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陰險的皇帝，殘忍搞死親叔叔，還畫一幅畫炫耀武功

關羽擒將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代宮廷畫家商喜所繪的畫作，題為《關羽擒將圖》。據《明實錄》記載，商喜曾官至錦衣衛指揮同知，恐怕這只是一種榮譽職銜。正德年間韓昂的《圖繪寶鑑續編》記載，商喜“字惟吉，善山水、人物，超出眾類。際遇累朝，士林多重之。”

作為宮廷畫家，商喜在永樂年間就進入了畫院，歷經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數朝，是資歷非常深的宮廷畫師。商喜的另一幅傳世畫作更為有名，那就是《明宣宗行樂圖》，描繪了宣宗朱瞻基在行樂、射獵場景。

相比之下這幅《關羽擒將圖》在歷史上的名聲並不是很大，甚至不見於明清的著述之中，也沒有作者款識，只是有一個後加的籤題“商喜真筆”，故而被歸入商喜名下。這幅畫是絹本工筆重設色，色彩豔麗，人物形象飽滿生動，有一點壁畫的視覺效果。

這幅《關羽擒將圖》中的主角是畫中的綠袍美髯大將，一望便知是關羽，而畫中的另一角色就是右下角的那位上身赤裸的被俘將領了，似乎還齜牙睜目，並不甘心屈服。反觀關羽，則氣定神閒，一派勝利者的從容淡定。這幅畫作已經被美術史研究領域的專家解讀為關羽水淹七軍攻樊城，擒龐德的主題了，但是這幅畫的創作與明代歷史又有什麼關係呢？

現任故宮博物院宮廷部主任單國強先生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將這幅畫作的創作主旨解釋為““統治階級要眾臣效法關羽，為朝廷盡忠報國”。然而，這種解讀無法解釋畫作為何要呈現出被俘的龐德那種狼狽失敗狀。有一些西方的美術史專家曾經認為這是一幅獻俘圖，這種解釋也不準確，因為缺乏古代獻俘的那種儀式感和權力美學效果。

明宣宗行樂圖

如果可以確定這幅畫作於明宣宗時期，再揆諸宣宗一生親自參與的軍事行動，就不難理解這幅畫的政治主旨究竟是什麼了。明宣宗朱瞻基一生親自參與的軍事行動不算很多，一次是在永樂十二年，跟著爺爺朱棣親征瓦剌；還有就是宣德三年八月，御駕親征兀良哈；再有就是宣德元年，剛剛即位的朱瞻基親征漢王朱高煦，即所謂的平定“高煦之叛”。

在明清史書中，有關那位朱棣次子——漢王朱高煦的評價一直很低。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說，“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這裡的評價實在是矛盾擰巴，既說他不愛讀書、“不肯竟學”，但是又說他英武像父親朱棣。

但是，明末名儒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記載了一件事，說朱高煦在藩邸“制《擬古感興詩》二十八篇，其臣僚鏤版行之，盛稱其英資睿智，雄才蓋世，合二聖之規模，成一代之製作”。錢氏對史書中關於朱高煦“日事遊嬉，不肯學問”的說法很不以為然，認為是修史者的誇大其詞，“嚴辭溢惡”。

纂修於英宗朝的《宣宗實錄》還記述了一個有關朱高煦品行不端的故事，說太祖駕崩之時，朱棣命朱高熾、朱高煦兄弟二人去京城奔喪，臨之前還特地告誡高煦：“宜謹言，動循禮法，毋肆不率以招禍畔。”結果到了京城之後，朱高煦竟然在舅舅徐輝祖家裡偷了其好馬，“不告亦不辭，徑歸”。

在朱棣發動“靖難之役”之後，漢王朱高煦是燕軍中的虎將，為永樂新政權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在永樂帝時代，朱高煦也一直是太子朱高熾的競爭者。仁宗一系的子孫，自然不會對當年這位潛在的奪位者有什麼好評，“嚴辭溢惡”的現象不難理解。

朱高煦“英武頗類上”，又立下很多戰功，所以朱棣也確實動過培養他做接班人的打算。《明史紀事本末》載：“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嘉靖朝成書的《鴻猷錄》中說法更為直接，“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為東宮。吾兒勉之！”’

《大明風華》中的朱高煦

朱棣即位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拖著不立太子，理由竟然是長子朱高熾“智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逮承”。在群臣集體上表籲請之下，直到永樂二年二月，才將長子朱高熾冊立為太子。

朱棣對長子朱高熾確實並不滿意，“體肥碩，腰腹數圍”，又“苦不能”騎射的死肥宅怎麼能繼承帝國大統呢？最終，朱棣還是沒有選擇漢王朱高煦，其中緣由非常複雜。“聖意”未遂的主要原因在於文官集團的集體反對，當然還有徐皇后對長子的偏向。

至於什麼“好聖孫”的段子，不過是宣宗即位之後編造出來的故事。朱瞻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月初九，朱棣靖難成功，當上皇帝的時候，朱瞻基才四歲，之前的四年，朱棣戎馬倥傯，哪有時間去培養什麼祖孫感情，孫子又不只有一個。朱棣確實後來很喜歡朱瞻基，那也是朱高熾儲君之位確定之後，祖孫感情才慢慢發展起來的。

朱高煦的政治性格和行事風格類於太宗朱棣，但並不符合文官集團對“文治”的期待，他的出局實屬必然。但是，漢王朱高煦確實也沒有放棄“奪嫡”的圖謀，嘗感慨道“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起初，朱棣給朱高煦的藩封之地在雲南，他一直拖延不肯就藩。永樂十三年，朱棣將高煦的封地改為青州，他仍然“常居京邸”，不肯就藩。永樂十五年，高煦被強令就藩樂安州

史書中記載，在朱棣還在世期間，朱高煦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似乎準備發動明朝版的“玄武門之變”，以奪取皇位。但是，這種記載難保不是後來仁宗系的子孫們對高煦的“溢惡”之辭。

《大明風華》中的朱高熾

揆諸史書，儘管朱高煦用心險惡，始終陰謀奪取朱高熾的儲君之位。但是，仁君朱高熾卻始終寬容優待這位弟弟。這種臉譜化的敘事，目的只是為了建構仁宗真仁的形象，也是對高煦的“嚴辭溢惡”。

在仁宗短暫的十個月在位時間內，高煦並未與朱高熾發生什麼明顯衝突。但是，宣宗即位之後，就立即發生了所謂的“高煦之叛”。《明宣宗實錄》中記載了高煦長期以來的謀逆行為，說他“日夜謀議於樂安城中。造軍器、火器，籍州民丁壯，編為行武，破州 縣獄，出死囚而厚養之，教習戰事。召集諸旁近州縣無賴強壯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給旗號，習武事。”

《明史紀事本末》等史書敘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朱高煦謀反故事，又是勾結山東指揮使靳榮，又是派人赴京聯絡英國公張輔等等，似乎真要發動第二次“靖難之役”了。但是，北京朝廷所知的一切有關朱高煦的“謀反”都只是風聞，其間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宣宗朱瞻基在得知所謂的“謀逆”事蹟之後，曾經派出宦官侯泰賜書高煦，藉以刺探情勢。但是，侯泰回京之後，宣宗問漢王“治兵如何？”侯泰卻說“無所見”。由此可見，朱高煦並沒有做好造反的軍事準備。但是，朱高煦確實對朝廷使者言辭狂悖，放出“我何負朝廷哉”的怨言。

宣宗斷定漢王謀反也僅僅是其狂妄傲慢的姿態，說“漢王果反”不過是一種有罪推定。朱高煦的藩封之地樂安州原來是棣州，後避朱棣名諱改名為樂安州。朱棣確定將皇位傳給朱高熾後，對這個英武類己的次子也有所防範，“樂安距北京數百里，但聞有異謀，可朝發而夕擒也”就是朱棣的考慮。

《大明風華》中的朱高燧

經過朱棣和朱高熾的有意削弱，朱高煦早就沒有什麼武力了，“削其兩護衛，止存一衛”，“護衛既削，烏合不數千人”。數千烏合之眾，朱高煦要造反不久是以卵擊石嗎？至於朱高煦企圖聯絡英國公張輔，更是匪夷所思，張輔的女兒是仁宗皇帝的敬妃，他怎麼可能會站到朱高煦一方呢？

自始至終，朱高煦都沒有離開過樂安城，完全沒有起兵的跡象。朝廷方面對朱高煦有過預判，認為“樂安城小，彼必引兵先取濟南以為根本，或日往時不肯離南京，必引兵西南。”但高煦始終“未出樂安一步”，濟南雖近並未取，南京不遠也沒有攻取。哪有這種操作的造反？

當朱瞻基大軍兵臨城下的時候，朱高煦沒有做任何抵抗，準備束手就擒。他手下的將官倒是勸諫“寧一戰死，無為人擒”。這位昔日驍勇威猛的漢王，竟然是主動投降，而且“為書召諸子，餘黨悉就擒”。朝廷大軍“役不逾時，兵不血刃”，因為叛亂根本就不存在。

史書中有關“高煦之叛”的原始史料都來自於《明宣宗實錄》，《宣宗實錄》監修官為張輔，總裁為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都是宣宗親征的扈從大臣，是那場歷史的參與者，他們自然要把高煦之叛坐實，彰顯宣宗朝廷的合法性。

這場所謂的“平叛”，與其說是鎮壓了叛亂，不如說是宣宗朝廷的“削藩”，一種先發制人的打擊。宣宗在兵臨城下之際，曾經向漢王許諾“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王不失為宗藩而子孫永保國”。但是，後來立即變臉，朱高煦及諸子被逮繫京師之後，囚禁於西內之逍遙城。

數年之後，朱高煦就被朱瞻基殺死了，被殺的原因非常奇怪。《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了故事非常不合情理，說是宣德四年（1429年）的一天，宣宗朱瞻基去西華門內看望他的囚徒叔父，高煦突然一腳掃倒了瞻基，皇帝大怒，急命力士抬個三百斤重的銅缸扣住了高煦。高煦力大，頂起了銅缸。瞻基“命人積炭缸上如山，燃炭，愈時火熾銅熔”，最後高煦的死法是非常地悲慘。

有沒有用掃堂腿對付侄子已經無人知曉了，整死叔叔以除後患才是皇帝侄子的真實目的。從《關羽擒將圖》的物理痕跡看，有關專家分析這幅畫原先是放置於一塊屏風之內，“御屏”在帝王權術中有向臣子傳達政治意圖，彰顯皇權威嚴的作用。

大明風華中朱瞻基戎裝像

可以打一個比喻，《關羽擒將圖》中的關羽其實喻指的就是宣宗，而被擒的龐德則影射的是朱高煦。這樣一幅畫放在御屏之中，震懾臣下和藩王的用意不難看出，這幅畫實際上是宣德朝削藩政策的一個視覺輔助和影象紀錄。

擒獲了朱高煦之後，宣宗原本打算接著除掉另一個隱患趙王朱高燧。最終在楊士奇的反對下，皇帝這才改變初衷，放過了這個三叔。朱高燧看到皇帝侄子的雷霆手段，嚇得立即上表“乃請還常山中護衛及群牧所、儀衛司官校”，算是保住了一條命，活到了宣德六年。

永樂帝朱棣以“靖難”起家，篡位上臺，這就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樣板，有明一代幾次並不成功的藩王造反多少都有複製朱棣成功的意圖。在永樂朝，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或許對皇位繼承問題心懷不滿，甚至有奪位“異志”，但是在仁宗、宣宗朝，這兩位藩王並無造反謀劃，“高煦之叛”和宣宗平叛不過是朱瞻基朝廷建構出來的皇權敘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