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報案牛舌頭被人割了,包拯:回去把牛宰了,小偷便會來自首

古語有言:“百行德為先,治政廉為首。”

在我國曆史上,包拯因其廉潔清正、鐵面無私的作風被喻為“包青天”,民間傳說他明察秋毫,秉公斷案,猶如天神一般。

那麼,真實歷史中的包拯真就如此足智多謀嗎?這就不得不提到被後人津津樂道的盜割牛舌案了。

農夫報案牛舌頭被人割了,包拯:回去把牛宰了,小偷便會來自首

在《宋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誌銘》中曾記載:(包拯)方調知揚州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公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人來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盜割牛舌?”盜即款伏。

這句話的意思便是,有一農夫報案,自己的牛舌頭被人割了,包拯讓農夫回家把牛宰了,小偷自然會來自首。

短短几十字,就闡述了一件曲折離奇,此事也體現了包公多智善斷的才華。那麼,這其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呢?

牛舌被盜,包拯竟密令殺牛?

時間回溯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包拯時任某縣的知縣,一天清晨,他正在洗漱,忽然聽到衙外傳來一陣急切的擊鼓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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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顧不得吃飯,急忙升堂審案,告狀之人是一名莊稼老漢,他急稱自己的耕牛被人割去了舌頭。

牛舌被割,在今天不算什麼大案件,在當時的情況下,牛被割了舌頭無法進食,再加上傷口感染,只有死路一條。

最重要的是,牛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可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宋法典中曾明確規定:“凡無事殺牛者皆判刑”。

因此,凡是殺、盜殺他人的牛都會受到處罰,甚至於牛主人也不得宰殺自己的牛,違者要接受“徒一年”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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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耕稼之本,再加上判刑的壓力,把老漢急得團團轉。可作為受害者的牛,他既不能言語,也不能指出誰是兇手,而現場也無目擊證人,此案無從下手。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包拯心生一計,他隨即對老漢道:“你且回去,報官之事不可告與任何人知,待你宰了牛,那賊人自會來自首的。”

聽到包拯這番話,老漢雖不知包拯的計謀,但也只能聽他的吩咐。期間,包拯又派了官差偷偷來到老漢家中,再次囑咐到:

“大人有話講,今日殺牛解構分塊,明日街市擺攤賣肉。”老漢聽後,既知是官府命令,不再憂心殺牛之責,遂宰牛分之,預備明早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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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老漢就帶著牛肉到集市售賣,作為稀罕物的牛肉,引得行人頻頻矚目,紛紛廣而告之。

不出半日,大家都知道了有人在售賣牛肉,眼看牛肉售罄,可兇手還不見蹤影,老漢越發著急了,眾衙役也開始暗暗懷疑大人的計謀。

惡人告狀,正中計謀

然而過了一日,衙中突然來了很多人,但並非如包拯所言是前來自首的,而是來告狀的,而且所告之人,正是那賣牛肉的老漢。

因為當時的法律不僅規定了殺牛有罪,而且為了提高禁令的執行效果,還允許人告發殺牛的行為,並特別規定了“舉報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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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慶元條法事類·殺畜產》所記載:“諸色人告獲殺官私牛及私自殺者,每頭錢五十貫,一百貫止。”

在金錢的驅使下,前來告狀的人眾多,其中是否真的有那割牛舌之人呢?包拯又該如何辨別呢?

只見包大人不動聲色,一一詢問告狀之人,並告知他們因告發者眾多,且需要去時間核實事情真偽,此案將於幾日後再審理。

然而,包拯已在詢問之前,就令衙役悄悄記錄告狀之人的詳細資訊,並派人暗中察訪了他們與老漢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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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得知其中一人素來與老漢不和,且二人又在近日前發生了劇烈爭執時,遂命人將其捉拿。在層層審問下,此人果然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自此,老漢終於得以清白,免去了刑罰。

那麼,問題來了,包拯又是如何斷定老漢殺了牛,盜賊就會現身呢?這一方面得益於包拯的辯證思維,另一方面也讓人不得不佩服包大人對人性的洞察之力。

辯證思維,洞察人性

要知道,牛作為當時的重要生產力,十分珍貴,而兇手明明可以將牛盜走,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卻為何只是割去牛舌呢?

如果用辯證思維來推斷,則說明此人並不為圖財,既然不是為了財,那圖什麼呢?很有可能純粹是為了洩憤、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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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牛舌被割、無治而亡,背黑鍋的老漢就得“徒一年”,一年勞役下來,再強壯的老漢也得脫一層皮。

另外,家中既沒有了牛,作為頂樑柱的老漢又在獄中,一家婦孺老小,吃不飽穿不暖只得悽慘過日,這便是作案之人的歹毒動機!

而包拯對人性的認知,無疑是非常深刻的,他讓老漢秘而不宣報官之事,反而堂而皇之的宰牛售賣,正是為了利用兇手的報復心理,刺激他前來“自首”。

因為他知道,那賊人見到老漢非但沒有因牛遇害而坐牢,反而還因賣牛肉而獲利時,一定會怒火中燒、無法忍受,必將會前來告發老漢,如此便有了上述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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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告發之人中,也不乏為了賞金而來的,這也是包拯為何命人暗中記錄並察訪告狀之人資訊的緣由,所謂大膽猜想,小心求證即是如此。

包拯破案採用的不是平常的線性思維,而是跳躍思維,他跳出了問題的層面,在更高的維度看待問題,以一種掌控全域性的視角,將小偷一步一步引入圈套中,最後成功逮捕了他。

小小一件牛舌案,足見包拯的心思縝密,善於計謀。其實,從某個角度而言,包拯斷案用的是一種更傾向於現代的思維方式,在古代很難理解,這也是百姓將其“神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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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遇到問題時,也不妨學習下包拯,跳出當局者的層面,從僵化的思維中掙脫,著眼於全域性,去篤思、去推敲、去驗證,也許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當然,對新知識的認知和判斷,也需要我們在一言一行中去積累、剖析、提煉,這也並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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