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芭蕾舞女孩

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兒童顯示烙在他們身上的囚犯印記

進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後，由門格勒醫生引導著，我們分成了左邊和右邊。我、姐姐瑪格達和母親分開了。“我什麼時候能見到我母親？“我問女看守。

她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眼神裡沒有一點同情。她指著遠處的一個煙囪裡冒出的煙。“你母親正在那裡燃燒，”她說，“你最好開始用過去式來談論你的母親。

為生命跳舞

當聽到咔嗒咔嗒的開門聲時，我認出了站在門檻上那位穿著制服的軍官，他就是門格勒醫生，一位有教養的殺手，一位藝術愛好者。他晚上在營房裡圍捕，尋找有才能的囚犯來娛樂。

今晚，他和他的助手走進我們的營房，把目光灑向我們這些穿著鬆垮衣服和被草草剪掉頭髮的新人身上。在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前，門格勒醫生喊出一個問題。離我最近的女孩，她知道我在卡薩是一名芭蕾舞演員和體操運動員，把我往前推，靠近那個死亡天使。

他觀察了一下我。“小舞蹈家，”門格勒醫生說，“為我跳舞吧。”他指揮音樂家們開始演奏。熟悉的華爾茲舞曲《藍色多瑙河》前奏，飄人到這個黑暗、封閉的房間裡。門格勒睜大眼睛瞪著我。我很幸運，我知道《藍色多瑙河》舞蹈的常規動作，閉起眼睛也會跳。但是我的四肢很沉重，就像在一場噩夢裡。“跳啊！”他再次命令，我覺得我的身體開始動了。

首先是高踢腿，然後是單腳尖旋轉和轉身，劈叉和提起“裙襬”。當我踏著舞步彎腰和旋轉時，我聽見門格勒在跟他的助手說話。他在觀看之餘，和其他官員討論，在場的百名女孩中哪一名將會被處決。如果我跳錯了一步，如果我做了什麼讓他不快的事情，那個被處決的人就會是我。我跳舞，跳舞，我在地獄裡跳舞。我無法忍受看著這個決定我們命運的劊子手。我閉上眼睛。

我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已訓練多年的常規動作中一-身體形成的每一條直線和曲線都像詩歌中的音節一樣優美。在黑暗中，我聽到音樂下的竊竊私語聲，聽到母親的話語又迴盪在我的耳邊，彷彿她就在這空洞的房間裡：“只要記住，沒有人能夠把你放在心上的東西拿走。”

《藍色多瑙河》已奏完，現在我聽見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營房的地板變成了布達佩斯歌劇院的舞臺。我在為歌迷觀眾跳舞，我在熾熱的燈光下跳舞。我為我的愛人羅密歐跳舞。我為愛跳舞。我為生命跳舞。

當我跳舞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有一種永不磨滅的力量。

我結束了舞步的最後一個動作——一個優雅的劈叉。同時我祈禱，但這不是為我自己祈禱。我是為他祈禱。為了他的利益，我祈禱他沒有殺我的必要。

他一定是對我的表演印象深刻，因為他扔給我一塊麵包——結果證明，這個舉動後來挽救了我的生命。從傍晚到夜晚，我和瑪格達以及我們同床的夥伴分享麵包。我很感謝有面包。我很感激還活著。

生存法則

在奧斯維辛的第一個星期，我學會了生存法則。如果你能從守衛那裡偷來一塊麵包，你就是英雄；但是如果你從同獄犯人那裡偷東西，你就是恥辱的，你會死。競爭和統治使你無法立足，合作是這個遊戲的名字。

為了生存，要超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交託給某個人或某樣東西。對我來說，這個人就是姐姐瑪格達，這樣東西就是希望。為了生存，即使我們睜開眼睛，依然需要召喚自己的內心世界，尋求一個避風港。我記得一個同住的犯人，她設法儲存了一張自己在拘留前的照片，一張她留著長髮的照片。她能夠提醒自己是誰，這個人仍然在。這種意識成了她維持生存的避風港。

幾個月後的冬天，我們發了舊大衣。他們只是把大衣胡亂地扔給我們，不理會大衣的尺寸是否合身。他們只是想讓我們為找一件適合自己的大衣而打鬥。瑪格達很幸運，他們給她一件厚厚的暖和的大衣，又長又重，一直扣在脖子上。如此溫暖，令人垂涎欲滴。但她立刻和別人交換了。她選擇的大衣是一件輕薄的，勉強到膝蓋，露出大面積的胸部。對瑪格達來說，穿著性感的衣服比穿保暖的衣服會讓她更有效地生存下去。對別人的吸引給了她尊嚴比身體的舒適更有價值。

被火車運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婦女和兒童，等待她們的將是死亡。。。

幻想的盛宴

我記得，即使是捱餓的時候，我們也會舉行盛宴。我們一直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煮東西。在腦子裡，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慶祝，為在匈牙利辣雞肉裡該放多少辣椒，或者如何做最好的七層巧克力蛋糕而爭吵。為了挺過點名，我們幻想能聞到烹調肉散發出來的豐富充盈的香味。

我們行進到日常的勞動場所——倉庫，在那裡，我們被命令整理新來囚犯的物品；到營房，我們必須不停地打掃，打掃，再打掃；或者去火葬場，最不幸的那些人會被迫從等待被燒的屍體那裡收集金牙、頭髮和人皮。

我們就像去菜市場那樣聊天，計劃每週的選單，探討如何測試每種水果和蔬菜的成熟度。我們會一起討論菜譜，例如如何製作薄煎餅，一種匈牙利薄煎餅。煎餅要多薄、要用多少糖、要多少堅果。你有把葛縷子放進你的撒凱利燉牛肉嗎？你用兩個洋蔥嗎？不，三個。不，只用一個半就夠了。我們為想象中的菜色流口水，當我們一天只有一餐——清水湯、一塊不新鮮的麵包時，我會談論到母親在閣樓裡養的鵝，每天喂玉米使得它的肝臟越來越脹。到宰鵝時，會把肝臟打碎混合成鵝肝醬。

在奧斯維辛，食物的幻想支撐著我們。我們在頭腦中創造的東西為我們提供了精神上所需的支援。

死亡行軍

一年後的一天，天剛亮時，我們被勒令集合，隨後，隊伍開始移動。然後，這條隊伍突然停了下來。我們被帶到一群在閘門邊上的黨衛軍士兵面前。

“如果你們想逃跑，就會被槍斃。如果你們落後了，也會被槍斃。”他們對我們大喊。

莫名其妙地，我們又繼續行軍。

這是從毛特豪森到貢斯基興的死亡行軍。這是我們被迫行走的最短距離，但那時我們太虛弱了，我們2000人中只有100人能活過來。瑪格達和我互相緊貼著，決心待在一起並保持站立。每一個小時，就會有幾百個女孩掉進馬路兩邊的溝渠裡。她們太虛弱或病得太重，以致無法繼續向前走，當場被殺死了。我們就像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散，只剩下幾朵白色的花簇。飢餓是我唯一的名字。

我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在疼痛中，已經麻木了。我再也走不動了，痛得太厲害，已經感覺不到自己在動，疼痛像電流一樣流經全身，每一步只是一個電流訊號的反饋。我不知道我是在磕磕絆絆地走著，直到我感覺到瑪格達和其他女孩用手臂一起撐扶起我。她們把手指系在一起，形成一把人椅。

“我分享過你的麵包。”其中一人說。

一個記憶慢慢浮現出來。我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個晚上。

門格勒命令演奏音樂，命令我跳舞。這個身體跳過舞，這個心靈夢見了歌劇院，這個身體消化了那個麵包。現在，一個在一年前和我一起分享麵包皮的女孩認出了我。她用最後的力氣把她的手指與瑪格達和其他女孩的手指交叉起來，把我抬到空中。

能活著真的比死更艱難！

珍愛和平，遠離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