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與鄉人

【銀幕筆記】

一

阿根廷影片《傑出公民》（Elciu－dadanoilustre，2016年），將鏡頭推向底層民眾的自私和矇昧，復活了早期文學家審視國民性的批判立場——正如我們討論過的丹麥電影《狩獵》（Jagten，2012年）。具有這種現實鋒芒的影片，如今往往在好萊塢之外才能看到。兩部電影構思上的巧合是，男主角最後都捱到了黑槍，且都倖免於難。

《傑出公民》的主角丹尼爾·曼脫瓦尼（奧斯卡·馬丁內茲飾）是一名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根廷小說家。關於這項角色設定，添一段旁白也許不算多餘：阿根廷人說到諾貝爾文學獎，常有一股特殊的譏嘲，類似中國人將國足戲稱為世界盃冠軍。誠然，兩者嘲諷物件有別，我們提到屢敗屢戰的國足，主要出於自黑自嘲，極少有人歸咎於國際社會的刁難。阿根廷人的嘲諷則一致對外，理由也同樣充分。與其他從未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國家不同，阿根廷存在一位殿堂級的文學大師豪爾赫·博爾赫斯。當博爾赫斯健在時，每年諾貝爾頒獎季過後，都會在全球文藝圈引發一場抱怨和嘆息，人們普遍認為，落選只是說明了瑞典皇家文學院的審美缺陷和觀念落伍，無損博爾赫斯的文學光輝。阿根廷人失望之餘，自然鬱積了不少憤懣，並很可能在精英階層形成如下共識：決不應該對諾貝爾文學獎過度尊敬；相反，伺機對瑞典文學院奚落幾句，屬於必要的禮儀，是一項“文學公民”的基礎修養。文學的功能雖然不包括復仇，但當復仇有助於彰顯文學正義，則可網開一面。

結合上述旁白，我在看待主人公獲獎前後的言行時，不時會心一笑。正如電影所展現的，主人公前往瑞典領獎時，以一種介於得體和莽撞之間的傲慢，拒絕了主辦方關於燕尾服的著裝要求，還以“反對君主制”的誇張藉口，拒絕向瑞典國王、王后鞠躬。他在獲獎感言裡發表了一通冒犯的話，略謂“得到包括國王在內的評審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可，意味著作品不再具有創新和衝擊力。作家應該用作品進行質問，應該令人不快，所以，獲獎幾乎證明了獲獎者的墮落”。孤立地看，這倒不失為一個鬥志昂揚的見解，結合說話者的身份場合，曼脫瓦尼就顯得情商不足了。好在他是阿根廷人，阿根廷作家顯然有權在瑞典文學院拍拍桌子；而阿根廷觀眾多半以為，領獎者正在替博爾赫斯討回失落的文學公道。

同樣出於對博爾赫斯的尊敬，曼脫瓦尼必須用無所謂的態度對待獎項，他不應流露絲毫得色。當機長透過廣播向這位榮譽乘客表達祝賀，乘客紛紛鼓掌時，小說家冷漠地戴上眼罩，連起碼的微笑答謝也沒有。當女秘書向他逐個介紹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和演講邀請，他顯得極度不耐煩，好像別人要求他打掃廁所。他只在女秘書提到一份家鄉的邀請時，表情才顯出異樣——當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鄙夷，也捎帶展示了這位作家倨傲剛直的性格，離開這份狷介，後面的故事難以成立。

曼脫瓦尼就像著名文學前輩托馬斯·哈代、威廉·福克納或中國的諾獎獲得者莫言先生那樣，致力於描寫某個郵票大小的故鄉。作家20來歲離開故鄉，在歐洲一呆40年，期間一次也沒有回過老家，而他小說的背景和人物，又始終紮根家鄉，他從未寫過歐洲。他表示：“我筆下的人物永遠不能離開，而我永遠不能回去。我一生所為都是在逃避那個地方。”為什麼呢？家鄉薩萊斯給了曼脫瓦尼無窮的靈感和激情，他對家鄉的情感卻滿是鄙夷和憎恨。作家的文學聲望使薩萊斯遐邇聞名，然而，那是南轅北轍的兩種名聲，屬於作家的名望越偉大，屬於家鄉的名聲就越醜陋：藉助作家的多部作品，薩萊斯已然成為一個集中展示人性卑劣的文學地標，一個類似《聖經》中淫邪之城索多姆那樣的黑暗名勝。這便構成一個悖論般的危險場景，家鄉人意欲分享作家的榮耀，就必須同時承受作家對自己的詆譭和傷害，而薩萊斯人若能做到，又等於宣判了作家的失敗。只有明智豁達、自信開朗的民眾，才有雅量接受這種批評，曼脫瓦尼不應奢望被自己描寫得如此不堪的老家人突然不計前嫌，給自己一個擁抱。

所以，只要作家尚存一分清醒，就不該回老家接受那枚象徵“傑出公民”的榮譽勳章。然而，人是複雜的，即使這位外表高冷的作家有著卓越心智和坦蕩胸懷，也難說沒有受到虛榮心的炙烤——他日後也承認這一點，他說：“紙、筆、虛榮心，缺了這些，你什麼都寫不出來。”——畢竟，讓老家人瞧瞧自己多有出息，也是一股不易打消的心理渴求，何況老家還有一位初戀情人。總之，他固然有一萬個理由拒絕，但只需內心出現一聲微弱召喚，就足以改變他的決定。

他回去了，從萬里之遙的巴塞羅那飛回故鄉，孤身一人，沒有秘書和記者隨行，他獨自走向那個註定充滿人性張力和戲劇衝突的情境之中，懷著莫名的期待、忐忑和悚懼。

二

在電影的角色版圖中，作家也佔據一塊不大不小的地盤。誠然，作家的正經活計總是遭到電影人的迴避，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作家，除了擁有寫作天才，往往一無是處，乖戾與變態幾乎構成他們的人生常態。事實上，編導若想表現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花花公子、性變態者、精神錯亂的殺人犯，他們只要把角色說成作家，就不必多費口舌了；把作家刻畫成一個個詩意的惡棍，總是最少非議。我這麼說時，腦海裡依次閃過《失去的週末》（TheLostWeek－end，1945年）、《情迷六月花》（Henry&June，1990年）、《苦月亮》（BitterMoon，1992年）和《閃靈》（TheShining，1980年）等影片。

相形之下，曼脫瓦尼是一位身心過於正常和健康的作家，他不酗酒，不抽菸，不碰毒品；他獨身，私生活卻相當潔淨，對於扮成粉絲投懷送抱的姑娘，居然一度拒絕，還鄭重提醒對方“我的年齡可以做你父親”。個別乍看頗像怪癖的生活習性，其實無可厚非，比如要求賓館提供乳膠床墊，不接受彈簧床：他畢竟年事已高，或許還飽受失眠之苦，因此，即便整個薩萊斯找不到一張乳膠床墊，也不等於大作家在刁難擺譜；他願意與人握手而不是擁抱，也只是一點私人的矜持——他恐怕得算流亡作家，流亡作家難免會有些怪癖；至於要求招待方提供蒸魚而不是阿根廷烤肉，就更談不上怪癖了，老年人追求清淡飲食，何錯之有？何況，若對方強人所難，他也並未當場拉下臉來，薩萊斯市長一見作家就給了他一個充滿潘帕斯雄鷹氣勢的狂野擁抱，他只淡然一笑。他厭惡排場，表示自己不是足球明星，不必參加花車遊行，但當老滑頭的市長請求他體諒一直進行排練的消防員及小鎮選美皇后的心情，他也就乖乖登上消防車，尷尬地向路人致意。那模樣當然一點不像凱旋的將軍，倒像遊街示眾者。

一名臉上佈滿市井狡詐氣息的父親，帶著他的殘疾兒子來找作家，用一種融合了滑稽與莊嚴的口氣——他提到兒子的愛心及戰士般的鋼鐵品質，提到兒子對足球和詩歌的熱愛——要求作家出資9800美元，為他兒子買一隻進口輪椅。曼脫瓦尼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斷然拒絕，並當面指出對方心術不正，用鄉情實施訛詐。他補充道：“假如我幫助了你，我就像神一樣，像救世主，可以奇蹟般地決定他人的信仰。我不想冒充救世主。總之，這是墮落的態度，與我的原則背離。不是錢的問題。”話說得鏗鏘有力，但也明顯脫離地氣，不能為那個一心算計他人錢袋的父親所理解。奇怪的是，作家的善心竟然戰勝了“原則”，臨別前他悄悄訂購了那把輪椅。

他入住的賓館，看上去比今日中國的鄉鎮招待所還要寒磣，他不以為意，還抽閒細讀了一名青年服務生遞來的文學習作。退房時，他熱情肯定了服務生的才華，為示誠意，他不僅允諾將作品編進一本集子，還預付小夥子一筆稿費。他給當地人做文學演講，聽眾以老人居多，看不出對文學有多熱愛，最後一次只來了五個人，他也不以為忤，認真回覆那些幼稚提問。他那些出於自身的文學修養而順口表達的高貴見解（比如否定“悲傷是文學創作的最佳狀態”），類似空谷足音，顯然不能指望得到迴應。

一名誤讀了小說的當地人，認定某角色的原型是自己父親，他由此認為自己有權向作家發出“來家裡吃飯”的命令式邀請，好像自己是作家的債權人。曼脫瓦尼苦笑著告訴他：“我並不是一個可供你們自由支配的物件，明白嗎？”

那傢伙當然不會理解。由於長年生活在歐洲，再加資質卓越，見解超邁，曼脫瓦尼已經從價值觀、道德觀及日常生活習俗上，與故鄉人全方位地拉開差距，雙方的溝通常有夏蟲語冰之隔。作家像一隻先進的人文儀器空降薩萊斯，抵達後卻發現，這臺儀器找不到對應插座。雙方的差異源於底層知識結構，類似採用不同的電壓，執行不同的交通法規，強行接觸，極易觸電走火，引發心理事故。同時，雙方對榮譽的認知也缺乏共識，而捍衛榮譽的決心卻不相上下，導致各自亮出的理由，不管自以為如何無懈可擊，聽在對方耳朵裡總會被釋讀為虛偽和卑鄙。

作家早已透過作品顯示了成見，他表面上可以降尊紆貴，假裝平易近人，內心卻無法擺脫高高在上的感覺。他的確打心眼裡瞧不起薩萊斯人，他作品的偉大性，部分地植根於對家鄉人的鄙視之上。同樣，家鄉人對這位爆得大名的作家，也有特定的成見，假如作家曲意成全，笑臉逢迎，薩萊斯人也可以為他自豪，畢竟，作為鄉人，他們也能從中“分享”若干精神利益；反之，若作家不識抬舉，拒絕配合，鄉人就會向他瞪出仇恨的眼睛，他們隨時準備擺出受害者的身份。

三

作家穿著休閒衛衣在街上獨自蹓躂，一些薩萊斯市民默默尾隨，舉起手機偷拍，似乎打算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沒有人主動與他握手擁抱，也沒有人特地冒犯作家——至少前三天沒有，畢竟，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聲還是很有說服力的。諸種跡象顯示，只要作家識趣，滿足市長和個別市民的刁蠻要求，曼脫瓦尼先生本來有望成功熬過四天，揚長而去。

但是，他的正直構成了阻礙。

市儈氣十足的薩萊斯市長，對作家當然別有所圖。他期盼作家的來訪能粉飾自己的政績，但作家最好只提供自己的形象和名頭，不要附帶思想。他給作家立一尊雕像，送他一枚“傑出公民”的勳章，隱含的交換要求是，作家應該禮尚往來，回饋他一頂風雅政客的桂冠。他表面上請求作家給當地一次基層繪畫比賽確定優勝者，私下裡卻要求作家不必太當真，擱置審美判斷，將他內定的作品列為優秀。他對作家說的話是：“您這位大作家明天就拍拍屁股走人，我這個市長還得與本地人長期周旋，您就幫幫忙罷。”本來嘛，一個偏僻小鎮的繪畫競賽，沒啥大不了，作家只要將就些，給市長大人一點面子，即可兩全其美，賓主盡歡。然而，市長大人有所不知，對一位有尊嚴的文學家來說，與審美相關的藝術判斷力，是他最大的人格維繫，他捍衛它的程度不亞於舊式婦女保護貞操。作家嚴厲地拂逆了市長的意志，還用一副豁出去的態度，當眾嘲笑了市長的盤算。他擲地有聲地強調：

最好的文化政策，就是沒有任何政策。人們總是把文化視為一種薄弱易脆的東西，需要看管，需要保護，需要推動，需要資助，其實，文化是堅不可摧的，即使處於最糟糕的境地，它依舊可以倖存。

作家告訴到場市民，獲獎作品並不代表他的判斷，他本人推薦的作品已被非法排除。市長大人想必屬於那種整天默誦“小不忍則亂大謀”的基層政客，他不會當場發作。但當地一個名叫羅梅羅的刺頭畫家就不好對付了，他因作品落選而衝著作家咆哮，瞬間變成一個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尋釁滋事的流氓。透過他狂躁的聲音，作家終於弄清了自己在鄉人眼裡的真實形象。羅梅羅顯然仔細閱讀了作家的作品，他來砸場子時高舉作家的書，以示言必有據。他嘲笑作家只是靠出賣家鄉來“舔歐洲人的屁股，賺點兒賞錢。除了拿我們當垃圾一樣看待，再無其他”。他引用詩人但丁的話，詛咒曼脫瓦尼是“叛徒，位於地獄的最底層”。作家為了躲閃羅梅羅的暴力而被迫瑟縮在講臺背後時，羅梅羅的笨伯激情走向了高潮，他命令作家站起來，與他單獨到街上，像男人那樣解決問題。羅梅羅雖然早已謝頂，但年齡比作家至少年輕20歲。他的男子漢氣概相當於有人爭論不過輪椅上的大科學家霍金時，提議用打架來決定對錯。輸家的勇氣，總是直通懦弱。

作家表述了心跡，即哪怕沒有勝算，仍必須反對一切恐嚇。他憤怒地交還“傑出公民”勳章，在胖司機的協助下偷偷溜出後門。他的黴運還沒結束，他在當地唯一視為朋友的老熟人安東尼奧，突然幻化成更大的仇人，持著獵槍在外迎候。

這源於一個稍嫌戲劇化的巧合。之前那個投懷送抱的姑娘，其父親正好是作家的少年舊友安東尼奧，後者娶的女人，恰是作家的初戀情人，並且，她仍然對作家保持著靜默的感情，閱讀了作家的所有作品。這關係過於糾結，安東尼奧的心理陰影面積，或許比阿根廷的國土還要遼闊。安東尼奧原是一個具有薩萊斯式狡猾的男人，他剛剛聲稱與妻子“夜夜抵足而眠”，轉眼又向作家炫耀，自己與某夜總會的所有女招待都上過床。換句話說，他沒有既定的愛情觀，奉行一種深入骨髓的逢場作戲態度。他明知是自己女兒主動挑逗作家，但此時他需要撥弄出一團怒火，需要扮演一個蒙受巨大冤屈的父親，以便積壓多年的心理鬱悶得到一個師出有名的發洩。我們可憐的作家被兩個男人（另一個是安東尼奧的女婿）挾持到一處黑燈瞎火的地方，像獵場，更像墳場，安東尼奧對著作家的腳後跟連續射擊，逼迫作家做出山羊般可笑的逃亡動作，他那女婿的惡作劇心理就沒那麼強烈了，他直接對著作家開了一槍。

好在作家逃過一死，並在逃離故土之後，寫出了《傑出公民》的自傳作品。這當然屬於編導的敘事噱頭。

《傑出公民》的英語版海報上寫著一句話：“沒有人在他的家鄉是一位先知，哪怕他獲得了諾貝爾獎。”這句話其實有一個《聖經》上的語源，“先知不為家人悅納”作為一種苦澀的人間悲劇，一直在久遠的歷史時空中反覆上演，中國式老話“英雄怕見老街坊”，則是類似悲情的市井迴旋。

曼脫瓦尼的經歷純屬虛構，編導意欲傳遞的國民批判精神，卻有著強烈的現實性。影片非常出色，敘事質樸，節奏洗練，演員的表演含有一種自然的厚重，令人肅然起敬。但我也想指出，藝術家從事國民性批判時，往往本能地強化地域特徵，似乎那種可鄙的市民氣，唯獨大行於偏僻小鎮薩萊斯。這有點偏激，也並不準確。試以日本導演黑澤明的名片《七武士》（七人の侍，1954年）為例，導演在片中除了向失落的武士道招魂，也極為犀利地展現了自私醜陋的農民意識。那當然是針對古代日本農民的，片中農民也留著一種識別度極高的奇特髮型，中國觀眾看來卻仍有一種強烈的熟悉感和認同感。若干年後，美國人兩次以“豪勇七蛟龍”（TheMagnifi－centSeven）的名字加以改編，場景分別移到了美國西部和墨西哥，卻繼承了黑澤明對農民性格的展示和批判——儘管力度有所減弱，說明西方人並不認為那種農民性屬於日本獨有。至於影片中的七位英雄，無論身份是日本武士還是美國槍手，則在幫助農民擊敗強盜後，留下四名戰友的遺體，知趣地離去，銀幕上唯見不知感恩的農民在歡慶豐收。這個主題，同樣屬於“先知與鄉人”系列，它永遠不該存在，永遠不會絕跡，永遠值得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