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李建成李世民間勢同水火，唐高祖李淵為何不出手干預

武德九年（626年），唐王朝京師長安發生了震驚朝野的玄武門之變。事變中，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二人死於非命，事件發生不久，唐高祖李淵被迫禪讓，李世民繼位為君。

玄武門之變是為爭奪皇權，發生的兄弟鬩牆、骨肉相殘事件。

或者後人要問：作為唐王朝的締造者，李淵難道就無力阻止玄武門事件的發生嗎？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李淵怎樣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呢？

其實，李淵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玄武門事變的悲劇完全可以避免發生。

玄武門事變痛下殺手的是李世民，釀成大錯的人卻是李淵。導致兄弟相殘，完全是李淵這個作父親的昏招迭出的原因。

其一：李淵是開國之君不假，也有遠過常人的雄材大略，但唐王朝在建立之初就有政治短板。李淵起家靠的是告密，因為揭發楊玄感造反而受到隋煬帝賞識的。隋大業十三年（617），李淵出任太原留守，成為一方諸侯。但隋煬帝對他既要用，還要小心提防，在他身邊安排了親信監視。李淵以告密起家，自然自己不會在這種事情上摔跟頭，正是他的小心謹慎，在太原始終未能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手下可掌控的人馬不過三五千之眾。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李淵起兵反隋時勢單力孤，不得不向突厥低頭，又是稱臣、又是借兵買馬。開疆拓土，又不得不依靠兒子李世民東征西討。

其二：建立政權後，李淵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將內政交由太子李建成，“自非軍國大務，悉委決之”；軍權則交給二兒子李世民，並授權建天策上將府，自署官員，聽任李世民勢力坐大，為後來的玄武門埋下了隱患。自己不是乾綱獨斷，親政、親征，而是在有能力處理政務的時候就將政治、軍事大權交由兒子處理，這在歷史上也是特例。

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皇權旁落、政出多門，文臣武將悉數聚集在兩個兒子門下，只知有太子、秦王，而不知有皇帝了。也不能怪李世民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要求進步是每個政治人物必須的品質。

其三：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淵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是有歷史原因的，但在他建都長安稱帝后，也沒有能形成以自己為核心的政治利益共同體就怪不得旁人了。玄武門事變前，滿朝文武，只有一個裴寂算是李淵親信，其餘人早就各自進行了政治選邊站隊。

尤其重要的是，負責宮禁安全的武士彠（武則天之父）本是從龍元勳，卻被他莫名其妙的打發離開了長安，自去藩籬，以致於後來的不可收拾。

其四：長安作為帝都，是首善之區國之根本所在，城中軍事力量理應是天子絕對掌控，除了禁軍不應該再有其餘武裝。

但是，李淵在位時，長安城內的軍事力量不僅包括禁軍，太子府的私軍，還有秦王、齊王兩府的王府兵。

長安禁軍主要是李淵起家時的那一幫人，但是李淵建立政權後，誤以為從此天下太平，“悉罷遣歸”，只有數萬不願意回故鄉的，就給他們“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本來，那些不願重返原籍計程車兵多是老弱病殘，承平日久，早已不復當年之勇。李淵對此應該有所瞭解，只是大意了。

李世民府中有一千餘人的武裝力量，但僅夠勉強護衛王府安全，難以成為權力爭奪的有力砝碼。因為僅是李元吉府中的武裝力量，就與他大體相當。

太子李建成身為太子，不應該擁有武裝，但卻“私召四方驍勇，並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加上親信羅藝的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李建成東宮有三千左右精兵。

玄武門事變發生前，長安城中三大政治勢力的兵力，李建成與齊王府最強，李世民次之，李淵所轄戰鬥力最弱。李世民雖然在洛陽有強援，但如果一旦有事發生，則鞭長莫及。

因此，李世民惟有暴起發難，暗施冷箭，放手一搏才有機會成功。李淵、李建成、李元吉父子對李世民發動政變沒有防備，正是因為他們佔據了絕對優勢，誤以為可以高枕無憂，放鬆了警惕。

歷史證明——事故緣於一時的麻痺！

造成玄武門事變的各種原因數不勝數，但究其根本，想要避免骨肉相殘的發生，李淵只須將權力緊緊掌握在手中，軍政大事親力親為即可。

從李世民繼位後即縱禁苑鷹犬、停諸官所進珍異、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的舉措來看，李淵在位期間太過注重聲色歡娛享受。這樣的人做好守成之君都難，開創一個王朝則不合格了。幸虧李淵作了太上皇，也多虧李世民沒有斬盡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