今仍記得，那名年輕小夥叫何永高，第一次見面時，何永高親自把藥送到了醫院的病房裡，“我們沒有多說話，他看了病床上我老伴兒一眼，把藥給了我，收了3000元就走了。”
陳年昕沒有想到，何永高送來的這瓶藥讓老伴兒的病情逐漸穩定了下來，驚喜之餘，他將這瓶印度仿製的易瑞沙拿給醫生看，“醫生說，這藥能救我老伴的命。”
此後，陳年昕一直從何永高處買藥。幾次接觸之後他得知，何永高手裡的仿製抗癌藥在重慶牽繫著數十名癌症患者的命。
陳年昕說，當時國內仿製藥市場混亂，有不少人在賣假的仿製藥，服用之後完全沒效果，“對於很多病人來說，能找到賣有效仿製藥的藥販子，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關鍵。”
基於這個原因，何永高的存在讓陳年昕一家感到無比踏實。但2010年底，陳年昕突然聯絡不到何永高了，四處打聽之下，他才知道何永高因銷售印度仿製藥被江西宜春警方抓捕，儘管最終沒有追究刑責，但陳年昕卻因此瞭解到售賣印度仿製藥在國內是違法的，“心一下子又懸了起來，我們都不知道，如果何永高再出事，我們這些病人該怎麼辦。”
被需要的人
2013年7月，陳年昕的老伴兒因肺癌去世，此後，他再也沒有聯絡過何永高。他不知道，老伴兒去世僅5個月之後，何永高就被江蘇警方抓獲，並最終站在了被告席，成為銷售假藥的罪犯。
2019年4月3日，取保後的何永高談及此前賣藥經歷時稱，在接觸印度仿製抗癌藥之前，從未有這麼多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這令他有一種“被需要”的成就感。
何永高回憶稱，2009年他做進出口貿易，在出口的貨物中有一種原料藥叫吉非替尼，是生產抗癌藥易瑞沙的主要原料。因業務需要，他在許多當地的論壇和貼吧裡發帖打廣告。
何永高在廣告語中曾多次提及吉非替尼，他說，可能是這個原因，有人誤以為他是做成品藥的，“突然有一天，一個陌生電話打了進來，他說他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希望我幫他從印度搞些易瑞沙回來。”
何永高說，對於這個陌生電話，他起初並沒有放在心上，解釋清楚自己的業務範疇之後，很快這件事就被他拋在了腦後。
但此後的一段時間，那名肺癌患者又連續打電話請求何永高“幫忙救命”。這期間，另外一些患者也陸續打來電話詢問買藥一事，何永高由此得知，所謂印度易瑞沙，其實只是一種仿製藥，價格與正版藥之間差了十餘倍，但藥效卻幾乎相同。
“兩種藥的包裝是不一樣的，正版藥一盒16800元，只能吃一個星期，印度的藥一盒吃一個月，價格在2000到3000元不等。”何永高說，在患者及家屬的連番勸說下，他最終答應試一下，並透過自己的渠道聯絡到易瑞沙在印度的廠家，“廠家說他們不直接銷售藥品，但向我提供了一份經銷商的名單。”
何永高最終選擇了新德里的一名叫貝爾森的經銷商，以每瓶1400元的價格購買了12瓶仿製易瑞沙。
何永高記得，第一批仿製藥是透過快遞的方式郵寄到國內的，“這些藥當天晚上就全部送到了病人手裡，每盒藥我加收了200元，算是勞務費。”
何永高沒有想到，這次事件過後，他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了，“許多患者慕名前來求藥，甚至有腫瘤科的醫生打電話來詢問詳情，說想推薦病人在我這裡買藥。但從始至終，我沒有主動去推廣過這個藥，沒有給醫生送過錢。”
隨著求藥的病患越來越多，何永高從印度購進的仿製藥種類也逐漸增加，治療白血病的格列衛、治療肝癌的多吉美等仿製藥的購藥渠道，都被他逐一打通。
但隨著購買藥品數量劇增，原先透過快遞郵寄藥品的方式已行不通了。何永高專程前往香港找到一名“水客”，雙方商定，由印度經銷商將藥品空運至香港，再由“水客”把藥品帶到內地郵往重慶。
由於進貨量急劇增加，印度經銷商給何永高的出貨價格也從開始的1400元降到了幾百元。
何永高說，那時他已經知道銷售印度仿製藥在國內不允許銷售，“但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就很難停下來，停了就斷了病人的生路。”
患者家屬成了藥販子
何永高最終為他開出來的這個“口子”付出了代價。在他所稱的這條癌症患者“生路”上，還有其他14人同樣觸犯法律而受到制裁，其中不乏一些患者家屬，柳楊便是其中之一。
柳楊的父親柳治忠（化名）談及兒子，露出一臉自責的表情。他說，柳楊是為了幫母親買印度仿製藥，為了減輕家裡經濟負擔，才走上賣藥的路。
2004年10月，柳治忠的妻子在江蘇省腫瘤醫院查出肺癌晚期，當時癌細胞已經擴散，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妻子便會因肺功能喪失無法呼吸而喪命，“醫生建議保守治療，但6個月治療下來，病情沒有任何改善反而越發嚴重了。”
與陳年昕一樣，柳治忠在妻子治療期間也從醫生處獲知了易瑞沙，但因為價格原因而選擇了印度仿製藥。
柳治忠告訴澎湃新聞，妻子剛查出肺癌時，兒子柳楊還在上學，他便自己在網上找到藥販子買到了印度仿製的易瑞沙，“幾次買下來，價格從原來的3600元降到了3000元，柳楊還在網上查到了2200元的藥，我們都覺得這個行當水分很大。”
柳楊畢業後在江蘇連雲港一家醫藥公司上班，在這期間，他不斷在網上查詢靠譜的中間商，希望能買到便宜而有效的印度易瑞沙。他的朋友張旭也參與進來，幫助柳楊尋找中間商。
2010年前後，張旭與身在重慶的何永高搭上了線，這使他們購買印度仿製易瑞沙的價格直接從2000多元降到了千元以內。
柳治忠說，在他妻子患病期間，由於柳楊總能找到渠道買到便宜的印度易瑞沙，病友們相互介紹之下，越來越多的癌症患者開始聯絡柳楊，希望能他們帶藥，“我們家中有病人，很清楚癌症患者遭受的痛苦和家屬承受壓力，別人打電話來求孩子帶藥，他根本沒法拒絕。”
因為幫忙帶藥的數量越來越多，柳楊和張旭的名氣在連雲港癌症病友圈裡也越來越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旭甚至把藥賣到了徐州，並在徐州發展了馬前、唐寧、馬慶志及馬毛毛4名下線。
今年3月29日，馬前向澎湃新聞回憶他接觸印度仿製抗癌藥的經過時稱，他的遭遇與何永高相似，也是因此前從事醫藥銷售而被患者請求幫忙，此後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從張旭那裡拿貨每盒是900元，由於進貨量大，運輸成本也高，賣給病人時加了幾百元，每盒1200元左右。”
據馬前介紹，徐州的幾名“藥商”裡，他與馬慶志系叔侄關係，馬毛毛是他的下線，而唐寧的情況與其他人略有不同，“她因為父親有肝癌，為買藥趟進了這潭渾水。”
馬前說，2013年底唐寧因銷售假藥被公安機關抓獲，她的父親因此斷了半年的藥而導致病情惡化，儘管後來又透過其他方式買到了仿製藥，但因為經濟拮据，他瞞著家人減少了藥量，“2018年3月，唐寧的父親在家中去世了，老人等了4年多，直到死也沒能再見女兒一面，他說是他連累了唐寧，親手把女兒變成了‘假藥販子’。”
“假藥”之罪
唐寧被抓後，又有包括何永高在內的十多人陸續被抓，而被列為第一被告人的，是一名叫林永祥的香港籍男子。
2018年8月31日，江蘇省連雲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銷售假藥罪，判處該案11名被告人3年9個月到6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人被判三緩三，3人免於刑事處罰。
一審判決後，何永高與林永祥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對於這名來自香港的第一被告人，何永高總結稱，林其實只是被印度經銷商找來充當了“中轉站”的角色，“他自己有公司，不差錢，參與進來可能更多是為了幫忙。”
何永高介紹，2013年初，由於此前“水客”開闢的運貨渠道狀況頻出，許多藥品送到病患手中時經常因包裝破裂而無法服用。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印度經銷商找到了林永祥，希望他幫忙中轉，負責將印度仿製抗癌藥從香港運到內地。
“林永祥是開醫藥公司的，他有資質，可以大搖大擺地把藥品從香港運到深圳。”何永高說，此前“水客”帶貨通常會把整箱的藥品拆開，化整為零，這樣就容易導致包裝破損，“自從林永祥加入進來後，這個問題就再沒出現過。”
2013年底，何永高等人在國內售賣的印度抗癌藥在江蘇連雲港經人舉報後，警方很快將柳楊、張旭等人抓獲，並順藤摸瓜將其上下線十餘人陸續抓捕歸案。2014年7月，林永祥也被警方抓獲。
法院認定，林永祥從2013年初開始，經印度人ANKIT主動聯絡後，向中國內地銷售無進口批文的印度仿製版易瑞沙、格列衛、特羅凱、多吉美等抗癌藥共計350萬餘元。
此外，連雲港中院在一審判決中還認定，柳楊從他人處購進印度仿製抗癌藥加價賣給下線喻甦、張歌萌共計345萬餘元；喻甦從柳楊及他人處購進印度仿製抗癌藥，加價銷售給他人，總金額為212萬餘元；何永高從林永祥處購進印度仿製抗癌藥，加價銷售給他人，銷售金額為54萬元。
案件中其餘被告人的銷售金額最少的5萬餘元，最多的則有590萬餘元。
澎湃新聞注意到，在一審判決中，儘管法院最終以銷售假藥罪定罪，但其中關於何永高及林永祥等人銷售的藥物則描述為“無進口批文的印度仿製藥”。
林永祥的辯護律師葛紹山稱，涉案的仿製藥是否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假藥”，在民間乃至整個癌症患者群體中有另一套“認定標準”，“這裡面有一種特殊而微妙的供求關係，而這種關係導致了供貨者獲罪，甚至有人家破人亡。”
林永祥的另一名辯護律師鄧學平認為，藥品管理制度的首要價值應當是生命健康，其次才是藥品管理秩序，“既定的制度應為挽救生命留下一條‘綠色通道’。”
鄧學平說，類似的案件在國內並不鮮見，也曾出現過輕判或不予追究刑責的案例，“我們申請江蘇高院開庭審理此案。3月下旬，江蘇高院已經對案件的被告人進行了庭前訊問，相信很快案件就會有最終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