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偽，這篇文章終於講清楚了

神龍本《蘭亭序》研究

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糾正“蘭亭論辯”以來在《蘭亭序》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研究方法和錯誤觀點；並在唐蘭《“神龍蘭亭”辨偽》的基礎上，上溯兩宋，及至唐代，探尋神龍本《蘭亭序》的流傳脈絡；從神龍本《蘭亭序》細部特徵，認定它為摹本而非寫本、臨本；從而對神龍本《蘭亭序》予以準確的定位。

《

蘭亭序

》是唐宋以來影響最大的書法作品，歷代的書家都把它視作書聖

王羲之

的行書代表作，被譽為

天下第一行書

。

宋代以來，《蘭亭序》版本眾多，刻帖更是不可勝數。但就流傳至今的《蘭亭序》版本而論，卷首鈐有“神龍”半印的

神龍本《蘭亭序》

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蘭亭序》版本。

神龍本《蘭亭序》，通俗的名稱是

馮承素摹本《蘭亭序》

，在元代它的收藏者郭天錫的題跋中，郭氏以揣測的語氣，認為它是唐初弘文館拓書手馮承素所摹。它的明代的收藏者項元汴予以確認，後來，大家也就接受了“馮承素摹本《蘭亭序》”這個名稱。但它是否為馮承素所摹，並無確證，因此，嚴格說來，馮承素摹本的稱呼是不確切的。所以郭沫若、唐蘭等人都稱它為“神龍本《蘭亭序》”或《神龍蘭亭》。

神龍是唐中宗的年號，而《蘭亭序》上的“神龍”半印是否為唐中宗時代所鈐，同樣值得懷疑。但神龍印的存在，總是客觀事實，所以本文仍稱它為神龍本《蘭亭序》。

神龍本以外，《蘭亭序》墨跡本還有張金界奴本（世稱虞世南臨本）、褚遂良臨本、黃絹本、元陸繼善摹本、明陳鑑摹本等等，這些不同的版本，學界有著比較一

致的

看法，虞、褚臨本並非確切是虞、褚所臨，其餘版本時代較晚，以精采程度而論，公推神龍本《蘭亭序》。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因郭沫若的文章《由東晉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發表，對於《蘭亭序》的真偽提出質疑，從而引發“蘭亭論辯”。由於受當時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第一次蘭亭論辯未能充分反映一些作者的真實意見。如啟功先生當時雖作有《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這與他的《蘭亭帖考》一文，觀點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後來啟功先生在編輯自己的文集時，堅決刪去這篇文章，而保留了《蘭亭帖考》。徐森玉先生當時雖然寫了《<蘭亭序>真偽的我見》，但據鄭重先生介紹，當時徐森玉、謝稚柳、汪慶正三人討論認為“支援郭老易，駁倒高二適難”。

當時的條件下，要想全面梳理、深入討論《蘭亭序》，未免也不現實。即如郭、高兩位先生的文章，在今天看來，均不免疏漏太過。因此，有關《蘭亭序》真偽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圓滿解決。

鑑於此，後來在九十年代又組織了一次《蘭亭序》書法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蘭亭論集》，當然，《蘭亭論集》所收入的文章，並不僅限於《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但《蘭亭序》的真偽問題，仍然是《蘭亭論集》中一個重要的論題。這方面的論文數量佔到全部論文數量的70％左右。

近年來，仍有一些有關《蘭亭序》書法的學術文章發表，到現在，關於《蘭亭序》書法的研究文章已在百篇以上，如果算上唐宋以來有關《蘭亭序》的鑑賞、著錄、題跋、考證等文獻，完全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蘭亭學”研究了，這既體現了《蘭亭序》書法本身的巨大影響力，同時也反映出《蘭亭序》問題的複雜性。

本文的重點是圍繞神龍本《蘭亭序》問題展開討論，當然，不可避免也會涉及到其它版本的一些問題。

一. 郭、高論辯之得失

要說郭文之失，首先是郭文並非嚴格遵循書法鑑定學理立論，郭沫若是文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在這些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他卻不是書法鑑定專家。（當然，他本人也許並不只是著眼於《蘭亭序》的真偽。）郭發現了《蘭亭序》的一些疑點，便運用他擅長的歷史學、文學方面的知識，自我推演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錯誤。如以《蘭亭序》與王、謝墓誌比較、《蘭亭序》文字內容與《世說新語》劉孝標註的引文差異問題、《蘭亭序》與智永書法的比較問題等等。當然，郭文中的錯誤認識，後來有不少文章予以指出並得到糾正，但卻極少有人從鑑定學理方面指陳要害。

其次，郭文中作為重點討論的幾個問題，均非《蘭亭序》書法鑑定中的核心問題。比如《蘭亭序》書法與出土的東晉王謝墓誌書法面貌的巨大差異問題；《蘭亭序》的文字與《世說新語》劉孝標註所引王羲之《臨河序》的差異問題；《蘭亭序》中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思想問題；《蘭亭序》中的隸書筆意問題；“癸丑”二字問題等等。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些問題與《蘭亭序》書法並非毫無關聯，但卻非核心問題。

郭文的另一個失誤，是對神龍本《蘭亭序》是臨本、摹本還是寫本的判斷失誤。郭文認為：“這個墨跡本（指神龍本）很可能就是真跡，它不是臨摹本或者響拓本。”郭文的判斷未免草率，可以看出他對神龍本《蘭亭序》並沒有仔細研究。

郭文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文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是《蘭亭序》研究不可迴避的問題。如現傳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其他唐摹善本書法存在的筆法、結字等方面的的巨大差異問題；神龍本《蘭亭序》在筆法、結字方面更接近於智永《千字文》書法的問題。遺憾的是，郭文雖長達兩萬餘言，但是他在討論《蘭亭序》文章內容、王謝墓誌等問題上花了太多的篇幅，反而在這些方面只是作了粗略討論，便輕率地作下結論。當然，結論的正確與否另當別論，但總體來看，郭文無疑是撿起芝麻，丟了西瓜。

高二適先生在當時的背景下，能夠勇於提出反駁的意見，是值得稱讚的，後來有不少文章稱讚高的勇氣。然而高文字身對於神龍本《蘭亭序》研究來說，意義並不大。

高文通篇較為雜亂，算不上嚴謹的學術文章，既無條理，也沒有嚴密的邏輯，更象是一篇會議發言稿，想到哪說到哪，文中的許多常識性錯誤，王玉池先生已撰文指出，此不贅述。

郭文既沒有從《蘭亭序》書法作品鑑定的關鍵問題立論，高文也沒有從鑑定的關鍵問題上作出反駁，而是被郭文牽著鼻子走。忽而指出郭文所引清代李文田所作結論之錯誤，忽而討論《定武蘭亭》之隸書筆意。郭文討論的是神龍本，高文討論的是定武本，他只是自說自話。

至於高文於神龍本，則認定為褚臨，且以李嗣真《書後品》中排名，褚得上下品，智永得中中品，認為“俏《神龍》屬之智永，取‘智’而抑‘褚’，無論書跡之相懸殊，其品亦極難稱”。又如“或有問餘曰，《蘭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補說，應作何解？餘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跡也，以《定武》照之，皆然。”則殊足引人發訕了。

黃君實先生認為：“高二適雖謂學羲之書為時甚久，觀其論《蘭亭序》，以《神龍》遜於《定武》一籌，又謂《神龍》出於褚摹，其所推之元吳炳藏《定武本》，真偽尤有可議，況又不佳耶！可見其對書法識見甚淺。”可謂一語中的。

高文不僅識見有問題，亦無鑑定學理可循。高文或許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駁倒郭文之誤，但即便將郭文駁倒，也並不意味著《蘭亭序》問題的解決。蓋因兩文均未觸及核心問題。

總體來說，第一次“蘭亭論辯”從郭文開始已偏離了《蘭亭序》研究的核心問題，所以這次論辯不但沒有將《蘭亭序》中的許多疑問弄清楚，反而令人更加迷惑了。以至於本文在討論問題之前，不得不費點時間加以簡單的梳理。

二. 唐蘭《“神龍蘭亭”辨偽》之得失

唐蘭先生的《“神龍蘭亭”辨偽》一文，寫於郭沫若發起“蘭亭論辯”不久的十年動亂時期，當時並未發表，在1983年才由《書法》雜誌發表，後收入《蘭亭論集》一書。

我認為，唐文是整個“蘭亭論辯”中最為專業的一篇學術文章，它作為一篇書法鑑定研究論文，第一次從書法鑑定學的角度，對神龍本《蘭亭序》所涉及到的各方面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唐文的第一個值得稱賞的方面，是對於幾種重要的《蘭亭序》版本的梳理。唐文極為細緻地梳理了張斯立本《神龍蘭亭》、郭天錫本《神龍蘭亭》、宋代著名收藏家蘇耆所藏三本《蘭亭序》、宋秘閣本《蘭亭序》的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來龍去脈，考證博洽。

唐文的第二個值得稱賞的地方，是他從“副騑書府” 印，考證出了神龍本《蘭亭序》在元代郭天錫收藏之前的情況，首次考證出“副騑書府”印及其主人楊鎮，並指出神龍本《蘭亭序》及其宋末收藏者的幾個重要疑點，如同時出現的兩本《神龍蘭亭》、“副騑書府”印前後隔水鈐印上的問題；首次對於“神龍”印記是否在唐代存在提出質疑；首次全面辨析清楚了《神龍蘭亭》現有題跋哪些是原跋，哪些是從別本移來，以及從何本移來。

唐文中的上述結論，都是神龍本《蘭亭序》研究中的重要成果，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徐邦達先生《古書畫偽訛考辯》一書中關於馮承素本《蘭亭序》（即神龍本）的許多看法，即採納了唐文的上述結論。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唐文也存在重大的失誤，其中最大的失誤即是認為現傳神龍本《蘭亭序》經過兩次偽造。唐文認為第一次是南宋末楊鎮根據宋秘閣本偽造，第二次是在明代豐坊刻石（現藏寧波天一閣）以後重新偽造。

關於第一次由宋末楊鎮偽造，唐文並無有力的證據，全憑一些所謂的疑點推理而來。所以徐邦達先生不認同唐文這一觀點。穆棣《八柱本<神龍蘭亭>墨跡考辨》一文中則列舉數件楊鎮收藏的作品，如歐陽詢《夢奠帖》、楊凝式《神仙起居法》、薛紹彭《雜書帖》等等，其上均有“副騑書府”印，而皆為真（名）跡。可見楊鎮並無主觀作偽的動機。

至於第二次作偽，唐文出現了對於明豐坊刻石本的幾個明顯的誤判。一是誤判豐坊刻石本是根據舊刻本偽造；二是堅信豐坊刻石本上的“貞觀”、“褚氏”、“米芾”、“神品”、雙龍等印，是原本如此，而不是豐坊所加；三是認為現傳神龍本《蘭亭序》採取鉤摹與臨寫結合的辦法作偽，並去掉“貞觀”等舊印，由“褚氏本”變成“馮承素本”。

啟功先生《蘭亭帖考》早已指出豐坊石刻本上的“貞觀”等印，是豐坊所加，故意迷惑人的，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中對唐文的這一錯誤也予以糾正。

至於現傳神龍本《蘭亭序》與寧波天一閣石刻本《蘭亭序》的關係，其實正是母子關係，透過比較它們的細部特徵，本是不難判定的。石刻本既是豐坊所為，則神龍本《蘭亭序》只能是其母而不是相反。特別是墨跡本上所遺留的眾多特徵，石刻本並不具備。

唐文認為神龍本《蘭亭序》的底本，即北宋秘閣本是唐摹善本，則今傳墨跡本至少是從唐摹善本而來，且勝於元陸繼善摹本與所謂虞、褚臨本，卻並不帶半點刻本的特徵，這不是非常奇怪的嗎？現傳神龍本《蘭亭序》摹的技術如此高超，眾多書家和鑑定家認為它幾下真跡一等（郭文中即認為是真跡），神龍本上儲存的許許多多細節特徵，卻是天一閣石刻本上所不具備的，這又豈非咄咄怪事？因此，唐文的這一錯誤非常明顯，毋庸置辯。

在這裡，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近年有王開儒其人，重拾唐文的這一結論，堅持認為神龍本《蘭亭序》是豐坊偽造，各大非書法專業媒體廣為報道，不過是拾唐文錯誤之牙慧，一錯再錯而已。

除此之外，唐文對於各種《蘭亭序》版本的考證失於繁瑣，有的版本對於研究《神龍蘭亭》並無多大關係，反而將問題複雜化。而且唐文過於重視文獻記載，比如引周密《武林舊事》“公主下降”一篇，專門記載的宋理宗周漢長公主下嫁楊鎮時的妝奩清單中沒有記載《神龍蘭亭》，又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中所記張斯立本《神龍蘭亭》與今本《神龍蘭亭》並非一本等問題。當然這些問題是研究《神龍蘭亭》時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但不宜將這些記載一律視為疑點，從而作為《蘭亭序》是偽作的證據。

因此，唐文雖然做了大量的考證，也解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但他的結論卻終是不能成立的。關於這一點，從本文後面的討論中，自當明白。

三. 神龍本《蘭亭序》是寫本還是臨摹本？

神龍本《蘭亭序》又被稱作馮承素摹本《蘭亭序》，認為它是唐初弘文館拓書手馮承素所摹。這一說法固然出於揣測，但明代以來成為通行的說法。

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則認為神龍本《蘭亭序》是寫本。“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同他所寫的《告誓文》和別人臨他的《歸田賦》，筆跡差不多完全相同。”

喻蘅《<蘭亭序帖>祖本面目初探》認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幾本所謂的馮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等的‘摹本’，實際上都是臨本，……如果同是摹本，面目就不會有如此顯著區別。”

熊秉明《關於<蘭亭序>真偽的一個假定》認為：“《蘭亭》是一個臨本，它的價值也就限於臨本。”

許莊叔《<蘭亭>後案》認為：“《神龍》不是摹拓本，非臨本。”……“據我積年的研究，最後得知它只是一種仿寫本，照摹拓本仿寫出來，故原來特殊筆畫此本保留極多，筆畫尖穎漂浮，破筆雙杈，兩筆寫成，極為顯然，非雙鉤搨墨一眼即見。”

啟功《蘭亭帖考》一文中，將神龍本定為唐摹善本。“這帖的筆法穠纖得體，流美甜潤，迥非其他諸本所能及。破鋒和剝落的痕跡，俱忠實地摹出。”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本帖神氣又比較生動，細看乃是摹臨結合，將字形先勾一輪廓，再依勾形對看原跡臨寫，其細微末節特點之處，──如賊毫、叉筆等，則再仔細描補而成。”

穆棣《八柱本<神龍蘭亭>墨跡考辨》一文中認為是鉤摹本，與臨寫無關。

以上對神龍本《蘭亭序》的判斷，寫本、臨本、摹本、仿本說都有，而真相只有一種，神龍本《蘭亭序》到底是哪一種呢？前人一般沒有上手的條件，無法近距離觀察，又不能借助於現代科技手段，判斷失誤，亦在所難免。但是，如果在這一問題上尚不能有明確結論的話，則《蘭亭》迷案之不可破解，也是當然的了。

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現在可以看見高畫質拍攝的圖片，即使不上手，也可以看清墨跡本中筆畫的細部特徵，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方便。從神龍本《蘭亭序》的高畫質圖片中，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特徵：

特徵之一：

在“在”、“陰”、“稧”、“暎”等字的起筆處能看見明顯的“燕尾形”。（圖一）這種“燕尾形”的形成，絕非毛筆開叉所致，而是用極細的筆從同一筆畫的兩個邊緣以不同角度描邊所致。這即是古人所說的“雙勾”。“雙勾廓填”法是唐初弘文館拓書手在製作摹本時所採用的一種技法。類似的特徵也出現在王羲之的唐摹善本帖如《平安、何如、奉橘帖》、《遠宦帖》、《喪亂帖》等法帖中。

特徵之二：

收筆出現飛白的字，如“於”、“左”、“然”、“之”等字，在飛白處可見明顯的描摹痕跡，（圖二）這一點也和唐摹善本如《平安、何如、奉橘帖》、《遠宦帖》、《初月帖》中的飛白描摹痕跡類似。

以上兩條特徵是林霄先生首先提出，由此可以確定神龍本《蘭亭序》是勾摹而成，但是林霄先生又提出神龍本《蘭亭序》是“單勾廓填” 的意見，也即類似於徐邦達先生認為的摹臨結合，是不正確的。我們接著看它的其他一些特徵：

特徵之三：

“歲”、“ 群”、“畢”、“觴”、“同”等字的筆畫中，出現了留白，（圖三）這些留白，很難說是筆尖分叉或枯筆所致，也即是說不是自然書寫形成的，顯然也不是因為紙張磨損的緣故。現紙有磨損的地方，如“山陰”的“陰”、“暢敘幽情”的“暢”、“或取諸懷抱”的“取”、“已為陳跡”的“陳”，與這些字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那麼只有兩種情況，一是摹的人沒有完成而留下的，二是原跡的這些地方有破損，摹的人忠實地呈現了原跡的狀況。從神龍本摹拓技術之精，摹拓的人是特別仔細地完成這件摹本來看，我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更大。

特徵之四：

多數字能看見筆畫邊沿的雙勾描邊，描邊的墨色略深，但也有部分字不能看見雙勾描邊，我認為是由於字的墨色深淺不同，描邊的墨色與字的筆畫內墨色接近所致。另有一些字的描邊在筆畫之外還能明顯地看到，如“九”、“長”、“列”、“足”等字。（圖四）

特徵之五：

誤筆亦摹出或描摹所致誤筆。如“崇”字山下的一短橫，“可”字橫畫的前面，“不”字一豎的起筆，“有”字撇畫起筆的右邊，應是多餘的。（圖五）這幾處多餘的筆畫，是原帖本就如此，還是摹的時候造成的，我們無法判斷。

特徵之六：

改字處漏摹原字的筆畫。神龍本《蘭亭序》中，出現了幾處改字，由於墨色深淺不同，改字後還能看見原來的字。但是，有四處改字後，原來的字卻並沒有描摹完整，出現了漏摹現象。如“向之”，原來寫的是“於今”，不過現在我們能明顯看到“於”字右邊只有一“豎彎”形，而“今”字則少摹了中間的一點；又如“悲夫”的“夫”字，原來寫的是“也”字，“也”字少摹中間一短豎；又如“感於斯文”的“文”，原來寫的是“作”字，但“作”字少摹了右邊的一撇一橫，這幾個筆畫，真跡上肯定是有的，但神龍本中卻摹失了。（圖六）

特徵之七：

神龍本《蘭亭序》通篇毫無一點刻本的特徵，如果象唐蘭先生所言，神龍本《蘭亭序》是根據刻本偽造，無論作偽手法多麼高明，也不可能將刻本的特徵完全掩蓋，無法將墨色的濃淡、破鋒賊毫描摹得如此生動，這與流傳至今的眾多翻墨本比較即可以看出。

從以上所列神龍本《蘭亭序》的細部特徵，已經可以證明它是“雙勾廓填”的摹本。而且摹的技法特徵與王羲之的其他唐摹善本法帖有著一致性，但我們謹慎起見，暫時還不能將其定為唐摹善本，下面我們還將作進一步的考察。

眾多說法中，還是啟功、穆棣先生將神龍本《蘭亭序》定為摹本是正確的，其他的寫本、臨本、仿本等說法並不正確。

四. 神龍本《蘭亭序》兩宋尋蹤

神龍本《蘭亭序》在元初被郭天錫收藏，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則記錄了同時代張斯立收藏的另一本神龍本《蘭亭序》，這兩本《蘭亭序》均出自南宋末年的駙馬楊鎮家。因此，唐蘭先生判斷此兩本神龍本《蘭亭序》必有一偽，或兩本皆偽。這個判定，如果是針對某一件書法真跡而論，無疑是正確的。

現在，我們知道神龍本《蘭亭序》是一個摹本，而在貞觀年間唐太宗命弘文館拓書手摹拓了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那麼，唐蘭先生的判斷也就不是絕對成立的了。

元代以前，“神龍蘭亭”之名不見記載，但我們從宋人的記錄中，仍能找到一些“神龍蘭亭””的線索。

唐蘭先生考察宋代的《蘭亭序》版本，認為神龍本《蘭亭序》與北宋收藏家蘇耆收藏的第二本是同一系統，這個結論是沒有問題的，蘇耆家的第二本於元祐戊辰（1088年）被米芾收藏。米芾關於這本《蘭亭序》的書法特徵，有著細緻的描述：“……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眾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勾回，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除此之外，米芾還在此本《蘭亭序》後作有題跋，但是，米芾的題跋後來卻被移到了另一本所謂褚遂良臨本（蘭亭八柱第二本）上。

米芾所記蘇耆家第二本《蘭亭序》的這些特徵，與現傳神龍本《蘭亭序》是吻合的，然而它們卻並非同一本。

岳珂《寶晉齋法書贊》卷七記載一後有馮承素題記的“馮承素《蘭亭序帖》”，岳珂在比較了米芾的上述鑑定意見後認為：“今閱此本，‘蹔’字賊毫所出無絲髮異，殆是繭紙舊帖有此一筆，故凡親見真跡於昭陵未閟之先者，其臨摹之手不約而同。”

宋代《定武蘭亭》刻石的收藏者薛紹彭曾有一段題跋說：“舊見《蘭亭》書，鋒鋩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右軍書校之，則出鋒宜為近真，蓋石本漫滅，不類其初也。”

薛紹彭題跋中所提到的《蘭亭序》，“鋒鋩”、“出鋒”云云，也正是神龍本《蘭亭序》的顯著特徵。薛紹彭將這本《蘭亭序》與唐人懷仁所集《聖教序》進行比較後，認為這本“出鋒”的更近真，而《定武蘭亭》一類的石刻本則相差較大。

徐邦達先生《古書畫偽訛考辨》：“又見故宮博物院收藏遊似藏宋拓薛紹彭摹勒‘唐拓硬黃’所謂‘潼川憲司本’（後有薛紹彭正書贊），除了某些字的細筆牽絲大都泯滅不見以外，其他方面，基本上和此本（按指神龍本）也是一樣。”（圖七）

此遊似藏潼川憲司本《蘭亭序》只能說與神龍本《蘭亭序》較為接近，從神龍和定武兩大系統而言，當然屬於神龍本系統。

由此，薛紹彭確曾收藏有與神龍本《蘭亭序》同一系統的唐代摹拓本《蘭亭序》。薛紹彭將石刻本《蘭亭序》不類《聖教序》的原因歸結為“石本漫滅，不類其初”是不確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定武蘭亭》與《神龍蘭亭》並不是同一個版本系統。

另一關於神龍本《蘭亭序》的線索，是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所記姜夔《稧帖偏旁考》：“‘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時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腳斜拂，不挑，‘流’字內‘雲 ’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腳帶橫，‘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之感，戈邊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概，持此法，已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姜夔的這段文字，比米芾所記更為細緻，從姜夔的描述來看，也只有神龍本系統《蘭亭序》更符合這些特徵，姜夔認為“持此法，已足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實際上他的觀點已經和薛紹彭完全一致，言下之意，只有符合這些特徵的《蘭亭序》，才更接近真本。

從以上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在宋代眾多的《蘭亭序》的版本中，一直有與現傳神龍本《蘭亭序》特徵一致的版本流傳，儘管我們並不能斷定它就是現傳神龍本，但至少說明神龍本《蘭亭序》這一版本系統流傳有緒，並不是宋末楊鎮或明代豐坊向壁虛造。

至於說神龍本《蘭亭序》在兩宋間其名不彰，影響遠不及《定武蘭亭》，完全因為它是墨跡本，僅被少數人收藏，秘而不宣，即使有交流，也是在極小範圍之內，不像定武本那樣一再翻刻，流傳廣泛，南宋時，成為士大夫家的必備法帖。

五. 幾件唐代書法與神龍本《蘭亭序》的比較

最早將《蘭亭序》與唐代書法進行比較的是宋代書法家、收藏家薛紹彭。喻蘅先生認為：“薛紹彭所說的‘當時集王者’，無疑是指懷仁集右軍書《大唐三藏聖教序》。”……“薛氏主張拿懷仁集書的標尺來檢驗，‘ 《蘭亭》體類此者宜近真 ’這一卓越的見解，是當時解決聚訟問題的最好辦法，他並不因為自己擁有定武原石而貶低別本，他指出‘近真’的特點是‘鋒鋩’、‘出鋒’，恰恰是定武本所無。”

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立石於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是弘福寺僧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精心選輯而成，懷仁所用王羲之書法的來源，應是出自高宗御府，高宗御府收藏則源自太宗皇帝在貞觀年間的大肆購求。這些王羲之書法，經過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鑑別，大部分應屬可靠，但亦難免摻入部分贗品，即便是贗品，亦應不甚劣，與王羲之的書法風格相一致，不至於象王著編刻《淳化閣帖》那樣混入很多水平甚劣的偽作。

在懷仁集刻《聖教序》時，《蘭亭序》真跡已埋入昭陵，因此懷仁如選用《蘭亭序》中的字，也應是貞觀年間弘文館拓書手所作的響拓本。朱關田先生《<蘭亭序>在唐代的影響》一文中即持此觀點。

喻蘅先生在比較《蘭亭序》與《聖教序》後認為：“大量字跡集中摹自《蘭亭序》，構成《聖教序》的基本骨架。試以著名的唐摹墨跡和定武佳搨與《聖教序》集字作比較，只有馮承素‘神龍本’與《聖教序》最相近，馮本可供參證的字多達八十八個，而其他摹刻本則相去懸殊。”

《聖教序》中選用這麼多神龍本《蘭亭序》中的字，特別是神龍本《蘭亭序》中獨具特色的字，如“群”、“趣”、“跡”、“左”、“是”、“或”、“時”等，（圖八）《聖教序》中對應的字在細節特徵上與神龍本《蘭亭序》高度一致，亦可說明神龍本《蘭亭序》絕非後世偽造，而是可以追溯到唐高宗時代。至於神龍本《蘭亭序》與《聖教序》相似的字在細節上存在的一些差異，應該考慮到現傳《聖教序》最早的是宋拓本，已經是後來晚唐的重刻本，因此，出現一些差異也是正常的。懷仁所用《蘭亭序》為弘文館的響拓本，則神龍本《蘭亭序》或其祖本也應為弘文館的響拓本，是當時太宗皇帝賜予皇太子諸王近臣之一本。

另一件唐代書法，是小楷名跡《靈飛經》，《靈飛經》的流傳，多見刻本而罕見墨跡本，所以一直未能引起人們注意到它與《蘭亭序》的關係。從清末翁同龢所藏四十三行本殘紙《靈飛經》墨跡本中，發現不少與神龍本《蘭亭序》特徵極為相似的字。而《靈飛經》因是小楷，與《蘭亭序》在書體方面還存在著差異，但仔細觀察，《靈飛經》中的許多字在用筆時卻流露出十分嫻熟的行書筆意，不僅如此，還有不少字與神龍本《蘭亭序》中的字竟極為相似，幾齣一人之手。（圖九）這說明，《靈飛經》的書寫者曾深入學習過神龍本系統的《蘭亭序》，熟練到幾欲亂真的程度。

據啟功先生介紹，《靈飛經》上原有“開元”題記，袁桷、董其昌題為鍾紹京書。在唐代開元年間學王羲之書法的高手，非普通士人所能。從《靈飛經》與神龍本《蘭亭序》的比較，也可證明神龍本《蘭亭序》在初、盛唐的存在和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另一件唐代書法是唐玄宗所書《鶺鴒頌》。啟功先生認為它不是出自唐玄宗本人，也可能是出於翰林侍書之手。這件作品見於米芾《書史》，《宣和書譜》亦有著錄。《鶺鴒頌》書法字形較肥，字的筆畫形態笨滯，算不得特別優秀的作品，但其中仍有不少字能看出是從神龍本《蘭亭序》出。而且其中多個“之”字的寫法不同，顯然也是受到《蘭亭序》的影響。（圖十）《鶺鴒頌》與神龍本《蘭亭序》相對應字的相似程度不及《靈飛經》，主要是因為書寫者的水平不及《靈飛經》作者高，有不少字筆畫、位置還不到位，有一些字還有著程度不同的變形，但均不影響我們判定這件作品的書寫者學過神龍本系統的《蘭亭序》。

透過對以上三件作品與神龍本《蘭亭序》的比較，可以看到，懷仁集《聖教序》所用的唐貞觀年間弘文館拓書手所摹的《蘭亭序》與現傳神龍本《蘭亭序》是同一系統。《靈飛經》的書寫者是唐開元年間學習過神龍本《蘭亭序》的書法高手，《鶺鴒頌》的書寫者也學習過神龍本《蘭亭序》，只不過水平不及《靈飛經》的書寫者。

從以上討論並結合上節的結論，我認為神龍本《蘭亭序》和王羲之可靠的書法作品如《喪亂帖》、《平安、何如、奉橘帖》、《遠宦帖》等等一樣，同是唐摹善本。儘管其“神龍”小印並不一定是唐中宗時代所有，而是出於後來的收藏者所加，這種“真跡偽印”（此為疑偽）的現象並非神龍本《蘭亭序》一例，因此，在主證據充分的情況下，不應被從證據所迷惑。

六. 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唐摹善本書法的比較

這項工作已有不少學者做過而且也得出了一些結論。當初，郭沫若也是將這一問題作為《蘭亭序》非王羲之所作的一個證據。

啟功先生認為：“回來再看今傳的《蘭亭帖》，無論神龍本或定武本，一律純然是唐代風姿，不用拿《二爨碑》來衡量比較，即用《喪亂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簡札墨跡來看，風格也不相同。……從書法風格看，《蘭亭》既與《喪亂》、《姨母》等帖不同，而《喪亂》、《姨母》等帖既儲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風格，那麼寫《蘭亭》的必定不是寫《喪亂》、《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於王羲之之手，可以說是毫無疑問。”

劉濤先生認為：將傳世的王羲之尺牘墨跡作綜合的比較，發現大多數作品如草書《初月》《寒切》《行穰》《遠宦》《妹至》《遊目》諸帖，行草書《衰亂》《二謝》《得示》《孔侍中》諸帖，行書《姨母》《快雪時晴》《平安》《何如》《奉橘》諸帖，雖然書體不一樣，書寫時間有先有後，寫法有些差異，但是筆體的共同特徵也是顯而易見的：

用筆：按鋒直引，迅縈疾擎；

筆勢：遒勁爽利，環轉紓結；

筆畫：銛銳方硬，或沉穩厚重；

字態：勢巧形密，雄秀天然。

劉濤先生同時認為：“由王羲之書法的筆畫特徵來檢驗神龍本《蘭亭序》，的確有許多‘失真’的疑點，過去和現在的一些學者懷疑這本《蘭亭序》並不是毫無道理。”

總之，神龍本《蘭亭序》與可靠的王羲之唐摹善本書法在用筆、形態以及整體風格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是不可迴避的事實。那麼，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麼呢？有的學者將其歸結為神龍本的摹寫“失真”，“帶入了過多的後人筆法”，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神龍本《蘭亭序》與其他一些王書唐摹善本一樣，摹寫技術都非常高超，“點畫位置、筆法使轉，以及墨色濃淡、破鋒賊毫，一一具備。”（啟功語）“下真跡一等”。因此，造成差異的原因只能是它摹寫的祖本與王羲之其他書法作品存在差異。證偽的人便藉此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寫。

其實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即是人們用以與神龍本《蘭亭序》作比較的可靠的王羲之書法本就不多，且大多是草書作品，行書作品中，《姨母帖》是早期作品，《快雪時晴帖》可能是臨本的摹本，剩下的只有《平安、何如、奉橘帖》等很少的幾帖了。我以為，如此少量的對比是存在問題的，在這有限的比較中，當然看到的差別比相似點更多，嚴格說是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草書作品的差異性。這樣其實是誇大了差異性，而忽略了相似性。

其實，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的其他書法作品存在著內在的相似性，雖然在筆畫細節的粗細、字形的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王羲之是一個有著強烈創造性的書法家，他的作品中，很多相同的字在不同或同一作品中也要力求變化。因此，如果我們一味地誇大差異，而忽略其內在的相似性，就可能產生錯誤的結論。

懷仁在集《聖教序》時，既採用了神龍本《蘭亭序》的字，也採用了王羲之的其他行書作品中的字，但整篇書法總體是協調的，人們通常讚賞懷仁集字的功夫，卻忽略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所集的字在整體風格上的協調和細部的用筆、結字的協調，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懷仁有再高的水平也做不到。那些只看到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草書作品差異的人，為什麼就看不到《蘭亭序》與王羲之其他行書作品的協調性呢？

此外，唐代的褚遂良等人，見到的王羲之行書書法遠比我們現在多，他在鑑別王羲之書法時應該更為準確，這並不是盲從古人，而是客觀條件使然。

郭沫若提出《蘭亭序》是智永所寫之後，也有人將神龍本《蘭亭序》與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楷書作對比，其中肖政在比較後認為，神龍本《蘭亭序》更接近於智永的楷書。

這樣比較也是存在問題的，《蘭亭序》是行書，而智永本就是學二王一系，因此它們具備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將神龍本《蘭亭序》與《真草千字文》中相對應字的楷書對比，既有很相似的字，也有差異較大的字。（圖十一、十二）如果與《真草千字文》中的草書對比，其差異性並不比與王羲之草書的差異性小。可見在與智永《真草千字文》書法的比較中，我們不能只看到相似性，卻忽略了差異性。

我們將流傳至今的王羲之的可靠的唐摹善本書法與神龍本《蘭亭序》進行對比的時候，首先就面臨一個先天不足的缺陷，即用以比較的物件存在著先天的差異，因此對於比較的結果必然存在先天的缺陷，而按此存在缺陷的結論作出的判斷必然是不可靠的。

同時，由於流傳至今的可靠的王羲之行書作品數量太少，無論從相似性還是差異性而論都是片面的，我的意見是承認差異性，但也不能忽視相似性。

此外，唐人的結論應予尊重，褚遂良《右軍書目》中將《蘭亭序》列在王羲之行書之首，說明他對《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作品是認可的；唐太宗對《蘭亭序》極度鍾愛，以至於死後用以殉葬；孫過庭在《書譜》中說：“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飛”。都充分肯定了作為王羲之書法的《蘭亭序》。而懷仁的集王《聖教序》則給予我們實物佐證。這些，都使我們不可輕易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

目前，那些懷疑或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的證據或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而認為神龍本《蘭亭序》是後世偽造的說法更是極其錯誤的。種種證據表明，啟功先生將神龍本《蘭亭序》定為唐摹善本是沒有問題的。

參考書目

《蘭亭論辯》，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99年版。

《<蘭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版。

《古書畫偽訛考辨》，江西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

本文入選四川省第十五次書學討論會，並發表於臺灣《中華書道》雜誌，89期。

作者簡介

林圭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書法學者。多年來從事於書法史論、書法鑑藏及書法美學研究。已發表書法學術論文多篇，如《魏碑體成因述評》、《隋人書<出師頌>質疑》、《魏晉玄學與書法理論》、《趙壹<非草書>的有關問題》、《梁武帝褒鍾貶王論小議》、《論書法意象》、《庾肩吾<書品>四題》、《從蔡襄<郊燔帖>辨偽說到古代書法鑑定的方法問題》、《玄學視野下的王羲之書法及書法思想》、《也談“善史書” 》、《臺北故宮藏本懷素<自敘帖> “映寫”說駁議》、《王羲之<十七帖>貞觀中內本考辯》、《東漢魏晉書法思想變遷考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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