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以後才明白：愛情與麵包 都市女性的焦慮
冰點特稿·第1097期
女人三十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王夢影
很難統計北京這座擁有2010。7萬常駐人口的超大都市裡，多少女性正迎來而立之年。時間消逝在鍵盤敲擊聲裡、地鐵轟鳴聲裡、音樂節奏聲裡、高跟鞋親吻地面的噠噠聲裡——其中的一些腳後跟貼著創可貼，因為要走很長的路。
她們很可能屬於中國最初也是最後一批獨生子女，她們的父輩正在老去。
調查報告顯示，這個年齡段的女性正處於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她們同時面對著一個殘酷的婚戀市場。有“紅娘”機構對女性客戶實行階梯收費，年齡越高收費越高。而男性客戶的收費不受年齡影響。
30歲是個坎兒，32歲的北漂張寧寧從小聽這句話。
張寧寧來北京13年，工資增加了4倍多，歷經7任老闆，前4個挑了她，後3個她選的人家。單身，她有一次幾乎要結婚，也有一次失戀後，整個人“破碎”得差點站不起來。她的微信通訊錄膨脹著3200人，能聊心事的朋友一隻手能數得過來。她仍買不起房。
她嘗過這座城市給的糖，也領教過它的殘酷。她有所積累，卻還期待更多。這座城市裡有無數個她，徘徊在立與不立之間。
潮頭與潮尾
張寧寧每天早上搖晃12站地鐵到達公司，夜裡有時會加班到11點。成都的父母即將入睡的鐘點，海淀區寫字樓燈火通明，手機應用約車回家慣常要等上40分鐘，最多一次時，顯示83人正在排隊等一輛車。
西北三環向外輻射是網際網路公司的主要地界，合併和分裂的板塊劇變在樓宇間悄然發生，有人融資千萬元，也有人失敗自殺。她隱身在轟鳴產業鏈條裡。
每隔數月會有一次大活動，她需要在兩天內詢問至少400人“親在嗎”，並用儘可能私人化的寒暄和微信表情包裹住重複百遍的公事公辦。通訊錄的3200個人名裡備註著職位、公司、相遇的地點、時間——這是個過分熱鬧的圈子，不這麼做根本記不住誰是誰。
她“變得很糙”。粗暴的感嘆詞時刻掛在嘴邊，罵罵咧咧地敲下上萬字的總結，徒手搬運一箱箱物料，挽起袖子為突然出現的危機熬夜加班。
她知道聊天介面不斷提示的新問候裡哪些可以交朋友，哪些是單純來敲竹槓的，可以輕描淡寫地打發了。
她算是圈內人了，會面對朋友圈瘋轉的產業風雲露出“我早就知道點兒了”的笑容，但也只限於知道一點兒而已。
笨拙適應的歲月早已過去。19歲時，張寧寧孤身一人來北京投奔表哥。她報名參加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成人自考本科，住進了學校邊上一個8人小單間。這個成都姑娘高考被調劑到了家鄉一所二本院校的路橋設計專業。她沒興趣，乾脆放棄了。
她總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世界。2007年，整個北京都在期待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條條大街嚴整以待，寫有“Welcome”的橫幅垂下來，成團成簇的花朵擺上去。張寧寧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稅前4000元的月工資。
在筒子樓出租屋陰暗過道和寫字樓投下的巨大陰影裡，在謝天笑的搖滾演唱會和Excel報表間，張寧寧懷著“試試看好不好玩”的心態迅速成長為靠譜的職場人。
她在大小公司間跳躍，尋找著更好的機會，甚至在一家體制內單位的業務部門裡短暫停留過。這段經歷在後來的求職面試中差點不利於她。面試官認為，經歷過市場還貪圖穩定，是一種嚴重的不思進取。
時有巧遇，這份工作中結識的朋友成了下份工作的老闆。她也錯失過風口。2010年，一家小網站招人，張寧寧入選了。那時的男朋友勸服了她，“太辛苦，看不清前景”。同去面試的女性好友則選擇留在那裡。
後來8年間，這家“看不清前景”的小網站迅速發展成中國原創影片網站執牛耳者，引領了一個流媒體時代，又在巨頭並進的付費影片網站鬥爭中漸漸失勢，被當時的強者收購，收購者繼而式微被更強者收購。那個留下的女孩以多倍速成長，升任中層，風景看盡，又跟隨原團隊成員再次創業，依舊辛苦、前景不明。
張寧寧現在的公司最近的一輪融資金額巨大，不斷有新業務展開。她們團隊的成員則把“這家破公司也許明天就倒了”掛在嘴邊，權作調侃。她們不避諱談論失敗，公司生生死死，而人只不過換個地方，永遠學習，永遠向上走。再劇烈的風雲變幻，也不過轉變成日復一日的繁瑣工作。
年齡在這裡概念模糊，人人都有一張年輕的臉，時刻被期待精力無窮。與張寧寧並肩工作的同事中不少95後，年齡最小的剛剛大學畢業。她和照片中20歲的自己相比變化不大，瘦削，黑直髮不做打理，T恤上有卡通圖案，牛仔褲、運動鞋。網際網路公司自傲於扁平化管理，部門有時像個學生社團，領導和下屬互稱“小夥伴”，互發“魔性”表情包哈哈大笑。
這個圈子崇拜青春，最熱的標籤從80後變成00後僅花了5年。
可能性與安全感
張寧寧的30歲不會拖延到來。20歲時，她覺得30歲無比遙遠。如今32歲了，她卻感覺20歲彷彿就在昨天。
她能感覺到體力上和20歲同事們的差距，像一首歌裡唱的那樣，“害怕風吹日曬，害怕路太遠，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都睡不回來。”
心態也有微妙的變化。團隊的小姑娘一次直愣愣地指出其他組的問題，結果承擔了修正的任務。張寧寧彷彿看到了當年的自己：不拐彎、愛表現、想盡辦法多付出一點點，讓人群裡的自己被看見。她如今繞著麻煩走，“佛系”，講界限——工作和生活分開，自己該做的和他人在做的分開。
她依舊繁忙，腳下浪潮不倦向前，人不進步就是倒退。但某種疏離感正在生長，她與周圍飛速變化的一切保持著相對靜止，像浪潮上的浮島。
產業發展的榮光和她從未真正相關。13年裡，北京市的平均工資翻了一番，四環內的平均房價漲了10倍不止。細算起來，張寧寧距在北京擁有自己的房子最近時，還是初來乍到工資最低的時候。
19歲時在北京站的人潮裡，張寧寧以為自己終於抵達了想要的世界，“充滿無限可能”。留在老家的高中同學紛紛結婚生子，大部分一直幹著同一份工作，日子緩慢而幸福，“一眼能望到頭。”
如今，北京這些一眼望不到頭的可能性讓32歲的張寧寧有些迷惘。她不知道再過幾年公司還會不會在，自己又在哪裡，是不是還有精力拼下去。
她擔心自己掙到頂了。
2017年年初，一家著名技術企業被曝裁了一批45歲以上的員工，“清理”了34歲以上的交付工程維護人員，將他們轉崗、分流。這家企業度過了30歲的生日，急於在激烈競爭中吸收新鮮血液，維持青春。
而立之年，女性處境更加艱難。一家招聘網站2017年、2018年連續兩年針對職場女性展開大規模調查報告。報告提到，30到34歲的女性處於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其中四分之一感到比較或非常嚴重的性別歧視。女性整體收入比男性少22%；升上管理層的女性比例遠低於男性，72%的被訪者表示自己的直屬領導為男性。
調查顯示，這個年齡段未婚孕女子感受到的歧視最為嚴重。
張寧寧的屁股搭上過一隻不懷好意的手。她上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型公關公司，待遇不錯，同事和睦。公司的一位男領導一次和她共同外出辦事，途徑小巷，那位平常和善厚道的已婚男士探出了手。
張寧寧有些不敢相信地彈開了，罵了句髒話。第二天，她就殺到人力資源辦公室，要求嚴懲。
手的主人最終遭到了一次嚴肅的警告處理，扣了獎金，可仍留在公司——他是聯合創始人，公司不可能開除他。領導層當天找到張寧寧，表達了對這類事件嚴懲不貸的態度，並懇請她不要張揚此事，出於“對她個人名譽和公司聲譽的保護”。
在不張揚的空氣裡，這條新聞傳遍了全公司。道完歉，那位手不安分的領導開始處處給她“小鞋”穿。公司領導層建議幫她換組。
“得了，也別給你們添麻煩啦。”這名火爆脾氣的受害者最終自己離開了。
有與沒有
陳小河領教過職場刻意輕描淡寫的不友好，體面之下內傷累累。
1988年出生的陳小河碩士畢業於北京一所名牌大學，面板白皙，長髮大眼。她在一家投資機構工作時，公司領導總期待她能主動承擔一些服務性的瑣碎工作，卻不對男下屬有同樣的要求。他露骨地評價陳小河的美貌，並暗示她要多與客戶們“接觸接觸”。
這個外地姑娘在28歲時艱難地換了工作。她不止一次在求職面試時被詢問是否有結婚生子的計劃。“公司看你年齡差不多了，擔心沒幹幾天就生孩子去了，太不值。”
她最終做了金融記者。戰場沒變，金融街的玻璃牆如叢林，國貿地下通道如迷宮。這些是北京稅收增長最快的地區，櫥窗裡一份甜點售價百元上下，碩大招牌間的操作涉及金額帶著一時難以數清的零。
帶她的“前輩”比她小，同齡的同事已經在這行耕耘多年，她奮力追趕。
換了行當，她仍舊常常被教育搞好人際關係，和領導套好近乎，周圍人的努力也不完全是出於對這一行的熱愛。
她常常思念學校，想回到那個單純的環境裡再紮紮實實學幾年新東西，換個方向。可她捨不得學習的時間成本——哪家公司願意要一個過了30歲的女性新人呢？
換工作後，收入不如以往，但陳小河覺得自己好像快樂了一點。第一次在文章後看到自己的名字時有種奇妙的感覺：輕飄飄的三個小字，表明那是屬於她的成就，誰也無法冒領。
新聞是她少年時代就憧憬的工作，陳小河最終決定相信一切折騰都是值得的。她的30歲生日在北京一家頂樓餐廳裡慶祝度過，蛋糕燭火下，車流燈光迷離一片。第二天睜眼沒感覺到比昨天的自己成熟多少，頂著因宿醉而嗡嗡作響的腦袋，趕去某個釋出會。
她仍忍不住左顧右盼，惦記著某個同學升職加薪，羨慕某個同學創業了年薪百萬。奮鬥似乎永遠沒有頂，總有人在更充滿希望的領域裡。而前輩告訴她，行業受限，資歷增長她的薪資水平也不會有太大變化。
她不覺得自己算是執著於物質的人。在北京這些年，她逐漸有能力擁有越來越貴的名牌包包，也沒磨滅對便宜帆布袋子的熱愛。混著背，都挺美。
“可我總是忍不住在比。”她說，“別人有的我沒有，是不是就代表我比她們差？”
愛情與麵包
陳小河上一次哭是某個工作日，她連著跑了3個活動，回家跌進沙發淚流滿面。那完全是生理性的淚水，“太累了”，身體在抗議，內心則沒有一絲波瀾。
這個年齡再難為愛情落淚。她只記得大學畢業季和那時的男友分手，在宿舍的被子裡壓抑著嗚咽。
根據一家婚戀網站釋出的《2018單身女性調查報告》，受訪單身女性認為理想的晚婚年齡是27歲到30歲。對她們而言，30歲後的每一次日出，都是理想遲到的計數。
“對女性來說，30歲肯定是一個坎兒。”北京一家“紅娘”機構創始人范陽君說。不到25歲的女性客戶在尋找伴侶時有相當優勢，過了35歲則困難重重。30歲上下的女性位於希望與絕望間。
年齡匹配的“優質男性”大多結婚了，還留在感情市場上的懷著和同年齡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態。30歲上下未婚，女性客戶多追求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男性客戶則大多計劃“多玩兩年”。“無論在職場上還是在社會生活中，很多男性體會不到女性感受到的那種年齡帶來的社會壓力。他們正值盛年，不覺得著急。”
張寧寧遭遇過一位創業新貴不加掩飾的提議：做我的情人吧，不結婚，我不干涉你的事業，你不干涉我的家庭。她果斷拒絕了，對他的坦蕩甚至生出幾分敬意，只是再無法直視這位已婚男士朋友圈驕傲曬出的孩子照片。
她在27歲那年失去了相戀5年的男友。婚期都定了，對方劈腿了。這次慘烈的失戀逼她重啟了人生。她懷疑在那個路口婚姻的可能被錯過了，再難回頭。
“其實我們就是太挑啊。”張寧寧笑了。她覺得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條件相當，還要感覺投緣。
29歲最後一天，張寧寧本該赴一場生日宴，有個“差不多合適”的男人在那裡等待。“去了就應該在一起了”，習慣牛仔褲的她甚至換了條裙子以示決心。過景山公園，4月春光漫過紅牆來，她突然不想繼續走，跳下車，扎進花海里玩去了。
陳小河咬緊牙關：不能將就。她等了太久了，“不是找不到”，只是“想確定對的那一個”。可城市偌大，那個人卻不知何處。
她畢業後最長的一段感情持續了3年。對方是父母介紹的，“算是門當戶對”，兩個人明確奔著結婚去。她在開端時就隱隱感到了不對，壓了下去，直到生活態度的矛盾逐漸惡化為糾纏每個細節的爭吵。
“年齡越長的男性，反而越偏愛年齡小的女性。”范陽君說。很多年過30歲的男客戶會直接要求30歲以下的伴侶。反而是年齡小於25歲的男性不介意和姐姐們試一試，能接受的年齡差一般也不會特別大。
陳小河也接觸過比自己小几歲的“小鮮肉”。但這場姐弟戀情並未如熱播韓劇《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一般浪漫展開。男生“太幼稚”，老愛拉著加完班疲憊不堪的她打電子遊戲。她則太輕易識破小朋友的“撩妹”伎倆，不忍心拆穿，不得不配合表演。最終，陳小河提出了分手，“我還是別禍害你了吧”。
30歲的倒計時懸在尋找伴侶的願望上。一些臨近三十的女性缺少安全感，會著急要求“紅娘”多提供一些備選，恨不得幾天見一位，只怕錯過。而另一些女性則分外謹慎，她們經濟獨立，不想為一個隨便挑選的男人降低原來的生活水準。
出生於1989年的王玫計劃在30歲那年結婚。
王玫和三里屯見證了彼此最蒸蒸日上的時代。這片北京東城臨近諸多駐華使館的地界曾以先鋒酒吧和魚龍混雜的“小髒街”著名，於2008年接受了地產專案48億元人民幣的洗禮。王玫在2013年回國，加入到這場變化中。
王玫是北京土著，含著金鑰匙長大，比同齡女孩見過更多選項。媽媽在股災中痛失千萬元，她安撫媽媽：“您只當給我買了套房，我沒去住。”
她“愛自由”，高中畢業後去美國洛杉磯大學讀一個排名靠前的專業，待了兩年覺得考試太多不開心，又折騰去英國唸了幾年書，父母也只有微笑支援。
她覺得這輩子已經“毫無保留地愛過一個人”了。那是她在英國讀書時的同學，兩人閃婚，她相信就此要相夫教子幸福一生，日日早起準備好飯，蘋果削皮，酸奶插好吸管。她幾乎負擔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開銷，並不吝砸錢幫他開品牌鞋店。
這可能反給男方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離婚”終於出現在越來越頻繁的爭吵裡。王玫沒當真，隨意裝了點衣服拖箱子就走，“想嚇嚇他”。走到門口，丈夫說：“你把鑰匙和門卡留下吧。”
那一刻，她明白了，她心死了。
如今的王玫習慣著西裝外套、嘴唇鮮紅，經營著一家在週二晚上仍近滿座的女性主題酒吧。從視窗望去，明亮櫥窗閃耀著國際品牌的奢侈品，形形色色的人拍照、花錢、找樂子、找愛情。她熟悉這片摩登熱土的古老規矩，要販賣快樂，得打點上下，廣交朋友，託對人才能辦成事兒，不能“抬著豬頭找不到山門”。
談起要嫁的那個男人，除了愛她以外，王玫說最重要的一點是與她“門當戶對”。
她不缺錢，也沒興趣要他的錢。但她越來越堅信，財富要吸引對等的財富才能發展，“老道理要聽，老話要信”。
同樣生於1989年的嚴秋爽在30歲來臨前夕，決定與丈夫分居。
嚴秋爽和丈夫結婚3年，“皮革婚”，“開始有點韌性了”。 內蒙古姑娘嚴秋爽眉眼帶笑、豐滿，從本地一所大學畢業後來了北京，供職於一家大型國有乳業企業，在那裡認識了丈夫。她骨子裡浪漫，丈夫求了兩次婚她都嫌不夠氣氛，沒答應。第三次求婚被安排在世貿天階，那裡有一條30米大螢幕走廊。
那場浪漫相當混亂。丈夫白天參加了一場培訓從城郊趕來，滿頭大汗。花朵不成束，助威的同事一人幾朵抓著。路人驚呼中，大螢幕上出現了嚴秋爽的臉，配文“你願意嫁給我嗎？”
他們還有一輩子要一起過，但“天幕”只能給30秒——它日程繁忙，預約好的時段不容商量。
婚後他們一天也沒有分開過。兩人相繼辭職共同創業，在東五環外的通州區租下一個小別墅，為團隊建設、同學聚會這類活動提供場地娛樂服務。房子從一片破敗到賓客盈門，兩人從負債到年收入40萬元。
他們在河北燕郊買了房。那是許多在京工作白領的經濟選擇，嚴秋爽一個人時在那住過，每天早上6點不到起床，踩著高跟鞋，夾在為子女排隊的老人中間擠上公車，到公司才化妝吃飯。如今，夫妻倆開車通勤。車也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交流空間，討論生意和未來。不在路上時兩人反而不太說話，各自盯著手機。
分居一段時間的計劃也是在車上擬定的。丈夫留在家裡，體會難得的自由，以期在重聚時更加珍惜婚姻。嚴秋爽則暫住在三元橋處的親戚家裡。
愛情甜蜜，她卻越來越不安。創業初，她是兩人中開疆拓土的那個，提供點子，負責談判和拍板。慢慢地，丈夫越來越成熟，她則樂得自家男人走到臺前，自己退居二線。“我的進步不如他快了。”
這次分開，她計劃花一年時間考察一個潛在的新專案，重聚時開啟。她的另一個重要目標是減肥，請了私教，三餐的肉類只吃水煮雞胸和蒸熟的金槍魚。“女人彷彿總是這樣”，新態度要從減肥開始。
“我要找找我自己了。”嚴秋爽說。
一代又一代
張寧寧目前最大的焦慮之一來自卵子。
“卵子也是有保質期的，‘出廠’20年和‘出廠’35年的卵子質量是不一樣的。”她驚恐地引用了一篇科普文章。
張寧寧擔心自己遲遲遇不到對的人，而卵子正在慢慢過期。這也是父母的焦慮，他們見縫插針地催促女兒安定下來。夫妻倆就這麼一個孩子，自由放養。如今雙雙退休，爸爸偶爾釣魚，還在頂樓養著一籠鴿子。
父母愛情帶有那個時代的中國特色。年輕時的父親在母親工作的廠子大門口等她下班，穿著綠色軍雨衣，在雨裡一站幾個小時也不好意思上去。女孩在視窗觀察，只覺得這男孩羞澀可愛。
“現在的愛情要是也那麼簡單就好了。”張寧寧有點羨慕。她不太和家裡人聊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天在一家三口的微信群裡發自己在食堂的飯菜。父母有種單純信仰——飯吃好了，就說明過得不錯。
嚴秋爽婚後一直不敢要小孩， “責任太大了，你要負責孩子的整個一生啊。”
她覺得這可能與自己的獨生子女身份有關， “老覺得自己還沒長大”。她似乎總是過著有今天沒明天的生活，不管工資3000元還是3萬元都是“月光”，“也不知道怎麼花完的”，擁有太多，想要更多。
她計算了一下，即使生育在公立醫院，孩子請月嫂每月支付6000元，學步車、嬰兒床動輒上萬元，如果母乳不足進口奶粉也是一筆巨大的花銷。更不提未來的幼兒園、小學學費和無盡的興趣班。
遲疑間，家鄉的父母開始老了。嚴秋爽千挑萬選給爸媽買了醫療保險，仍止不住擔心。
陳小河的父親去年大病一場，來北京做了手術。目送爸爸被推進手術室，幾米路似乎走了很久，她感到從未體會過的恐懼和心酸。
她握著母親的手在手術室門口等待，感覺與她心意相連，胸中翻滾，沒有眼淚。終於，醫生走出來宣佈一切順利。母親含著淚說了句讓她難以忘懷的話：“你看，你得趕緊找個人嫁了啊。”
“所有情緒瞬間‘哐唧’沒有了！”陳小河算是服氣了。她發現，只要自己還沒結婚生子，在母親那裡就算是失敗的。
王玫心中的成功則是一個終結：年老的她坐在搖椅上，回顧自己的一生。一開始她以為旁邊的搖椅上會有一個男人，像《最浪漫的事》裡那樣。現在她覺得只有自己也足夠，無論那時自己更加富裕還是已然破產。
她覺得自己再難奢望父輩那樣的積累效率。那個高樓破土的年代，她認識的一個叔叔小學沒畢業，曾連結婚彩禮的腳踏車都出不起，卻靠往來北京河北間倒賣建築材料發跡，每週用麻袋裝鈔票回家。
這個曾經叛逆的富家女發現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正變成母親。母親看中父親對女兒的寵愛，當然還有他堅實的物質基礎——“那是種愛的能力”。兩人攜手半生，不再有第二個孩子。王玫已經開始理解母親的智慧信條。
“女人啊，要學會示弱。”三里屯“玫姐”酒至微醺，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比起父母，同齡的女性朋友是陳小河在這個城市更信賴的依靠。她們隔一段時間相聚，彼此吐槽自己的人生。30歲的女人有的經歷了離婚，有的則在婚姻小事中磨礪。
“似乎是年紀到了。”陳小河最近總感覺一個人的出租屋太安靜了，她考慮養一隻狗。
張寧寧曾有過兩個無話不談的女室友。但友誼終因一個男人而破裂。兩個女室友在一家京味菜館裡互扔餐具，分道揚鑣。房屋中介繼而捲走了押金和剩下的租金消失了，張寧寧倉皇搬出。那場爭鬥後，她在自己衣服口袋裡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杯子，是那段時光最後的紀念。這個城市，人和人失散幾乎日常發生。
她如今一個人住在東城區衚衕深處的老小區裡。公司為每個員工提供了租房補貼，寫字樓附近的房東於是每月順勢提價了。
下班回家出地鐵站或是下出租車後，走到出租屋需要經過一條小衚衕，路燈暖黃，有時積雪，有時蟬鳴。兩側有晾曬的花棉被，還有老人精心打理的小菜圃，就像留在成都童年裡的那個家。她說，整個城市裡只有這段路，一天24小時只有這10分鐘，是“真正屬於自己的”。
她在猶豫和一個男孩“試試”，對方在衚衕盡頭等待，兩個人心裡都不太確定。北京下起了4月裡第一場小雨。
（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人物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