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的名單》幕後故事：影片製作過程，簡直可以拍成另一部
關於大屠殺的電影有很多，從陰鬱的短紀錄片《夜與霧》到浩瀚的《浩劫》；從《灰色地帶》和《掃羅之子》到《美麗人生》。這是一個似乎會使任何試圖將其美學化的努力都感到困惑和受挫的主題，然而，人們還是進行了嘗試。
就人們對大屠殺的熟悉程度而言，沒有哪部大屠殺影片，能與史蒂文·斯皮爾伯格1993年的史詩片《辛德勒的名單》相提並論，這部影片為他贏得了第一個奧斯卡獎，併成為世界各地高中歷史教室的主要內容，甚至在德國也是如此。斯皮爾伯格的電影創作，可以在令人震驚的殘暴和感傷主義之間搖擺，他在奧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視角，這個自私的商人開始剝削波蘭猶太人的奴工，但最終，他英勇地將這1100名工人從幾乎必死無疑的難民營中拯救了出來。透過辛德勒，斯皮爾伯格能夠在難以想象的邪惡背景下，講述一個不可能的英雄主義——甚至是樂觀主義的故事。
《辛德勒名單》開啟了關於大屠殺的新對話。斯皮爾伯格利用大屠殺基金會，來記錄倖存者的證詞，但這部電影也對全球對話產生了更大的、非正式的影響。曾為普拉佐集中營指揮官阿蒙·高斯做過女僕的倖存者，海倫·喬納斯-羅森茨韋格說：
這一切都始於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讓人覺醒。在看電影之前，我們沒有談論過這件事……也沒人想知道。不知怎麼的，當電影上映時，它成為了一種覺醒。我們能夠更自由地和孩子們交談大屠殺。我告訴你們，這是非常痛苦的經歷——過去是，和我的孩子們談論那些恐怖時代的現在也是。但他們必須知道，他們也想知道。
時至今日，《辛德勒的名單》仍然是一部讓人看後久久不能平靜的影片，片中出現了好萊塢電影中一些最殘酷無情的鏡頭。儘管看著這一幕很痛苦，但這也是一種折磨。斯皮爾伯格自己也覺得這段經歷讓人精神崩潰，像本·金斯利（Ben Kingsley）、拉爾夫·費因斯（Ralph Fiennes）和連姆·尼森（Liam Neeson）這樣的演員發現，他們的生活和態度，都因與大屠殺歷史的接觸而改變了。因而《辛德勒的名單》的製作過程，簡直可以另外拍成一部電影。
拉爾夫·費因斯穿著戲服，無意中嚇壞了一個認識真正阿蒙·高斯的倖存者
拉爾夫·費因斯（Ralph Fiennes）飾演普拉佐集中營指揮官阿蒙·高斯（Amon Goeth），他在一次採訪中，描述了自己在為這個角色做研究時對高斯的瞭解，以及之後的經歷：
我記得有一些倖存者談到他們看到他時的恐懼。他嚇壞了曾經在普拉佐集中營生存過的人們。許多關於他的描述，都充滿了人們看到他時所感受到的恐懼。
當普費弗伯格（Mila Pfefferberg），一個認識真正的阿蒙·高斯的倖存者來到辛德勒的名單拍攝現場時，看到費因斯穿著全套服裝，表現著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怪癖，普費弗伯格被嚇得發抖。
高斯試圖射擊萊弗托夫時，槍卡住的場景確實發生過
也許《辛德勒的名單》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是，阿蒙·高斯（拉爾夫·費因斯飾）認為拉比·拉弗·萊弗托夫（埃茲拉·達甘飾）不適合在工廠裡繼續生產鉸鏈，因此試圖射殺拉弗·萊弗托夫。他嘗試了兩種不同的手槍，但每一種都沒有成功開火，最後在失望中放棄了。
任何人都可以認為，這個場景是編劇編造出來的，但事實上，它確實發生過。1957年，萊弗托夫向亞努斯·圖爾科夫講述了這個故事：
顯然對萊弗托夫的日常工作不滿意，（高斯）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扔到通往兵營第二間屋子的小臺階上。然後，他平靜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左輪手槍，槍管對準拉比的頭，扣動了扳機。但左輪手槍卡住了，沒有開火。
他一次又一次地扣動扳機，但還是沒有開火。他把槍放回口袋，從第二個口袋裡掏出一把帶有珍珠圖案的自動手槍，對準拉比的頭，扣動了扳機。這一次，左輪手槍還是沒有開火。兵營裡所有的工人都站在那裡，嚇得連呼吸都沒有了。
在實際的事件中，萊弗托夫關於剷煤的藉口是一個謊言：他是在高斯的槍卡住、指揮官還沒找到能工作的槍之前的最後一分鐘，才想到這個辦法來救自己的命的。
有一位製片人是大屠殺的倖存者，他讓連姆·尼森感到了羞愧，從而減少了抱怨
《辛德勒的名單》的製片人之一布蘭科·拉斯蒂格（Branko Lustig）是一名克羅埃西亞裔美國人，他在大屠殺中倖存，小時候曾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囚犯。在他到達那裡的一個星期後，拉斯蒂格目睹了7名猶太人被絞死。臨死前，他們勸他做個見證，以後講述他們的故事。後來，他把《辛德勒的名單》看作是履行他對那些在集中營中喪生的人的承諾的機會。
當連姆·尼森（Liam Neeson）抱怨拍攝現場的天氣很冷時，拉斯蒂格給他看了自己手臂上的紋身，提醒他有些人的情況實際上更糟糕。當攝製組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現場拍攝外景時，尼森回憶道：
我看著真正的奧斯維辛的小屋，拉斯蒂格走到我面前，指著其中一間小屋說，“看到那間小屋了嗎？”“是的。”“那就是我待過的小屋。”然後我就明白了。而這真是個好時機，我的膝蓋真的在顫抖，你知道嗎？我當時一直說錯這句臺詞：“我需要這個孩子來擦拭金屬外殼的內部。”
1994年，當《辛德勒的名單》獲得最佳影片獎時，拉斯蒂格與斯皮爾伯格和聯合制片人傑拉爾德·莫倫一起，接受了奧斯卡小金人。拉斯蒂格說：“我的紋身號碼是83317。”“我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從奧斯維辛到現在這個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斯皮爾伯格拍這部電影沒有拿薪水
當時，製作一部關於大屠殺的黑白電影，並不被視為一個特別商業化的想法，所以《辛德勒的名單》的預算相對較少，只有2200萬美元。（相比之下，當年斯皮爾伯格的另一部影片《侏羅紀公園》的預算為6000萬美元。）
除了《辛德勒》的預算不足之外，斯皮爾伯格決定不拿導演的片酬。他覺得拍攝這樣一個故事拿的報酬，相當於“血腥錢”：
我們就這麼稱呼它吧。我沒有從《辛德勒的名單》的利潤中拿走一分錢，因為我確實認為那是血腥錢。當我第一次決定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時，我說過，如果這部電影有盈利，它不能歸我或我的家人所有，它必須流向世界……
在試鏡錄影帶中，德國演員為他們父母的行為，向斯皮爾伯格道歉
斯皮爾伯格回憶說，一些尋求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出演小角色的德國演員，給他寄來了試鏡錄影帶，並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
有許多為《辛德勒的名單》試鏡的德國演員，因此我看到了許多試鏡的錄影帶，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知道我正在看錄影帶或將會看錄影帶，併為他們之前的那一代人道歉，談及他們的內疚和感受，而且非常坦率。我很驚訝有那麼多德國演員會看著攝像機，在6000英里外和我說話。這是一次奇妙的經歷。
然而，當斯皮爾伯格看到德國演員穿著全套服裝時，他注意到了變化：
一旦這些德國演員穿上武裝黨衛軍的制服，我的態度就改變了，我無法和他們交談。在拍攝間隙，他們會和我閒聊，試圖問我一些關於《外星人》和《奪寶奇兵》的問題——那些喜歡這些電影的人會問導演的問題。而我並不想進行閒聊，因為我無法面對這身制服，然後我的偏見就開始暴露出來了……
在德國演員和猶太演員一起參加逾越節家宴之後，斯皮爾伯格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斯皮爾伯格回憶說：
所有的德國演員都來了。他們戴上圓頂小帽，開啟猶太教經典哈加達，然後以色列演員走到他們旁邊，開始給他們解釋。這時兩個種族坐在一起，以前的文化分歧，被拋在了後面。
斯皮爾伯格警告“穿紅衣服的女孩”在18歲之前，不要看這部電影
影片中最令人難忘的場景之一，是一個穿著紅色外套的小女孩，辛德勒看到她在克拉科夫貧民窟被清算時四處遊蕩。雖然在敘述中，這個女孩的作用是促使辛德勒找回自己的良心，開始保護其他猶太人，但斯皮爾伯格指出，對他來說，這個女孩代表了大屠殺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方式，但卻沒有采取什麼措施來阻止它。（誠然，戰爭還在繼續，但歷史學家仍在爭論，盟軍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採取更多的軍事行動，來擾亂死亡集中營的運作。）
這名女孩由當時3歲的奧利維亞·達布羅斯卡（Oliwia Dabrowska）扮演。斯皮爾伯格讓她承諾在18歲之前不看《辛德勒的名單》。但達布羅斯卡並沒有遵守這個承諾，而是在11歲時第一次看了這部電影。後來她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在她那個年齡，這顯然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
“我為出演這部電影而感到羞愧，當我的父母告訴任何人我的角色時，我真的很生氣，”多年後她說。“我把這個秘密保守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不過在高中的時候，人們在網上才知道。”
18歲時又看了這部電影，達布羅斯卡說她意識到“斯皮爾伯格是對的：我必須在這部電影中成長起來。”
一名當地婦女告訴演員和工作人員，她懷念第三帝國
一些當地人似乎懷有支援第三帝國的情緒，這增加了拍攝《辛德勒的名單》的難度。
演員和工作人員有時會在片場發現噴塗的納粹萬字符記號，斯皮爾伯格回憶說，有一次一個當地婦女稱讚拉爾夫·費因斯時髦的黨衛軍制服，並補充說，她懷念“保護”他們的德國人。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講德語的商人在一家酒吧裡找到以色列演員邁克爾·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用啞劇模仿套索的動作說，“希特勒應該完成這項任務。”很快，演員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被激怒了，站了起來，不得不阻止他去攻擊那個男人。
斯皮爾伯格在晚上用《宋飛正傳》和羅賓·威廉姆斯的電話，給自己打氣
《辛德勒的名單》的拍攝本來就很困難，因為在波蘭拍攝地點寒冷，預算有限，而且時間緊迫。但是，這個問題又加重了這種困難。斯皮爾伯格發現這部電影讓他的情感枯竭，不僅是因為場景的緊張和暴力，還因為拍攝過程迫使他接受自己的猶太血統。他強烈地意識到，如果50年前他在這個地方，他會像電影中的角色一樣遭受同樣的痛苦。
他回憶說：“現在我去波蘭，我被我的個人生活打臉了。”“我的成長。我的猶太性。我祖父母給我講的大屠殺的故事。猶太人的生活又湧上我的心頭。我一直在哭。雖然我拍電影時從不哭……但每一天都像是一覺醒來就下了地獄，真的。片場沒有笑話。在結束派對上也沒有搞笑鏡頭。”
每天的拍攝讓斯皮爾伯格身心俱疲。為了讓他振作起來，他的朋友羅賓·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他最近主演了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電影《虎克》，安排每週與導演通一次電話。斯皮爾伯格說：
羅賓知道我正在經歷什麼，每週，羅賓都會按時給我打電話，他會在電話上做15分鐘的單口相聲。而我則會歇斯底里地笑，因為我不得不釋放太多的情感壓力。
“他永遠不會說再見，”斯皮爾伯格回憶說。“他總是在聽到我最大的笑聲時就掛掉電話。”
在業餘時間，斯皮爾伯格還會看《宋飛傳》來放鬆心情。而傑瑞·宋飛也發現了這一點，於是在第五季的“雨衣”一集中，引用了《辛德勒名單》中的臺詞。
本·金斯利在拍攝貧民窟清算場景時，深受震驚
影片中最悲慘的場景之一，戲劇化地描述了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集中營被德國士兵清理乾淨，他們不加區分地射殺任何逃離集中營或被認為不適合在普拉佐集中營工作的人。
在《辛德勒的名單》中扮演猶太會計師伊扎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Ben Kingsley）回憶說，即使是虛構的場景，也會讓人感到非常不安：
在清算場景中，我知道我必須為這個故事服務，我記得我的臺詞，但我還是被深深地震撼了。這場精心策劃的混亂是不可重複的，也是難以忘懷的。
一名大屠殺倖存者反覆敦促斯皮爾伯格製作這部電影，並承諾“奧斯卡獎”
《辛德勒的名單》之路，始於大屠殺倖存者利奧波德·“波爾德克”·菲弗伯格，他在辛德勒名單上排名第173位。1980年，菲弗伯格在比佛利山莊遇到了作家托馬斯·肯尼利，並向他推銷了這個想法。菲弗伯格向肯尼利提供了資料，併為他採訪其他“辛德勒猶太人”開闢了道路。其結果是肯尼利在1982年將辛德勒的生活寫成小說，最初的名字是《辛德勒的方舟》。
後來，菲弗伯格同樣堅持認為這個故事應該拍成電影。於是他敦促斯皮爾伯格製作這部電影，並承諾“將獲得奧斯卡獎”。這部電影花了近10年的時間來開發，經過多次重寫，並在不同的導演之間跳來跳去，但當斯皮爾伯格完成這部電影后，他獲得了兩項奧斯卡獎（一個最佳導演獎和一個最佳影片獎），證明了普費弗伯格是對的。
環球影業的負責人，堅持讓斯皮爾伯格先拍《侏羅紀公園》
1993年可能是斯皮爾伯格漫長職業生涯的頂峰，它見證了票房鉅製《侏羅紀公園》和奧斯卡獲獎影片《辛德勒的名單》的上映。
斯皮爾伯格之前曾嘗試過拍攝“嚴肅”電影，但在1987年的《太陽帝國》反響不佳後，他又退回到更商業化的電影領域。在閱讀了作家史蒂文·扎利安的眾多劇本草稿後，他最終決定拍攝《辛德勒的名單》。
斯皮爾伯格的長期導師，環球影城的總裁西德尼·謝恩伯格同意為這部電影開綠燈，但有一個條件：斯皮爾伯格必須先拍攝《侏羅紀公園》。據斯皮爾伯格說，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他知道一旦我執導了辛德勒，我就不能再拍《侏羅紀公園》了。”
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天氣出奇地配合
製片人傑拉爾德·莫倫認為，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在發揮作用，幫助《辛德勒名單》的製作順利進行。天氣的配合是他產生這種印象的主要原因。
斯皮爾伯格希望在雪中拍攝關鍵場景，但當製作開始時，卻沒有任何場景。莫倫正準備用卡車把這些東西從山上運來，但就在拍攝開始前，一場暴風雪發生了。
後來，當其他場景需要去雪的時候，天氣又配合起來了，雪融化了，正好趕上拍攝現場。
“似乎從斯皮爾伯格決定拍攝《辛德勒名單》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會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莫倫說。“在我看來，我們顯然是在受到神的指引。”
連姆·尼森抱怨斯皮爾伯格在片場，把他當“木偶”對待
連姆·尼森（Liam Neeson）最初對斯皮爾伯格的導演風格有困難，覺得太有控制慾了。這個問題第一次出現是在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早期夜總會場景中，我們看到辛德勒一邊抽菸，一邊看著另一張桌子上的幾名德國軍官。尼森在2017年的紀錄片《斯皮爾伯格》中講述了這個問題：
我那時是個吸菸者，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不抽菸。但在特寫鏡頭裡，他開始教我如何吸菸。“…吸一口煙，讓煙燻到臉上。再做一次。好，現在慢慢地把你的手拿開。”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告訴我如何呼吸。
之後，尼森向聯合主演本·金斯利抱怨說：“如果每個場景都是那樣的話，我就是個木偶。我不想成為一個傀儡，我已經41歲了。”金斯利回答說，“一個偉大的指揮家需要一個優秀的獨奏者”，並建議尼森向斯皮爾伯格學習。從那以後，事情就順利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