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邊緣人：八試科舉八次落敗，一心要實現文化英雄夢

晚清，是我們永不言棄的話題。晚清遭遇的困局或者說文化衝突，我們至今依然存在，特別是士大夫到知識分子轉型的話題，時至今日，依然是歷史三峽懸而未決的問號。所以，百年以來，文藝界也好學術界也好，關於晚清的題材會很多。因此，對大多數讀者而言，晚清並不陌生。

但是，寫晚清的邊緣人，寫這些邊緣人的自我救贖，於我們又是陌生的。我們知道，邊緣的情形是不同的。有一種邊緣是被邊緣，比如歷史上被除名被謫貶的官員，但我們這位主人公的邊緣，是自己為自己設定的，是主動的邊緣。

他自處邊緣，不去迎合傳統價值觀，不做體制內的官員，因此八試科舉八次落敗；在晚清的大變局中，他既不當守舊派，又不當維新派，更不當革命派，很另類。但他卻亦新亦舊，一邊要去營救革命黨人，一邊又迷戀周禮舊制，痛斥康有為的今文經派；他作為學人站到了晚清學術的高峰，又作為社會活動家，在邊緣之地開啟了現代性的社會革新和啟蒙教育。他主動地自己邊緣自己，形塑了一個詩意的人生，或者說是一個詩意的學人，一個詩意的貴族。

這位自處邊緣的人，名字叫孫詒讓，出生在浙南一隅的溫州。要知道，溫州在百年前還是很偏僻的，因為偏僻，所以落後，所以這個地方的人特別希望透過科舉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宋室南遷，設都臨安，方便了很多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據《雍正浙江通志》統計，南宋浙江各州進士人數，全省合計5726人，10個州府中，溫州有1107人上榜，比杭州的526人多出來581人，佔了全省的近20%。

（孫詒讓）

到了清朝道光皇帝的時候，我們這位主人公孫詒讓的父親和叔叔都是金榜題名的朝中高官，地方上就有兄弟同朝為官的美譽。這樣的家庭背景，孫詒讓算得上是個富二代官二代。他原本的人生設計肯定也要金榜題名，然後修身齊家平天下，然後立德立言立行。這是家族的需要，也是傳統價值觀的體現。

但是，他考了八次，結果是八試八敗，成不了公務員，更成不了體制內的大官。孫詒讓在父親去世後，立馬終結了八試八敗的科舉之路。不僅如此，在他五十歲以後的生涯裡，朝中的高官們陸續向他遞過來好多次橄欖枝，邀請他出任體制內的高職，他也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些高官，可都是赫赫有名的，比如軍機大臣張之洞、尚書張百熙、巡撫端方、陳寶箴等。面對這些機會，他連嘗試一下都不願意。

因為他在體制內待過，不想在體制內繼續碌碌無為。如此，這位主人公自己把自己放逐到權力場外的邊緣，甚至還回到地理位置上的邊緣之地——溫州。他回到邊緣之地幹什麼？他要做學問，他要保有自己的學人身份，他要實現自己的文化英雄之夢。

2008年，溫州把這個人物搬上銀幕，拍了一部電影片名叫《一代鴻儒孫詒讓》。裡面有一個情節，講述孫詒讓因為不喜歡八股文而致科場失敗，其父一怒之下把他逐出家門。對這個情節，我們持有不同意見。因為，孫詒讓的父親是非常喜歡自己這個兒子的，儘管對他的科場不利有所遺憾，但絕不會做出這般事情的。為了支援兒子做學問，他還在孫詒讓四十歲生日的這一年，送了他一份大禮：一座氣勢恢弘的藏書樓——玉海樓。

（玉海樓，藏書九萬卷，佔地面積8000平米，浙江四大藏書樓之一）

平心而論，孫詒讓自處邊緣的學人設計是成功的。他先後寫出了《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三部代表作。

《周禮正義》是一本研究《周禮》的書，而《周禮》是一本關於國家制度設計的書。章太炎讚許《周禮正義》為“古今之言《周禮》者莫能先也”。梁啟超對這部書推崇備至：“這部書可算清代經學家最後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說了同樣的話，《周禮》只讀《周禮正義》。

《墨子間詁》成為後代學人研讀墨子思想的珍貴善本，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過並取代它。獨尊儒學以來，墨學漸漸衰微。那麼孫詒讓的《墨子間詁》，使得墨學又成為近代顯學。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述說： “自此書出，《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墨學牽涉到的光學力學，特別是邏輯學都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契文舉例》則是我國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研究著作，可謂甲骨文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書既釋文字又考制度，開了古字考釋與古史考證相結合和先例。

（孫詒讓《墨子間詁》）

有一座老父親為他建造的書樓，又有一大片老父親為他積攢下來可供衣食無憂的良田，這樣的學人生涯，如果沒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孫詒讓是可以在寧靜和幸福之中踐行著他的文化英雄夢想的。特別是在南京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游學最廣受益良多的時期。曾國藩創辦的江寧書局，彙集了當時天下通儒名士，比如戴望、梅延祖、唐仁壽、莫友芝、劉恭冕等等。孫詒讓經常和這些學人一起，討論訓詁、校讎、考據。由字到詞，由辭通道，然後著書立說，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這幾乎是傳統學人的理想人生，也是自處邊緣的孫詒讓最高理想。但命運和他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幾千年來共同維繫的傳統在堅船利炮面前崩塌了，傳統學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古典社會解體了。

那麼孫詒讓在世的前前後後，大清帝國都發生了哪些大事呢？按照漢學家費正清的歷史觀，1800年是劃分強大自信的18世紀中國與崩潰衰敗的19世紀中國的分水嶺，也是現代性建立的起點。他把近代中國的現代性分為四個時期，即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我們這位主人公的六十年人生，幾乎掉入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騏祥政變、克復江寧、天津教案、刺馬案、中法之戰、甲午之戰、百日維新、庚子之變、廢除科舉、預備立憲等等。所有的這些事件，都是砸向傳統的一枚枚炮彈。

（鴉片戰爭）

這個時候的很多人都在面臨重新選擇。他們情懷天下，路徑各異，有清流派、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等等。他們有的抱殘守缺消沉自墜，有的遷延不定進退失據，有的艱苦探索勉勵自新。所有人都在變，我們的主人公也在變，其中，他和張之洞之間的關係變化，最精彩最典型也最有故事。

孫詒讓和張之洞之間有很多故事，代表了晚清學術的最高峰的《周禮正義》，它的緣起和問世就跟張之洞有關係。孫詒讓20歲考取舉人，坐師就是張之洞。他和張之洞的關係從這裡開始，一直到60歲去世，整整40年沒斷過。那時候的張之洞是清流派中的骨幹，特別欣賞樸學人才孫詒讓。孫詒讓24歲那年，張之洞在京城召集都下名士雅集龍樹寺，有李慈銘、潘祖蔭、王懿榮、王闓運等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孫詒讓初出茅廬年紀最小，但張之洞非常看重他，把他也召集過來了。他知道孫詒讓來自浙江溫州，南宋的時候，這裡出現了一個思想流派，叫永嘉學派，他的代表人物叫葉適和陳傅良。這個流派講究義利並重，主張功用，反對空談義理。在十三經裡面，尤其推崇《周禮》這本書，認為它的制度設計非常完美，一個國家只要完全按照它的制度來治理，肯定就會達到太平盛世。張之洞亦是主張經世致用的，和永嘉學派可謂心心相印。

（張之洞）

張之洞對《周禮》這本書的肯定，更堅定了孫詒讓的理想。龍樹寺見面之後的第二年，孫詒讓就開始了《周禮》的研究。1887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計劃出版《國朝新梳叢刊》，把《周禮正義》列入了官方的出版計劃，並且向孫詒讓發來了約稿信。遺憾的是，孫詒讓的《周禮正義》還沒有完稿，或者是完稿了他還不滿意，總之，他沒有把稿子拿出來，錯過了一次出版機會。1890年，他終於滿意了，自信滿滿，帶著200萬字、86卷的書稿到武漢找張之洞去了。可以想象得出來，孫詒讓帶著這部書向武漢出發時，一定是非常激動充滿期待的。他從26歲開始著手這部書的研究，一直到完成總共用了27年的時間，27年，它可是一個人一生當中最美好最精萃的年華呀。但是，孫詒讓錯過了出版的機會。這個時候的張之洞已經從清流派轉身為洋務派了，所有的心思都在蘆漢鐵路上。這條鐵路的總造價達到4349萬兩白銀，而朝廷下撥的經費只有200萬兩白銀，可謂杯水車薪，經費缺口很大。張之洞哪裡還有精力財力顧及一本書呢？這對孫詒讓的打擊是巨大的，它可是一部200萬字86卷的鉅著呀！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快餐文章，而是投入了大半生年華的心血之作呀！

孫詒讓又繼續進行修改。終於機會來了。庚子之變後，朝廷決心變法，要求內外大臣獻計獻策。盛宣懷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是今文經派的失敗。那麼，啟用古文經派的觀點進行變法，是最好的選擇。而古文經派的代表人物，孫詒讓是不二的人選。盛宣懷託人帶信給孫詒讓，大意是請他以《周禮》為綱，代撰《變法條議》，然後他願意出錢出版《周禮正義》。孫詒讓替盛宣懷寫出了《變法條議》，盛宣懷終因該稿調子太高不敢呈上，但還是很守信用，出銀子把《周禮正義》給出版了。

（孫詒讓《周禮正義》）

這個故事牽涉到邊緣與中心，有用與無用的的辨證關係。張之洞在權力中心辦洋務，孫詒讓在邊緣做學問，看似落後了無用了，但正是這種邊緣與無用成就了他的學術高峰，由此，可謂無用即有用，邊緣即中心。

從1890年帶《周禮正義》去武漢見張之洞，到盛宣懷掏錢出版又經歷了13年時間。在困厄之中，在絕望之中，我們的主人公依然選擇邊緣，仍舊無意於權力中心。因為，他的野心太大了。他的夢想是什麼呢？他的夢想是“思乘長風，破巨浪，先東至扶桑”，“遂橫絕太平洋，登新世界，瞻華盛頓之鑄像；折北渡白令海峽，西經萬里沙漠，循中亞細亞以入歐羅巴”————，最後“具舟載同志及耕夫織婦百工，向東南極天無際之重洋，覓無主之荒島，謀生聚教訓，造新世界以施行周官之制、墨子之學說”。

這個時候，他已經不對這個朝廷抱有希望了。孫詒讓與張之洞的關係也變得漸行漸遠。張之洞拿起屠刀殺了自己的學生、革命黨人唐才常，孫詒讓卻寫了《瀏陽二子歌》哀悼唐才常。秋瑾被抓，孫詒讓發電報請求張之洞出手相救，（張之洞的侄子是當時的浙江巡撫）張之洞收到電報後生氣地說，孫詒讓這是叫我造反！

這個時候的孫詒讓想要尋找一片荒土，來建立他的理想國，一邊施行周官制度，一邊推行墨子學說。這無疑是他的終極夢想，這樣的夢想不啻於異想天開，但它的確是自處邊緣之後的產物。只有邊緣，才可以放縱野心，袒露天性。於是，我們看到了邊緣的奇蹟。他在邊緣辦新式教育，比中央政府下達廢除科舉的時間早了9年，還出任學務總彙的當家人，所辦的新式學堂計300餘所，遍佈浙南各地，因此，他也被後人稱為浙南新式教育之父。所辦的學堂還有方言館、蠶學館等等。不僅如此，他還出任商會會長，撰寫股份公司章程。此等所為，亦是他在邊緣之地實施自己的夢想吧。

陶淵明有詩曰：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話用在我們的主人公身上，對了一半。他的確是做到了不為官場所誘，不為世俗所動。但他的遠，還有心懷更遠大的抱負這層意思，所以會自處邊緣，遠官場遠世俗，成就自己的夢想。這就是百年前的大變局中，一個學人，一個心懷大抱負的詩意學人的處世之道，生存策略，或者說自我救贖。

評論家曾鎮南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撰文說：“不管孫詒讓的學術靈魂的家園曾經是多麼古老、多麼典雅，但就人物的現實生命來說，就人物的生存意義而言，孫詒讓仍不失為近代中國變局中孕育出來的一個時代之子，是石破天驚中從堅硬的古老巖隙縫裡奔逸而出的迎向新時代的精靈，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在當代歷史小說的文苑中，我似乎還沒有看到過。”

雖然現在經學家（即闡釋、註解、研究與宣傳儒家經書的學者）作為一個群體不存在了，已屬於過去時。但經學家的靈魂依然活著，特別是儒教意識和儒術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會在這些不復存在的經學家身上，看到我們的來路，並預測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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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節選自《蟬蛻》作者陳小萍“大變局中的學人策略”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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