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教案，60歲的曾國藩掉進35歲慈禧的政治陷阱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曾國藩的滑鐵盧，這是慈禧為首的清朝最高統治者精心設計的一場政治陷阱。35歲的慈禧利用“天津教案”，讓60歲的曾國藩，瞬間從朝野仰望的“中興名將”，淪落為萬眾唾棄的“賣國奸臣”，退出政治權力中心舞臺。
慈禧為什麼要對曾國藩採取如此手段，原因就是慈禧為代表的清政府最高當局急於改變與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集團的政治關係。
清政府和曾國藩的政治合作，是從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開始到1870年天津教案，長達19年。在此期間面對太平軍、捻軍的巨大軍事壓力，清政府離開曾國藩集團就無以自存，曾國藩集團離開清政府則難以發展，這是因為他們誰都沒有力量單獨戰勝太平軍、捻軍，只有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於是，他們在共同的敵人面前結為君臣之盟，其條件是曾國藩集團必須尊重和維護清廷的皇權，而清廷則必須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授予種種軍政大權，使他們在戰爭中獲得巨大的實際利益。
這種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歷史經驗表明，得勝前結盟固難而得勝後持盟不敗則更難。
這是因為他們在權利分配上又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不僅包含著滿漢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清政府對曾國藩的猜忌，一直都存在。從湘軍攻陷天京後，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儘管曾國藩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湘軍，其後剿捻無功，中途下臺，但其手握大權、威望尚存，存有功高震主之嫌。
天津教案的發生，給了35歲慈禧一個很好的機會，慈禧精心設計謀劃，徹底解決了清政府與曾國藩的君臣之盟。
歷史事實表明，天津教案後，標誌著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政治結盟關係轉變成政治隸屬服務關係。
曾國藩和慈禧
1870年夏天津教案爆發，由於天津的地理位置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帶來的陰影，清政府最高統治者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確定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
《清實錄·同治朝實錄》記載了一份朝廷發給曾國藩的諭旨，對其提出了這樣的辦案要求：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也就是說，清朝政府要求曾國藩既要照顧民心，又要絕對保證和平局面。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在於很難在力保和局與維繫民心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
專制時代有一條非成文法，國家最高決策一旦出現重大失誤，只能指責經辦大臣，不能指責皇帝。
如鴉片戰爭期間的主和派首領曾國藩的老師軍機大臣穆彰阿，多年來一直受到萬人唾罵，對其本人固屬罪有應得，但同時也是代道光皇帝受過。
天津教案的處理所採取的和局思想指導方針，從一開始就遭到天津民眾抗拒和國人的一致譴責，直到最後民眾不得不接受不利結果，而把怨憤和罪責發洩到曾國藩個人身上。
曾國藩一轉眼間功臣賢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會輿論變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機打擊曾國藩，以便將他趕出畿輔要地。
當全國輿論在醇親王的帶動下，群起攻擊曾國藩的時候，慈禧不僅公開宣稱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將剛到陝西的李鴻章調赴天津進行復查，還把曾國藩匆匆調回江南，以李鴻章取而代之。實際上是將天津教案辦理失誤的全部罪責，都推到他一人身上。
其實，李鴻章最後仍以曾國藩的奏報結案，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僅將原定死刑20名改為16名。
旅居加拿大畫家黃中羊的《慈禧與維多利亞的鏡子》油畫
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最高統治者，是採用什麼方式，剝奪了曾國藩的政治生命。很簡單，就是採用政治抹黑的方式。
7月25日，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在這份報告中，曾國藩先讚揚了“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但同時也指出：放任民眾這般胡作非為，會帶來很多後續麻煩。值得強調的是他專門對天津民眾的暴亂行為寫了5點申辯理由。他想告訴朝廷：民眾此般激憤，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慈禧閱讀後表態：“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同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一道諭旨裡，慈禧對處理的具體方案一無所及，只是一再強調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這一天，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讓內閣印發各級官員。
但在發抄朝野時，慈禧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市民辯護的5點申辯理由，只印發了曾國藩替洋人洗白的話，以及對“首犯”和官員的處理態度。
朝廷官員和老百姓看到的：全是曾國藩如何指責老百姓做錯的內容，以及他提出用20個領頭鬧事的百姓，來為死去的洋人抵命的建議。
這顯示了年輕的慈禧並非沒有“主意”，她當然早就“得了主意”。
刪減曾國藩的奏摺，就是直接將曾國藩送上“賣國賊”的十字架。有了曾國藩的“徹底賣國”墊底，朝廷接下來的措施，就會特別顯出其“公正”，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洶湧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間，更容易獲得朝野內外的“民心”、“士心”的認可。否則，被罵為“賣國賊”的就將是清廷高層，而不是曾國藩。同時，解決了曾國藩，等於扭轉了朝廷和曾國藩集團的關係，真可謂一箭三雕。
隱瞞真話——是政治抹黑常用的手段。有一種更惡劣的謊言：叫選擇性資訊提供謊言就是說假話，這沒錯。但還有一種更惡劣的謊言：它都是真話，但它只是一部分真話，而故意把另一部分真話隱瞞。
35歲的慈禧對60歲的曾國藩使用了，慈禧確實沒有向百姓說一句謊話，但她卻透過隱瞞部分真話，向全天下、尤其是曾國藩撒了最大、最惡劣的政治謊言。
慈禧關心的：根本不是這個案件本身，而是如何利用這個案件所引發的民意，將曾力挽狂瀾的曾國藩，徹底送上“道德卑劣、賣國求榮”的恥辱臺，讓曾國藩有苦說不出，也無法翻案，從而徹底改變朝廷和曾國藩的關係。
慈禧的政治手腕由此更進一步、爐火純青。而對民意來說：打倒了賣國賊曾國藩之後，民眾享受了一把集體高潮後，高喊著忠於清廷、太后萬歲，邁著堅定的步伐，向著1900年的庚子事變，大踏步地前進著。
這種政治抹黑的惡果，在30年後的義和團運動時，顯示出來。再也沒有曾國藩這樣的實力派官員來做犧牲品，只有時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總教習（相當於校長）許景澄這樣的儒生站出來，用生命捍衛被扭曲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