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有什麼“好”，為什麼沙俄總喜歡往那流放犯人？

銅鐘不會說話，也不會動作，可是在沙皇眼裡它充滿罪惡，人們不僅鞭打它，還抽出了它的“舌頭”，並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亞。

進入冬季，天氣逐步變得寒冷起來。我們的冷有相當於一部分來自於西伯利亞。西伯利亞緯度和海拔都很高，而且地處大陸內部，獲得熱量少、散熱快，可以說是冷空氣的“加油站”。

我們提到西伯利亞，除了冷之外，還會想到沙俄的流放文化。儘管這種文化很不友好，但已深入人心。

1598年，沙皇鮑里斯·戈都諾夫在登基之初就大聲叫嚷著“不會處死任何人，只是把罪犯流放到西伯利亞。”

1861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流放途中，一位馬車伕跟他告別：“誰擁護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

“流放到西伯利亞，不要殺死他！”成了俄國人的口頭禪。

沙俄將西伯利亞作為流放地，可以說是由來已久。

16世紀，沙俄征服了失比爾汗國，攫取了整個西伯利亞地區。西伯利亞土地廣袤，面積達1300多萬平方公里，沙俄一躍成為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

除了土地之外，西伯利亞有森林和草原，也有豐富的動物資源和礦產資源，近乎“金窖”般的存在，但絕大部分割槽域人跡罕至，開發難度較大。沙俄雖然是領土狂魔，但鞭長莫及，西伯利亞一直處於俄國中央治理體系中的邊緣地帶。

對於這樣一塊區域，沙俄給它安排一個工作——苦役流放。

流放具體起源於何時，已經說不清了。不過，有人說

和一

口銅鐘有關。

1591年春，居住在烏格里奇的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猝死。德米特里才9歲，而且作為指定繼承人，他的死亡自然讓人懷疑。德米特里的母親及她的家族認為，德米特里之死是攝政王鮑里斯·戈都諾夫所為。

從奪權的角度來看，戈都諾夫的確有覬覦王權而殺人的動力。於是，德米特里的家族便敲響了烏格利奇的銅鐘，煽動居民起來反抗。

這引起了克里姆林宮沙俄中央政權的憤怒。戈都諾夫令軍隊進發烏格利奇，以鎮壓暴動，全城死亡200餘人，並且逮捕了一批起義人員。

第二年春天，沙俄對這批人實行了審判，結果約100人遭鞭刑，而且鼻孔被撕破，還有部分蠱惑煽動的人被拔掉了舌頭。這還沒有結束，有近70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為烏格里奇城象徵的教堂大鐘也在劫難逃。戈都諾夫命人把銅鐘卸下，用鞭子抽打它，還拔去了它的“舌頭”，然後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託博爾斯克。

這就是沙俄歷史上著名的“銅鐘流放”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1891年，在一群俄國商人的請願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才允許將這口銅鐘運回烏格里奇城。至此，銅鐘流放時間近300年。

沙皇之所以流放銅鐘這樣一個死物，就是告訴俄國人，不要不守秩序，隨便發聲，否則就讓你無法發聲，還要遭受流放之苦。

“銅鐘流放”開啟了西伯利亞流放之先河，以後越來越多的“犯人”流向西伯利亞。不過，沙皇的這種流放很多與墾殖有關，當時實行的就是“懲罰式的墾殖”政策。

1649年，沙俄透過並實施了農奴制度，規定死刑是最高刑罰，其次便是流放西伯利亞。

1760年，又頒佈行政流放法，規定村社、寺院及貴族地主均可不經法庭審判直接將“犯人”流放西伯利亞。

從法律的上看，流放的物件只是底層農奴。不過，後來流放賦予了政治意義。比如，發動叛亂的射擊軍、農民戰爭和民族起義參加者、分裂派教徒，甚至落敗的沙俄貴族都可以被流放。

在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便是對十二月黨人的流放和對波蘭革命者的流放。這個時期的流放物件涵蓋了宮廷高官、教士、作家、學生和工人等，各行各業，只有有所涉及都會被流放。

持續幾百年的流放使西伯利亞逐漸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苦役流放地，“把某人流放西伯利亞”也成為了俄國人司空監管的話語。不過，西伯利亞流放的初衷本來是控制人的思想和自由，順帶開發西伯利亞，沙皇這兩個目的一個都沒有達到，反而製造了混亂無序的狀態，引起更多的社會矛盾，為自身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1917年二月革命後，沙皇君主專制的統治被推翻，西伯利亞流放制度也最終被廢除，但流放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在蘇聯，尤其是斯大林時期，政府又繼續實行流放。在冷戰的社會背景下，在西伯利亞被流放關押的人數越來越多，到了蘇德戰爭爆發前夕，人數達到了驚人的170萬人。後來，一個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蘇聯作家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古拉格群島》，專門記述了自1917年起近四十年期間被流放囚犯的各種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