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朝廷命官的趙佗，能夠有力量控制嶺南地區，穩定了局勢

南越王國（公元前204年至公元前111年），是秦朝邊將趙佗於秦亡漢興之際在我國版圖的嶺南地區建立的地方政權。嶺南地區是古代越族聚居的地方，南越王國的建立，是我國古代史和古代南方民族關係史上的大事，對於嶺南地區越族社會歷史的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南越王國政權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建立的，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原因。那就是；第一，秦始皇順應歷史潮流，進行統一中原和經略嶺南的成功，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使早在商周時代就和中原地區有著密切聯絡的越族人民，成為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使廣大的嶺南地區成為祖國版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秦始皇在統一嶺南以後，為了開發和治理嶺南地區，便把南下的五十萬大軍，除陣亡和病死者外，全部“謫成”在那裡了。

《資治通鑑》卷七載：“（秦始皇）謫民五十萬，成五嶺。”並且還答應了帶兵官員的請求，批准從中原地區徵調一萬五千名未婚的青年婦女，前來嶺南“以為士卒衣補（妻子）”，使守的兵定居下來。同時，不斷在中原地區強迫大量漢族勞動人民遷來嶺南地區“與越雜處”。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剛統一嶺南時，就“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從適（謫）遣成”；秦始皇年三十四年，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秦始皇三十五年，則“益發謫成邊”等，不斷進行移民實邊。

這些移民是相當大規模的，史稱秦始皇“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竟強遷到一般勞動農民。可見當時被強迫遷徙到嶺南地區的漢族人民是很多的，因而形成了一定範圍的越族和漢族相互雜居的局面。這樣的局面，對於嶺南地區的開發，對於越族人民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進行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都是大有好處的。

它不僅有利於當時越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且有利於祖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統一和中原封建王朝在嶺南地區建立權威。由於嶺南地區已成為祖國版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和中原王朝權威的樹立，所以在公元前二七年秦朝覆亡以後，作為秦代的朝廷命官的趙佗，能夠有力量控制嶺南地區，穩定了局勢，並於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正式建立起南越王國政權。第二，南越王國建立在秦亡漢興的新舊王朝交替的歷史條件下，正是中原地區的群雄並起，爭權奪利，互相攻伐，戰火連年之時。當還不知道“鹿死誰手”，誰也沒有力量順及邊疆民族地區，使嶺南地區一時成為真空地帶。

因此，任和趙佗等嶺南守將，就以“邊臣”之職責出面掌握嶺南越族地區，並建立以當地民族形式出現的、使越族人民能夠接受的南越王政權。我們先看南越王國政權的建立過程。史載在中原地區混亂的時候，正在患重病的南海郡尉任霱，急忙召集任南海郡龍川縣令的趙佗來密議，明白地對他說：“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

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堝負山，阻南海，東西數幹裡，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表明了任囂指示趙佗出來控制嶺南地區，是要穩住嶺南越族地區的局勢以“待諸侯變”，避免中原地區的戰火捲入嶺南地區。趙佗同意了任囂的意見，任“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讓趙佗代理南海郡長官了。

任囂很快就因病死去，趙佗立即行動，行文告知橫浦關（今江西大庾縣和廣東南雄縣分界處）、陽山關（在今湖南郴縣和宜章縣之間）、湟谿關（在今廣東連縣境）等處隘口的駐軍說：“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進行封鎖關口。

同時使用行政手段誅除不服從命令的秦朝原派官吏，委任他的黨羽為地方官以維持社會秩序，嚴格控制了南海郡（治所在今廣州）。到秦朝徹底覆亡以後，趙佗便以南海郡為中心，出兵“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從而建立了南越王國政權。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趙佗在嶺南越族地區建立起南越王國政權，對於維護嶺南地區的穩定，保持安定團結，避免中原戰火的捲入。對於繼續在嶺南地區傳播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越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保持越族人民與祖國多民族大家庭的聯絡，都是有利的。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在混亂的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秩序”。所以，趙佗在秦亡漢興時期楚漢戰爭所造成的亂狀態中自雄於嶺南，正是代表了“秩序”，避免了混亂，代表了“進步因素”，避免了破壞，使嶺南越族區的生產得到正常發展。

事實正是這樣，史載嶺南地區在“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中原地區遷來的漢人）以故不耗減，（越）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正好說明在趙佗的統治下嶺南地區有個安定的社會秩序，越族社會經濟文化得到發展的情況。因此，南越王國政權的建立，體現了越族人民的利益和願，是越族人民與中原地區聯絡的橋樑，而不是把越族人民從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分離出去的武裝割據。這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而建立的南越王國政權的實質和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