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的智慧哲學，對於當下的社會有著非常大的貢獻

成仁標準內設於主體自身，也就決定了無法明確界定，境界主要依靠主體個人直覺體驗，若只在道德領域內主體自修自得，亦與他人無礙。但是，孔子仁道不僅關乎個人道德，道不離人倫日用的現實性，決定了仁道必然還會延擴到社會範圍，即修身以愛人、安百姓。在社會公共領域，個人成仁體驗因人而異，彼此之間自說自話而難能互相信服。

為了確立令眾人信服的道德標準，成仁修為的個人體驗標準，勢必會轉化為公共領域中相對統一的外在標準。標準一旦外在化，主體修為工夫與德行，就不再僅僅是個人私事，還具有公共性質與社會責任的意味。

從只靠個人直覺體驗到他人可以耳聞目見，主體追求成仁理想，就不僅是個人自修自得，還要對社會中其他人負責，於是，成仁的評判權也隨之轉移到他人，即主體成仁至聖的標準在人而不在己。

中國歷史上自西周即有《逸周書諡法解》，依其行跡而表其功，他人以當事人生前作為或功績而蓋棺定論，給定身後諡號，行由己出而名生於人。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創制垂法而博施濟眾言立德；拯危除厄，功濟於時而利在千秋謂立功；言得其要理，足傳萬世稱立言。

三不朽中，與功業及文言相比，立德之事見仁見智、因時因人標準評價不一。顏回好學樂道，名列七十二賢之首，窮困不足移其志，年僅二十九歲發盡白，孔子贊其為學工夫可至仁，言行語默不違仁，嘆其不幸短命而殤自顏子之後，孔門再無好學者。

管仲其人其事與顏回迥然不同，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卻不計較其小德有虧，以其一匡天下之力、存亡絕續之功而深情讚許其仁。

對主體所建社會功業給予道德標榜，成仁的現實性指向肯定主體社會公德價值，這本是孔子仁道現實性的必然引申。但問題是，個人行為對他人產生是非功過影響，在公共領域內其言行有目共睹，他人有權評議褒貶。

然而，個人道德修為是私人領域之事，是非成敗與他人並無甚關涉，他人無從得知主體修為工夫深淺，更無法評議主體修為境界高下。若將主體個人立德私事，也拿到公共領域由他人評議定斷，這實無現實可行性。

兩漢之際，國家以道德標準察舉徵辟人入朝為官，地方官府以孝廉之名向朝廷推舉賢良方正，朝廷派專門人員考察虛實以證真偽。從街頭市井婦孺皆唱舉孝廉，父別居可窺察舉制流弊甚多，不僅於個人道德修為無甚增益，而且在現實富貴利祿誘惑下，導致世風日下，仁義禮法淪為欺世盜名的工具，道德作偽，滋生虛仁假義。

成仁樂道本是主體自覺自願的切實行為，由不得他人勉強，來不得絲毫虛假，若國家以統一標準強力推行，結果只得形同虛設，徒勞無功，不僅與成仁至聖的道德志向相左，更是與儒家以德治國的社會導向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