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的空印案，到底是不是一樁冤案，朱元璋為何下手如此之重
在我們提到明太祖朱元璋這個人的時候，他的形象往往是十分複雜而立體的，喜歡他的人會覺得他是一個立場堅定的鬥士，是推翻了元朝暴政的英雄。
不喜歡他的人則會拿他暴戾的性格說事，其中最重要的論據莫過於明初四大案。
在朱元璋統治的幾十年裡，明朝一共發生了四起牽連極廣的大案，分別是藍玉案、胡惟庸案、郭桓案以及空印案。
相比於前三個案件，空印案無疑是最富傳奇色彩的，因為其並沒有絕對的主犯，而且對於犯案人員究竟是否有罪，歷史上也是眾說紛紜。
那麼空印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有多少人被牽連其中？
這真的只是朱元璋權力慾望導致的冤案嗎？
朱元璋劇照
一、元朝時的空印問題
對於空印案來說，案件的關鍵就在於這個“印”字。
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中國政府對於權力的把控一直都是十分嚴格的。
為了防止有人盜用權力，我們國家從很早的時候便開始用印章來表明身份官職，其也是公文生效的關鍵。
而在明朝的時候，代表行政機構的印章也是受到嚴格管控的，只有正職官員才能使用。
而且每次使用之前，都被要求先對文書進行仔細地審查，在確定沒有問題之後才能將印蓋在文書之上。
虎符其實也是印章的一種
這樣的使用方法也並非明朝首創，在之前的各個朝代中其實也都是大同小異。
不過在元朝的時候，有一些官員卻熱衷於在空白的文書上蓋好印章，在需要使用的時候再在文書上填上內容。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在中國古代的時候，雖然很早就出現了貨幣，但是由於國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此民間的商品交換其實十分有限，貨幣的流通量並不是很大。
而且在不同地區貨幣的購買力也存在較大差距，百姓們一旦用貨幣支付稅款就會出現不公平的問題。
明代銅錢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在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朝代中，稅收的實體都是糧食而非金錢，這雖然可以避免地域之間的不公平，但是卻給稅收的運輸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當時地方政府需要將糧食送到京城，但是在運送的過程中這些糧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損耗的情況（風乾，黴變，發芽等）。
這會讓地方賬冊上的數量和實際進京的數量存在一定的誤差，而且這個誤差會隨著運輸距離的增加而擴大。
元順帝劇照
在元朝之前的朝代裡，這樣的誤差只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中央政府也不會十分追究。
但到了元朝的時候，政府的行政管理體系比較鬆散，官員們為了避免這一誤差的出現，會選擇在空白的文書上事先蓋好印章，然後按照入京的實際數量將文書補全。
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嚴格管理印章的規定，但是因為元朝政府管理不善，因此也沒有追究此事，就這樣，這種方法成為了運送稅糧的潛規則。
二、明朝空印案的真相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從小出生在貧苦人家之中，他對於元朝政府的弊端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因此在朱元璋登上帝位之後，其對於官員的管理方法是十分重視的。
在明朝時對於官員行政行為的監督是很嚴格的，這也是皇權集中制大發展的一種體現。
朱元璋為明朝官員設定了一系列詳細的行事流程，其中就包括對於稅糧的規定。
明代印章
朱元璋規定從縣一級行政單位開始，就要仔細稽核稅糧的多少，然後逐級上報，最終到戶部進行核實。
他要求入庫的糧食必須要和文書上的數字分毫不差。
一旦出現差別，就要進行仔細地稽核，並依級修改文書。
在最開始幾年中，地方官員們還會按照流程來辦事，但是像川陝、雲貴等地區的稅糧，前往南京路途遙遠，其損失一般會比較大。
如果按照唐宋時期的規章處理，只需要將差值標註為損耗即可。
糧食
但是明朝規章嚴謹，這些官員必須重新回到出發地修改文書，使其數字和入庫的數字完全吻合。
但那時交通並不發達，一來一回有時甚至要花上大半年的時間，這讓許多官員叫苦不迭。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方官員開始重新使用元朝時期的老方法。
讓官員帶著有印章的空白文書入京，在戶部核查完數字之後再進行填寫。
明朝運輸稅糧的船隊
戶部的官員們也都對這種現象見怪不怪，抱著給同僚行個方便的想法他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過在洪武十五年的時候，朱元璋偶然得知了這一事件，雖然身邊的大臣向他解釋這時前朝遺留下來的做法，而且地方官員也確實有著很大的苦衷。
但是朱元璋依然堅定地認為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做法。
今天他們在稅糧上使用空印，之後可能就會擴大到其他地方。
因此朱元璋決定重判這些使用空印文書的官員，根據《明史·鄭士利傳》記載：
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並充軍遠方。
當時一些朝中大臣為這些地方官員們求情，覺得他們只不過是貪圖方便，沒有太大的問題。
結果朱元璋不但沒有手下留情，還懲罰了這些言官，這讓朝臣中無人再敢妄議此事。
大批官員被處死
至於在空印一案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殺，這一點在不同的文獻中有著不同的說法。
其中最普遍的觀點是有幾百名官員受到牽連被殺。
要知道當時整個明朝的行政系統中，官員的數量才兩萬人左右，這一數字已經十分驚人了，這也是空印案被列入明初四大案的原因。
三、空印案影響力的擴大
對於空印案是否是冤案一事，在歷史上也是眾說紛紜，在案發之後明朝的眾多文人對此就多有評論。
在他們眼中，空印案無疑是朱元璋權力慾的一次體現，因為他們明朝嚴格稽核的規定本就有問題，這些官員只不過是用一點小聰明來彌補政策上的漏洞。
更何況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真正貪汙稅糧，因此朱元璋的做法未免有些矯枉過正。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皇帝對於臣子的不忠都是極其敏感的，因而朱元璋在空印案發生之後會大發雷霆也就不難理解了。
他擔心的並不是稅糧的損失，而是這種違規行為的擴大化發展，如果之後人人都可以僭越規則的話，那麼皇權勢必會受到挑戰。
所以朱元璋重罰空印官員的行為，站在他的角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現在看來朱元璋確實定罪過重，但是那些官員也絕對不是冤枉的。
朱元璋畫像
因此空印案無論從話題度還是影響力上，和明朝最知名的胡惟庸案還有藍玉案之間是存在巨大差距的。
不過最近經常有人在網路上提及
“空印案波及數萬人”
的說法，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那時這些人將明初兩大公案，空印案和郭桓案誤認為一個案件了。
郭桓本是戶部侍郎，其當時利用職務之便貪汙了大量的稅糧，其總額達到了兩千四百多萬石糧食。
這讓朱元璋大發雷霆，他當即決定徹底整治官員貪汙的現象，最終處死了幾萬名官員，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員幾乎沒有倖免的。
由於郭桓案和空印案一樣也是與稅糧相關的案件，因此不少研究明史的學者會將這兩個案件放在一起討論，比如明史大家吳晗先生就是這麼做的。
而空印案的說法，相比於藉藉無名的郭桓來說更容易被人記住，因此人們便會將處死幾萬人的事情安在空印案的頭上。
郭桓畫像
但其實空印案在明初四大案中，無論從影響力還是波及人數上，和其他三個案件都是無法相比的。
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空印案對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借鑑意義反而是四個案件中最大的一個。
因為其他三個案件都可以被定義為人禍，而空印案的發生其實是來源於明朝政府制度的缺陷。
按照當時明朝的統計能力而言，想要做到每一級政府上報的數字完全相同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糧食還是一個會在運輸過程中出現損耗的物品。
為了避免重新核對數字，官員們才只能出此下策，用空印文書省去不必要的麻煩。
按理說在東窗事發之後，朱元璋作為明朝統治者應該先想著如何改進稅收統計制度，但是他卻擔心自己的權力被下面的官員威脅，這才做出了處死主犯的決定。
這顯然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行為，而且案發後他也並沒有重新改變稅收的相關政策，這隻會讓之後的官員經歷更多的麻煩。
至於朱元璋的心態其實也很好理解，從社會底層一步步爬到權力巔峰的朱元璋其實對於官僚階級始終都是不太信任的。
因此其才會用盡一切方法限制他們的權力，甚至連一點點認定損耗的權力都不給他們。
這種制度縱然可以讓皇權高枕無憂，但是也會讓整個行政體系死氣沉沉，失去應有的政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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