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筆者讀後,心裡有幾分疑惑。作為一個平素對方言頗感興趣的非專業研究者,對其中的一些觀點並不能苟同。《南方為何多方言》一文選自《給孩子的歷史地理》中《鄉音難改》一節,出於嚴謹起見,筆者購來此書,細讀之後頗有啟發,但有幾點仍欲與作者商榷,並請教於方家。

“國語”之爭

首先,《鄉音》一文提到,“據說民國初期,很多議員來自廣東,提出用廣東話來做官方的標準口音”云云。此說在網上流傳頗廣,有人就據此演繹出“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實際上,“____話差一票成國語”幾乎是網上隨處可見的選擇題了,空白處的地名,絕不限於廣東一地。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大家都是“差一票”

但這些終究只是“據說”而已,拿不出什麼證據(因為本來就沒有)。

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樣的呢?追根溯源的話,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學部中央教育會議開會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標誌著在官方層面,“國語”正式取代此前廣泛使用的“官話”一詞成為漢民族共同語的代稱(清代原來的“國語”指“清語”即滿語)。這個會議決定,“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為準”,也就是宣佈以北京音為標準音,沒廣東話或者其他方音什麼事了。當然這句話後面也有個尾巴,所謂“京語四聲中之入聲,未能明確,亟應訂正”。這裡就要解釋一下,所謂“四聲”即“平上去入”,有個很好記的例子,即“天(平聲)子(上聲)聖(去聲)哲(入聲)”。隨著語音的演變,清代北京話裡已經沒有入聲,口語裡派入平上去三聲,這就是“未能明確”的來歷。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當代北京話與南京話調值比較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古今調類比較

這個“統一國語辦法案”透過才大半年,宣統就退位了。“統一國語”的任務自然只能留給後來的中華民國來完成。民國新建,蔡元培被委任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臨時政府北遷以後,1912年7月蔡元培組織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據此由專門教育司籌設“國語統一進行辦法”,特開設“讀音統一會”。

這個“讀音統一會”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決定“國音”。諸多“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大抵從此衍生而來。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開會,是日到會者共44人。照議事規則用記名投票法選舉吳稚暉為議長(29票),王照為副議長(5票)。初步考慮審定國音辦法是:先依清代李光地的《音韻闡微》各韻(合平上去,入聲另列)的同音字,商定其應讀之音,而用會中預備之“記音符號”注於其上。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黎錦熙著《國語運動》

“讀音統一會”有沒有爭議?有的(但跟廣東話沒有關係)。最大的爭議是吳稚暉希望保留傳統韻書裡的13濁音聲母,照他半開玩笑的話說,是“濁音 字母雄壯,為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德國強盛;吾國不強,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由於吳稚暉是無錫人,無錫話(和其他吳語)正好保留了濁音,所以日後王照就說他是“陰懷以蘇(吳)音為國音之主義”。從吳稚暉後來在“國語運動”中的表現看,王照的指責頗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結果,在“讀音統一會”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鬧個不休”,但是“總沒有一個滿意的混合,以後鬧得時候太久了,就勉強求一個結果……用多數表決法(每省代表一票),審定了幾千個字音”。這就是後來在1921年公佈的《教育部公佈校改國音字典》,也就是所謂“老國音”。它實際上是個以北京音為主並雜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聲)的混合音系,畢竟連吳稚暉都是承認“北京音”在形成“國音”中佔有特別地位(國音“什九以上”與京音暗合)。

“投票定國音”的經過就是如此,各種版本的“差一票”段子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除了滿足當地的口音優越感之外,與實際歷史實在相差太遠了。

誰是古音

第二個問題,其實與上面有一些關聯。大凡謂之“差一票成國語”的地方,往往另有一種迷之自信,即“中原古音在我處”。譬如《鄉音》文中裡也提到:“(客家人)他們的講話與周圍人不一樣,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

這個觀點實在是大可推敲的。“古音”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概念。譬如唐代晚期的胡曾就寫過一首《戲妻族語不正》,“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這種“語不正”的唐代方言,究竟算不算“古音”呢?同樣是唐代的李涪甚至批評過《切韻》“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照這個說法,就連《切韻》這本隋唐時期科舉考試的官方韻書也算不上“中原古音”了,著實也是滑稽。

就今天的客家人/話而言,其分佈很廣泛,但以粵東閩西為集中,粵東的梅州話通常被視為客家話的代表。稍微觀察一下地圖就可以知道,客家話分佈地帶的西面是粵方言區,東面是閩南方言區。故而閩贛粵邊山區被人們習慣稱為“客家大本營”。考察史籍,客家人到來之前,“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所佔據,故客家所居地多貧瘠”,換句話說,客家人“遲到”了,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別人不要、或沒有徵服的貧瘠的丘陵和山地。在封建時代的旁系漢族的眼裡,這些“客家人”根本連漢人都算不上,以致在書寫時,為“客”加上一個“犭”的旁邊。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客家話分佈區

這當然是一種侮辱性的做法。但話也說回來,今天的客家話與閩、粵方言完全無法通話,何以見得後面這些土著說的方言就不是“中原古音”呢?福建人的家譜,難道不是與客家人一樣都自稱來自中原麼——如今十部福建的族譜,倒有九部說自己祖上來自河南光州固始,彷彿晚唐王審知入閩之前,這裡是無人區一樣。說粵語的廣府人不是也有一個“珠璣巷(系古代五嶺南北梅關古道的必經之地)”情結麼,如據民國《新會鄉土志》稱:“綜查各譜,其始遷境之祖,皆唐以後人,至宋度宗鹹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約佔全邑氏族之六七焉。”當然,清人鄭昌時比較廣東方言時確實說過,“潮一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不幸的是,這裡說的“正音”,不是“中原古音”而是當時的“北方官話”的意思……考慮到鄭昌時本人就是潮州人,他的這番話算得上是對客家話的明粉實黑了。

實際上,韻書裡的“中原古音”不僅在客家話裡有,在粵方言、閩方言,甚至吳方言與北方話裡都不同程度有所保留。譬如,傳統韻書裡的36聲母,到了閩、粵、客方言裡都要打個對摺,反而是吳方言保留最好(上海話有28個聲母);入聲的子音韻尾(-p/-t/-k)在閩南話、客家話和粵方言裡比較完好;普通話的“你”和“他”也同樣保留了中古念法,按照語音規律演變的話兩個字就應該讀成“爾”與“佗”了。反過來,古代韻書裡不同音的“狗”、“九”、“酒”、“走”,在普通話裡變成“九酒”同音,廣州話裡卻是“狗九”、“酒走”兩兩同音,以此觀之,不過半斤八兩,爭辯誰是中原古音,實無意義——各方言都有保留,也都有與韻書不合之處。所爭論者,無非是以己之長擊彼之短,類似“田忌賽馬”而已。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梅縣客家話只剩17個聲母

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上海話倒有28個聲母

權威的來源

毋庸置疑,方言分歧,自古亦然。《禮記》就有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唐代的陸德明在《經典釋文》裡也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就全國而言,為了各地口頭交流的需要,從上古時代起,漢語就有著共同語的存在,《論語·述而》篇載:“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所謂“雅言”其實指的就是在周代比較通行的民族共同語,而“齊魯音”指的就是齊魯一帶的地方方言。

至於在一個小區域內,有些土語則會成為區域共同語。廣州話之於粵語,梅州話之於客家話皆是如此。《鄉音》一文裡同樣提到“隨著都市行政區劃歸屬的變化,時髦的權威土語也會變化……明朝的時候,上海只是一個小城鎮,其行政中心在嘉興,嘉興話在上海是最時髦的、最體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歸蘇州管,於是蘇州話變成最體面的”。

但這段話偏偏是錯的。明清兩代,上海縣都隸屬松江府,何來先歸嘉興管,後歸蘇州管之說?這個低階錯誤實在是應該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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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上海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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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上海行政區劃

話說回來,《鄉音》裡的這段話倒不是沒有出處。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記載:“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到了清代的《松江府志》裡,這個說法已經變成,“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既然明清之際上海的行政區劃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

原因可能是文化而非行政區劃上的。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蘇州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貨物集散、轉運和資訊交流的重要中心。萬曆年間的浙江臨海人王士性評論道,“蘇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當時蘇州的文化影響遠遠溢位了行政區劃邊界之外。在嘉興,康熙時當地人馬壽榖詩謂:“女郎十五學梳頭,長髻新興掩鏡羞。古板阿婆如動問,低低答應是蘇州。”浙江山陰(紹興)人張岱更是抱怨,“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如一巾幘,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蘇人巾又變低,袖又變小矣。故蘇人常笑吾浙人為‘趕不著’……”這與近代上海民謠之謂“剛剛學來七分像,上海又換新花樣”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語言隨著文化而傳播。到清初,各地梨園演出,人稱“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於何地,長於何方,凡系花面腳色,即作吳(蘇州)音”。根據鄧雲鄉先生在《紅樓風俗名物譚》裡的說法,甚至清代的北京人,也是“衣著講南式,園林效蘇杭,一說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聽懂南方話,也覺十分得意”。帝都如此,於蘇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地區自不待言,嘉靖年間,原籍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計程車人何良俊一方面堅持“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於蘇”,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兩者顯露的矛盾心態可能正是發生在松江府方音從“視嘉興為重”到“視蘇州為重”的轉折時期。

即使在上海已然開埠多年,經濟地位早已越過蘇州的清代晚期,姑蘇文化的餘韻仍舊瀰漫在十里洋場之上。清末朱文炳描寫上海風情時就說,“各處方言本自由,為何強學假蘇州。”甚至按照晚清《海陬冶遊錄》的記載,娼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淮)揚江北,又其次也”。在近代上海的高檔青樓,即使其他籍貫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價,也必須學一口蘇州話,否則就不能在風塵業界立足。近代滬上“老中醫”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裡,就回憶自己曾經遇到一個廣東妓女名曰肖紅,“但能說一口軟而且糯的蘇州話”。滑稽的是1949年之後陳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見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紅早已“嫁得一個大商人,歸宿很好”,至於昔日在青樓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認”,甚至“開口都操廣東語,蘇州話只當不懂”,這當然也是不難理解的。

總的來說,《鄉音》不失為一篇佳作,但於細節之處,作者若能精益求精,恐怕更好,畢竟這是“給孩子的歷史地理”,若失於誤導,豈非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