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之外的馬克·吐溫：瘋狂投資人、商業帝國夢與巡演躲債的歲月
馬克·吐溫是最負盛名的幽默作家之一，或許大家對作家之外的他了解不多。在文學成功之餘，馬克·吐溫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進行了大規模投資，甚至還投資了科技發明。最終，他只能透過環球演講來躲債和還債……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進步與貧困》（1879）一書作者亨利·喬治曾說， “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不僅是一個“塗金”（gilt）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罪惡”（guilt）的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也是貪腐問題集中爆發的時代，諸如虛報假賬、收受回扣、權錢交易等醜惡現象比比皆是，這也是馬克·吐溫將小說命名為《鍍金時代》的初衷——小說於1873年出版，“書名迅即成為公共生活中貪汙受賄、物質主義和腐敗的同義詞”。
小說《鍍金時代》，圍繞興建城市、鋪設鐵路、開闢航道、議會選舉、法院審判等案例，揭示出美國政商界、司法界以及新聞界的卑劣行徑，並塑造出玩弄權術、假公濟私的參議員迪爾沃思（Dilworthy）以及終日夢想大發橫財的小市民賽勒斯（Sellers）等經典形象。作為投機家的賽勒斯與說謊成性的政客不同：政客說謊是向後看，透過語言操控術（話術）篡改過去的事實；投機家則是展望未來，“他是這個浮誇的、推銷術氾濫成災的世界裡的一個夢想家”。很顯然，“賽勒斯”一語雙關，既是人名，亦有推銷員（seller）之意。據作家本人在《自傳》中的說法，這一人物原型是他的一位遠房表親。然而，文學評論家卻更願意相信：小說中這位“推銷員”無乃是馬克·吐溫本人的化身。
馬克·吐溫
《鍍金時代》的土地交易與文學市場
小說的核心故事，是田納西州參議員迪爾沃思自導自演的一出土地欺詐案。當地一位農戶霍金斯（Hawkins）曾廉價購買7500英畝土地，有開發公司出價3000美元意欲收購，他遲遲不願出手，結果錯失良機（後來連500美元也賣不出去）。霍金斯去世後，他的朋友塞勒斯向參議員提議由政府出面收購。隨後，參議員提出創辦“士高達工業大學”的方案，建議政府出資300萬美元購買上述土地——如此一來，他便可以從收購土地和建設大學的財政撥款中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為說服其他議員，迪爾沃思決定以霍金斯美豔動人的女兒勞拉為“誘餌”。他首先將勞拉包裝成一位上流名媛，將她引入華府社交界，結交參眾議員（及其妻女）。與此同時，他將勞拉之弟發展成為自己的助理；而後者時常對外宣稱，他本人如何反對出賣自家祖傳寶地。議案宣傳造勢結束後，參議員幕後策劃，勞拉則施展魅力出面遊說。她使用誘惑、欺騙、賄賂等手段，拉攏議員投票。提案在眾議院率先獲得透過，但緊接著被媒體曝光，引起公憤。參議員動用自家兄弟經營的報紙展開反擊，贏得民眾同情，於是提案被呈交給參議院。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參議員任期屆滿，需要重新競選。在競選過程中，他收買議員、操縱選舉的醜聞被公之於眾，名聲掃地——賽勒斯精心策劃的土地交易案，至此徹底流產。
據考證，馬克·吐溫的祖先的確擁有這樣一塊土地，後來在這塊土地上也確實發現了石油——不過那是1895年的事（當時土地早已轉售），與馬克·吐溫家毫無關聯。作家在《自傳》中曾不無遺憾地調侃：自己若能擁有那片土地（哪怕只有幾英畝），日後他也就無須依靠寫作謀生了。出乎意料的是，未能使得吐溫一家脫貧致富的地產，卻為他的小說《鍍金時代》提供了絕佳的歷史背景：馬克·吐溫因此賺到稿酬2萬美元，並獲得7。5萬美元的戲劇（改編）版稅——他因此自嘲是“田納西地產的唯一受益者”。
馬克·吐溫此前在內華達州一家報館擔任記者，但童年時代的貧窮經歷在他心中留下巨大的陰影。像小說中的賽勒斯一樣，他無時無刻不沉浸在一夜暴富的發財夢中。當時該州流行“淘金熱”，馬克·吐溫將自己的所有積蓄（包括全部稿酬）悉數投入股市，購買金銀礦山股票。然而，這一種紙上富貴並未能持久，轉眼經濟危機來臨，股票債券價格大幅跳水，馬克·吐溫豪賭式的投資血本無歸，最後只得重拾手中之筆，繼續文學創作。
馬克·吐溫記者時期的辦公環境
自首部作品《傻子出國記》起，馬克·吐溫以粗獷而不失輕快的風格在文壇獨樹一幟。根據傳記作家的說法，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歸因於對於文學市場風向的把握。眾所周知，馬克·吐溫一向十分留意讀者的品味和圖書市場上暢銷小說的潮流：《王子與貧兒》（1882）和《亞瑟王朝庭裡的康涅狄格州美國人》（1889）迎合了兒童文學和歐洲騎士傳奇的時尚；《傻瓜威爾遜》（1894）從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身上汲取了偵探小說的表現手法（福爾摩斯這一文學形象最早誕生於1891年）。《聖女貞德》（1896）寫作的年代，正是劉易斯·華萊士的《本·赫爾》（1880）和亨利克·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1896）作為宗教和歷史傳奇而風靡一時之際。甚至，《哈克·費恩歷險記》裡刻意運用的南方方言和邊疆色彩，也是以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雷穆斯大叔”（Uncle Remus，1881）系列故事為藍本。
不僅於此，馬克·吐溫對於營銷自己的圖書也非常熱衷。據說每一本書出版前，他會反覆推敲合同條款，要求出版商大力宣傳（有時甚至因此而與對方翻臉），並親自過問書籍的生產成本及插畫設計（他曾採用當時最好的紙張印製封面，不惜為之耗費1萬美元），以此確保發行圖書能夠得到讀者青睞。在一系列商業包裝和市場運作機制下，馬克·吐溫在文壇的知名度日益攀升，被譽為美國“當世最著名的作家”。據統計，截至1880年，他的各項版稅稿酬年收入高達25萬美元，在當時簡直是天文數字。但大作家本人並不滿足，像他筆下的夢想家賽勒斯一樣，他開始構建龐大的商業帝國夢——從他最為熟悉的出版業起步。
馬克·吐溫在家中的擺拍
瘋狂投資後的躲債歲月：從格蘭特《回憶錄》到佩奇打字機
馬克·吐溫算不上明智的投資人，但毫無疑問稱得上是精明的商人。從一開始，他所有的作品，便一律採用預訂銷售模式——這一種新興的商業模式，也為他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以《傻子出國記》為例，合同規定淨利潤由出版商和著作權人均分——當時美國出版公司（the 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共發行62000餘冊，每冊售價3。5美元，總計收入218000美元。出版公司支付總代理112000美元（約合總收入的51%，總代理再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薪資和佣金支付給圖書行商），獲得毛利106000美元；扣除製作成本41540美元后，剩餘淨利潤64460美元，馬克·吐溫獲得32000美元。眼看自家作品的出版收入大部分落入出版商/發行商的腰包，而自己只能拿到其中一個零頭，馬克·吐溫深有感觸：為什麼我不能自行開設出版公司，專門出版、發行自己的作品？
此時，馬克·吐溫手頭有六部作品即將完稿。交由出版商與自行印刷兩相比較，淨收入相差八倍之多。1884年，在和幾位出版商相繼鬧翻之後，馬克·吐溫經過反覆權衡下定決心，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並聘請外甥查爾斯·L。韋伯斯特擔任公司經理。韋伯斯特出版公司計劃推出的首部作品為馬克·吐溫新著《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像以往一樣，馬克·吐溫對此書的出版發行極為關注。他在給韋伯斯特的一封信中寫道：“讓圖書商販們儘早行動起來，你要竭盡全力促使他們能夠在12月10號或者15號之前確認讀者的訂購意向（這是一年當中躉售圖書的最好時機）——如果到時候預訂數達不到4萬本，就要推遲這本書的發行……不過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會阻止這本書（《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暢銷。”——該書於次年成功推出，一時暢銷全美，至今仍是美國文學當之無愧的經典之作。與之同步，另外一場史無前例的圖書“銷售大戰”也在悄然進行。
馬克·吐溫和《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
1884年11月，馬克·吐溫偶遇《世紀》雜誌編輯理查德·沃森·吉爾德（Richard Watson Gilder），後者無意中透露：前總統格蘭特將軍準備動手撰寫《回憶錄》，但合同條款尚未落實。精明的馬克·吐溫立即從中嗅出了“商機”。他親自登門拜訪，指出世紀出版公司（the Century Company）合同條款上的紕漏，並竭力勸說這位美國內戰的英雄放棄與該公司的合作，轉而與韋伯斯特公司簽訂合同——合同版稅是前者的雙倍。
在格蘭特寫作期間，馬克·吐溫安排韋伯斯特長途跋涉，在全國範圍內招募代理商。韋伯斯特走遍美國，收集到大量潛在（would-be）代理商的資訊——包括他們的性格特點和財務狀況。最終，馬克·吐溫決定將全國劃分為16個營銷區域，每區域設一名經銷總代理（共16人，後者又僱傭總共約1萬名行商，其中僅紐約布魯克林區便多達200人）。馬克·吐溫下令：“讓這些行商先去開拓紐約郊區，然後再將紐約中心區交給業績最優者。”
為進一步擴大聲勢，馬克·吐溫親自撰寫書評廣告，宣稱“我曾將這本回憶錄與《凱撒戰記》進行對比……我可以發自肺腑地講，這兩本書具有同樣顯著的優點——明白易曉，直抒己見，語言樸實無華，絲毫不裝腔作勢，其言辭懇切一目瞭然。”大作家以自己的文學品位和閱讀經驗為回憶錄作背書，無疑大大增強了讀者的閱讀期待。
該書出版前，格蘭特不幸逝世，舉國悲哀。三週後，《格蘭特將軍回憶錄》正式發售。馬克·吐溫給每位行商準備好一份37頁的銷售指南，名為《如何推銷格蘭特將軍個人回憶錄》——其中既包括如何向顧客說明格蘭特家族目前經濟困難、亟需幫助的現狀，也包括允許顧客先支付部分貨款（本書仍採用訂購發行方式），以及如何進行尾款追繳等事項。值得一提的是，其銷售團隊主要由前北方軍計程車兵（和水手）組成，一律身著昔日製服，很容易勾起民眾的懷舊之情。馬克·吐溫此舉，旨在以愛國精神感召數百萬退伍老兵——相對於普通讀者，他們更願意為本書慷慨解囊。
該書以兩卷本的形式發行，價格從3。5美元至12美元不等，具體取決於其裝幀精緻程度。每本書都附有格蘭特的親筆題詞和簽名：“謹將此卷獻給美利堅士兵與水手。/U。S。格蘭特/紐約/1885年5月23日。”其中，第二卷還展示了內戰期間將軍個人往來書信（影印件），由此進一步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和購買慾。
這次圖書銷售戰役大獲成功：1885年5月，圖書預訂量即多達12萬冊。到1886年年初，圖書發行量更多達32萬5千冊。馬克·吐溫兌現承諾，將大部分（70%）圖書利潤交給格蘭特遺孀（約42萬美元），自己獲得報酬8萬美元——然而一轉身，這一筆鉅款便投入了技術發明和資本市場。
格蘭塔與李鴻章，1879
正如傳記作家彼得·克拉斯（Peter Krass）在《馬克·吐溫商業歷險記》（2007）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吐溫既是藝術家，也是資本家”，投資逐利是資本家的本性，然而不幸的是，馬克·吐溫將大量資金投向了“高科技”發明，其中相當一部分根本不具備實用價值，比如日後導致他傾家蕩產的佩奇排字機。
有人說，馬克·吐溫熱衷發明是因為受到朋友特斯拉的影響——後者是一位與愛迪生齊名的“變態”發明家，累計發明專利1000 餘項，包括交流電、霓虹燈。像他筆下的人物塞勒斯一樣，馬克·吐溫終日陶醉在暴富的神話和夢幻之中，以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盲目樂觀態度進行投資，導致一敗塗地。新發明使他著迷，但也讓他輕而易舉地變成了科學發明人的犧牲品。
根據著名傳記作家朗·鮑爾斯（Ron Powers）在《馬克·吐溫生平》（2005）一書中的考證，自1870年代起，從寫作稿酬和版稅中掘得“第一桶金”的馬克·吐溫，同時“在大約20項新業務和發明上進行了大量（近乎瘋狂的）投資”——包括葡萄園、蒸汽輪、手錶公司、保險公司、海上電報、普拉斯曼（Plasmon）食品新增劑、考拉泰普（Kaolatype）粉筆雕刻法，等等。此外，他在華爾街也擁有大量股票投資組合，其中不僅包括牛奶廠、銅礦和珠寶公司等中型企業，也包括聯合太平洋公司這樣的巨無霸公司——據說他曾一次性投資5萬美元購買墨西哥-東方鐵路公司股票，堪稱是“大手筆”。投資固然有賠有賺，但在19世紀末商業和金融危機來臨之際，股票價格一落千丈，馬克·吐溫的鉅額投資絕大部分都“打了水漂”。1894年，他在郵輪上對妻子奧利維亞發誓說，“船一拋錨，立即和商業說再見。這輩子再也不碰它了！”
馬克·吐溫與亨利·羅傑斯在百慕大，1908年
除了上述“顯性”虧損，更令馬克·吐溫傷心絕望的是佩奇排字機這一投資的“無底洞”。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堅信這一發明必定能帶來滾滾紅利的作家相繼投入17萬美元巨資，但出於各種原因，這一高科技產品始終未能實現量產（並最終為競爭對手捷足先登）。雪上加霜的是，他旗下的出版公司由於經營不善和資金鍊斷裂，也不得不宣告破產。
值得慶幸的唯有一點：馬克·吐溫恰好在此時結識美國理財專家、標準普爾公司高管亨利·羅傑斯（Henry H。 Rogers）。羅傑的規劃首先為馬克·吐溫申請破產，然後順理成章將他的著作版權移交給他的妻子，以免債權人奪得版權；同時，建議作家出國旅行，一邊寫作，一邊“暫避風頭”，以免債主（共90餘名）糾纏不清。儘管馬克·吐溫並未全盤接受羅傑的“商業計劃”，但正是在後者的精心策劃和巧妙安排下，作家才躲過一劫，由此也開啟了作家與這位“理財顧問”長達15年的商業合作。
1890年代，《美國雜誌》（The American Magazine）扒糞記者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花費數年時間調查標準石油公司欺詐案，涉案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調查報告完成後，記者向作家求助，馬克·吐溫拒絕出版。然而，這一貌似“報恩”之舉，顯然有悖於作家一向倡導的人道主義精神。
扒糞記者艾達·塔貝爾，1921年。她對洛克菲勒家族壟斷石油行業的調查，讓她成為調查記者的榜樣性人物。
“推銷員之死”：馬克·吐溫有限公司
在聽取經濟顧問的建議、並在妻子奧利維亞的支援下，馬克·吐溫踏上環球巡迴演講之旅，一方面透過演講還債，一方面也為文學創作蒐集新的素材。憑藉文學聲望和表演天賦，巡迴演講之旅大獲成功。到1900年馬克·吐溫歸國之際，他受到美國民眾“英雄凱旋般的”熱烈歡迎：他不但清償了債務，也捍衛了個人乃至美國作家的尊嚴和榮譽。但這次旅行也給作家帶來了終身難以癒合的創痛：在夫婦二人外出期間，因病留在國內的長女蘇西（Susy）腦脊髓膜炎發作，不幸去世，令作家哀痛欲絕。緊接著，1904年，妻子奧利維亞也生病去世，馬克·吐溫的世界也由此坍塌。
自從結婚以來，出身富商之家的奧利維亞，不僅是馬克·吐溫生活的伴侶，更是他的文學“監護人”。照作家生前好友、《大西洋月刊》主編豪威爾斯的說法，馬克·吐溫每一部作品發表前，都要首先經過妻子的嚴格審查——擔心其中某些詞句會“冒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進而影響到作品的銷路。（《小婦人》作者、女作家奧爾科特曾正告馬克·吐溫必須停止此類創作，因為“有害於道德人心”。）
美國文學批評家範威克·布魯克斯在名著《馬克·吐溫的嚴峻考驗》（1920）一書中對此也大加嘲諷。他一方面承認馬克·吐溫的藝術天才，另一方面卻惋惜這位天才未能經受加爾文教、金錢誘惑和高雅文學趣味的考驗，最終走向失敗。布魯克斯將作家的失敗歸咎於兩個人物：一個是作家的妻子奧利維亞——馬克·吐溫的“第二個母親”——她以自己平庸的文學趣味替作家把關，居然認為《王子與貧兒》比《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成就更高！另一個則是豪威爾斯——馬克·吐溫的“告解神父”——他崇奉歐洲的“斯文傳統”（genteel tradition），主張描寫“生活溫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讀者痛苦的題材”。布魯克斯斷言：“正是在他們二人的影響之下，馬克·吐溫日漸走向平庸。”
布魯克斯的論斷儘管不乏一定道理，但流於簡單粗暴，難以令人信服。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作家封存百年的《自傳》公開出版以來，隨著對這一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承認，馬克·吐溫的“平庸”是不爭的事實，也無須他人來“背鍋”——作家本人的性格特點和行為方式，才是導致“日漸走向平庸”的真正根源。
馬克·吐溫和他的女兒在紐約第五大道，他自稱是“地球上最受關注的人物”
以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 Zacks）近著《追逐最後的笑聲：馬克·吐溫的環球喜劇之旅》（2017）為例：該書講述晚年馬克·吐溫花費五年時間挽回投資損失的故事（其中三年旅行演講，另外兩年蟄居英國寫書）。圍繞作家遭遇的經濟危機和被迫開啟的環球之旅，作者在書中披露了若干鮮為人知的史實。根據作者的看法，雖然巡迴演講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旅途的舟車勞頓以及為抵禦疲勞而縱酒吸菸（每日抽雪茄不少於20根），極大地毀損了作家的身體健康。此外，愛慕虛榮的馬克·吐溫所過之處皆有宴請，往來酬酢絡繹不絕——作為名滿天下的公眾人物，他極其樂意享受簽證人員的恭維以及各國王公貴族的款待。他本人樂此不疲，但也因此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正如扎克斯在本書結尾的感慨，“這位本可與伏爾泰齊名的大作家，卻淪落為世界一流的餐後演說家……相比於伏爾泰、左拉，吐溫更易於向社會投降：這源自他與生俱來的缺陷，即無法抵擋成功的誘惑。”——此即魯迅所言，他（馬克·吐溫）的“成了幽默家，是為了生活”。
事實上，為了獲取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馬克·吐溫的確可謂不擇手段。作為現代傳媒背景下誕生的首位美國文學名人，他知道如何利用誇張和機智來獵取名聲，更知道如何用這種名聲來推動生意不斷髮展。他苦心經營這個生意的就是“馬克·吐溫有限公司”——跟其他作家的筆名不同，“馬克·吐溫”更像充斥宣傳、廣告和包裝產品的商業世界裡的商標名稱，自然也極富商業價值。公司成立之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標題“馬克·吐溫變為一家公司”對此加以報道，雖然語言平實，但言下之意不無微諷。
為了營造公司的商業形象，馬克·吐溫投入巨資將他居住的哈特福德住宅打造為設施豪華的公司總部。這座被稱為“紅房子”的豪宅是結婚之日岳父贈送的禮物，後來又根據奧利維亞的構想，延請紐約首席建築設計師精心設計修建而成。直至1891年為抵債被迫出售之前，作家在此生活長達17年，包括《密西西比河上生活》（1883）在內的中後期傑作大多誕生於此。同時，它也是作家大擺筵席招待各路賓朋的理想場所。在所有這些公共場合，馬克·吐溫始終以一襲白色西裝、口銜菸斗的經典形象示人——據說這一身標誌性的“行頭”，最初也是出於商業目的：他第一次身著這套西裝出現在國會面前，為個人著作權大聲疾呼，堅持認為他視為專利的版權應該“永久延期”。
版權問題，是當時的敏感話題。19世紀中期，英國作家狄更斯訪美，每與總統州長等名流會晤，必定藉機探討其作品在美國發行的版稅問題。與之相似，馬克·吐溫被推向智慧財產權爭論的最前沿也絕非偶然：因為他的作品發行量巨大，版稅高低直接關乎其切身利益。在他看來，科技發明運用於商業可以帶來永久的專利收入，作家苦心孤詣創作的作品也應該享受同等待遇——科學家的實驗不乏以身試毒的事例，正如文學家的自傳以本人為解剖物件。
狄更斯的第二次訪美之行，憑藉演講大賺三萬美元。在六個月的巡迴演講時，經常講述版稅和著作權等問題。
馬克·吐溫自詡為美國現代自傳的發明者——他以特有的“謙虛”聲稱自己的這一方法為 “這個時代最令人難忘的文學發明之一”，並斷言這是當時最受歡迎的美國文學體裁，因為它強調傲慢的個人主義和自我發明——“它與蒸汽機、印刷機和電報機並駕齊驅。我是唯一一個找到了創作自傳正確方法的人。”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他生前出版的若干種自傳中，讀者每每看到的是一位經過刻意包裝的經典作家形象，而非作家本尊。他曾端坐書房“擺拍”出成百上千的達蓋爾照片，展示出他自嘲的“裝腔作勢的才能”——這在當時與日益興起的名人崇拜不謀而合。
正像扎克斯調侃的那樣，假如生活在當今之世，只要能夠帶來經濟收益，馬克·吐溫一定會在部落格和推特上不遺餘力地進行自我宣傳，一如他在投資失敗後迅速投身於商業演講。在19世紀中期以前，以愛默生為代表的“美國學者”，習慣於在大庭廣眾之前宣講美國哲學，或討論當代文化、政治等各項重大問題。而在馬克·吐溫的時代，演講的教育使命漸漸開始被娛樂功能所取代——換言之，即由宣傳介質降格為娛樂工具。然而像狄更斯一樣，他總能根據聽眾的即刻反映來判定演講的“笑”果，並據此隨時調整演講的內容和“抖包袱”的方式，由此保證這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商品在市場廣受歡迎、暢銷不衰。
出於自我推銷（self-promotion）的需要，許多時候作家不得不使用“曲筆”，甚至歪曲事實。比如他在自傳中津津樂道祖傳的大宗土地，但對於這片土地的來龍去脈（以及是否依法納稅）從來語焉不詳。再比如他的岳父是一名煤炭資本家，同時也是廢奴主義者，內戰之前曾透過地下鐵道協助好友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勝利逃亡；由於這類事件一度屬於“敏感”話題，馬克·吐溫對此避而不談，相反卻以其誇張的文學方式講述一個如何透過個人奮鬥獲得商業成功的故事——這是美國讀者最為熱衷的“美國夢”翻版。
同樣，在描述早年密西西比河舵手和從軍參戰的經歷時，馬克·吐溫暗示自己只有十六七歲，但實際上他當時已近而立之年。究其原因，乃在於他一開始參加的是南方軍，但他在臨近戰爭結束時卻投靠了北方——這一行為出現在男孩身上要比出現在成人身上顯得更為情有可原，所以馬克·吐溫才會做出上述“篡改”。此外，根據喬治·奧威爾的說法，馬克·吐溫“變節”的原因是他認為北方勝利在望——“他儘可能站在強者一邊，而且相信強權即公理的傾向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都顯而易見。”這也是好友豪威爾斯對他大為不滿之處：“馬克·吐溫只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貴族。”在這位美國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看來，即便是在《鍍金時代》這樣的作品中，馬克·吐溫對社會的批判也是“不溫不火”的。毫無疑問，他是鍍金時代頂尖的諷刺作家，然而問題在於：他不僅渴望經濟上的獨立，更渴望阿拉丁神話般的巨大財富——“他的困難在於努力使美與戲謔相結合，在於一方面享受貴族的排場，一方面又要攻擊它社會性的不公平。”
的確，與豪威爾斯、貝拉米等人的烏托邦社會理想不同，儘管作為人道主義者的馬克·吐溫對工人境遇抱有深切的同情，也竭力主張提高工資並改善環境，但從根本上說，他從未考慮過改變這一社會制度，因為他深諳自己是這一制度的受益人，自然也理應是它的擁躉。傳記作家克拉斯據此將馬克·吐溫稱為“氣壓計式作家”（barometric writer）：善於把握時代脈搏，擁抱主流媒體——這類作家總能在第一時間知曉“市場和讀者最想要什麼”。
《馬克·吐溫的另一個女人》
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特朗布利（Laura Skandera Trombley）博士在新作《馬克·吐溫的另一個女人》（2011）一書中爆料：妻子奧利維亞死後，作家和自己的秘書伊莎貝爾·里昂關係曖昧。令人費解的是，到了1909年，即作家去世的前一年，他突然宣佈解僱這位關係“親密”的女秘書，並聲稱後者對他施行了“催眠術”，讓他“一度考慮轉讓自己的全部房產”。在一封私人書信中，他怒斥里昂小姐為“騙子、小偷、陰謀家和骯髒、色情的蕩婦”。同時，他更將滿腔怒火拋向里昂小姐的丈夫拉爾夫·阿什克羅夫特——作家昔日的另一名“商業顧問”。更令人吃驚的是，陷入狂怒狀態的馬克·吐溫不惜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寫作《阿什克羅夫特-里昂手稿》，以此對二人大加譴責。很顯然，正如評論家所說，“馬克·吐溫對商業和物質財富的痴迷阻礙他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註定他很難躋身於古往今來最偉大的作家行列。
1910年4月21日，孑然一身的馬克·吐溫因心臟病發作在家中辭世。像一個世紀前的富蘭克林一樣，作為美國人的典型，他的形象在歐洲乃至世界各地都得到普遍認同：極度自信自戀，慣於自我推銷，將商業價值視為高於一切。無論其為政治家、文學家，抑或是科學家、發明家，說到底其本質無非是商人。就馬克·吐溫而言，身為作家，他對宣傳和推廣“馬克·吐溫”這一商業品牌的直覺把握，遠遠超前於他所處的時代——如同他熱切投身於19世紀的新媒體事業一樣，他先後設計出風靡一時的棋盤遊戲，以及擁有個人專利的自動剪貼簿，這一系列衍生品也同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吐溫是他所處的時代當之無愧的“推銷員”。
然而，正如帕靈頓在《美國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樣：馬克·吐溫也是“一名偉大藝術家向鍍金時代理想妥協”的範例：他喜歡炫耀，喜歡社交，喜歡被人談論，喜歡成為公眾人物；“他接受世界的準則並心甘情願任其擺佈……他從未以可能招致麻煩的方式抨擊既定信仰。他也無法擺脫那種認為‘成功即美德’的觀念，這種觀念或許是美國人所獨有的。”——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90年代末，在歐洲遊歷的馬克·吐溫曾在筆記本中寫道：“你是美國人嗎？不，我不是美國人。我是美國的化身。”
正如他筆下人物賽勒斯的暴富夢最終化為泡影，馬克·吐溫這位“鍍金時代的推銷員”之死，很大程度上也象徵了“美國夢”的幻滅。
楊靖，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文原標題為“‘鍍金時代的推銷員’：馬克·吐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