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星：“一塊錢”的官司值不值得打？
通常來說，一些法律學者和經濟學者，甚至一些外行百姓， 就像剛提到的，首先會想到“官司成本”這一問題。這就是，別忘了官司要錢，費時費力。打官司，不該入不敷出。如果為買斤菜，卻花上幾十倍的錢租出租車奔遠處去買，這是經濟算數沒學好，更是精神有些不正常。所以，用一元錢的成本來打兩千元的官司，才划算。
當然，學者們的想法也許更為宏大。他們，不但會站在百姓的立場，撥拉當事人的小算盤，而且，會站在國家立場，撥拉社會的大算盤。大算盤意思是說，社會資源就那麼多，一處用了，另處便少。像法院審案斷獄，人力、物力、時間，都是一個數，用在一糾紛上，其他糾紛就會擱置一旁。況且，中國人的法院目下已是忙得不可開交，小額官司擠進去，法院還要拿出精力、時間，為此支出不小的社會成本，審別的大案要案，資源便更拮据了。這樣引來的經濟學“外部性”，非常糟糕。
制度經濟學還說，要警惕交易過程中的成本。交易成本過大， 會使交易本身失去意義。而交易成本放在法律自身，便是法律制度的執行成本。法律制度的設立，是為了價值對等的秩序安排。兩個小孩子鬥嘴，法律制度要過問，這時價值就不對等了。兩個成人動刀子，或者，一百萬元說不清是誰的，這時法律制度過問，價值自然對等了，而且有收益。故而，執行成本加大，效益卻是判明一元錢的勝負，制度也就不是節約資源的制度了。
“成本計算說”是對小額官司運作的批評。但是，它會遇到兩個反批評。先講頭一個。
前邊已經交代，當下的語境是中國人大體缺乏權利意識，有些逆來順受的習性，這使一些人好鑽空子。在一元錢的案子裡，書店裡的人就有點鑽空子的意思，因為，不太拿消費者當回事。此時， 有人站出來，宣戰一番，即便官司額數小得不能再小，其意義也是喚醒了萬民的“
維權
”意識，從而，叫書店裡的一類人收斂點。這效果，能用錢計算？
第二，糾紛本身的收益和損失，有時可不是錢能算清的。如果這一元錢不僅是個心中的“澳門”，而且，不收回來怒氣難消，無法繼續過活，那麼，怎能說打官司的意義不大？對人來說，有時錢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股“氣”。“氣”頂在那兒，不出來，就是怎樣都不成。社會還會因此亂套，產生更為激烈的衝突。對這，還另有事實拐彎輔證。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裡，幾乎所有法院都不拒絕小額官司，即使額數微不足道。興許，法院記得這一問題，記得數額再小，如不過問，有時也會產生更大的頭痛衝突。
不過，“成本計算說”可以有效地化解頭一個反批評。
如果想張揚權利意識，大可不必拿小額官司來說事。找些大額官司才好。大額官司，在解決“不得了”的糾紛時，依然可以宣傳權利到底是誰的，叫鑽空子者難以造次。打些經濟上划算的大額官司，在刺激權利意識之時，不會帶來負面的東西——成本不對稱。所以，真要改變中國人的傳統意識，大額官司夠了。
另一方面，用一元錢官司的方式，在實際生活中大體不會引來許多人的跟隨。更多人，是喜歡在旁邊看熱鬧，慫恿他人挺身而出，然後自己獲得無形的利益。事實上，在一元錢官司冒出後，不少人便支援買書者挑戰書店，可問到支持者自己是否願意衝鋒陷陣，回答大多則是：不會的。在這裡，究竟是“
維權
”意識淡薄， 還是“精打細算”紮根人心，還是暗藏其他要比“缺乏
維權
意識” 更為糟糕的什麼惰性文化，是不重要的問題。重要的，乃在於這個事實本身──許多人喜歡“敲邊鼓”。“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社會學經濟學模型的說法，在生活中，可以不斷找到原版。既然不少人喜好彼此算計，那麼，用錢來計算“一元錢官司”的效果，自然是可以的。這對打官司的當事者本人來說，尤其如此。
至於後一個反批評，也即“出氣”的問題，“成本計算說”恐怕對其就失語了。
必須承認，有人“走向法庭”，是出於“氣”。“氣”頂在那裡，不出不行。本來很有道理，可是遇到不講理之人，私了又不成，鬱悶得很，於是，只好叫法院說個對錯。法院發話了，判決自己有理，這口氣出得也就非常地道。對方不執行判決，法院還能強制，這更是揚眉吐氣。它，有時絕對不是錢可以買來的。所以，對“成本計算說”的第二個反批評，不好對付。
但是，這又使我們返回想到中國人的和眾息訟傳統。和眾息訟有時是有理由的。中國人在糾紛上喜歡和解、和稀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這蓋緣於社會中總有結構十分穩定的熟人社群。熟人之間，要麼因為生於斯長於斯，要麼因為利益一段時間之內聯結在一起（比如合夥做個小買賣），要麼因為其他別的什麼緣由而彼此朝夕相處，這樣， 低頭不見抬頭見，成了生活常項。此常項提出一個問題：死揪眼前的是非好，還是想想將來的彼此關係好？如果因為講清了是非，彼此之間的熟人情義斷了，致使日後的合作泡湯，這恐怕就是顧此失彼了。死判硬斷，有時會出現這樣的因小失大。
自然，和解、和稀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並不意味著全然不講是非道理。只是講道理的方式躲避“生硬”兩字。是非對錯有時要分清，分清之後怎樣了斷，可以摻入柔性。並且，如果是非實在不易分清，和稀泥就是方便而且最後的選擇。不論怎樣，解決糾紛的機制，應該瞄向未來。畢竟日後的合作才是打緊的。一元錢糾紛的“模糊”解決，如果增加了關係的和睦，大家更為笑臉相迎，何樂不為？
和眾息訟還有另外的意思。這便是，在日常“博弈”交往中， 磨合秩序規則。人人時而關心自己的得失，小算盤總要撥拉撥拉。如此，每次糾紛之後，人們便會總結經驗，彼此暗中發出“交易規則需求”的訊號，避免兩敗俱傷。於是，一種秩序也就慢慢出現了。今日書店不掏出一元錢補償一下，明日，買書者就不會來了， 其他買書者也會猶猶豫豫。書店的生意，可能因此冷清凋落。日子長了，書店自會曉得利害。當再出現一元錢的問題，其為了信譽， 拿出錢來便不會含糊。多次重複，結果就是規矩立在交往之中了。從這裡看去，傷了和氣，非要用判決的法子釋放“氣”，似乎在熟人的社群中，不易造成更好的局面。這點可能需要看到。接下來，還有自我心理調節的問題。
活在世上，糟心的事情或大或小，總會一個接著一個。事事要求社會來消化，可能性不大。前天人家罵了一句，昨天人家碰了一下，今天人家踩了一下，明天人家可能頂一下……這些可能是不斷的。社會沒精力也沒時間，個個處理。於是，偶爾自我消化就是免不了的。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是外人幫你消化，叫你讓一步。自我消化就是自助，自讓。概括起來講，總有事是需要自讓的。這對自己當然有個好處。不然，日子過得就會太辛苦，別人也會說你“不嫌累？！”。再者，在熟人社群中，自讓也可能帶來他讓，“彼此往來”，和氣生財。這個結局，也當是不錯的。
一句話，一元錢的小糾紛，解決的方式是很多的，並非要死盯著對簿公堂。其他方式的解決，可能會換來更有意義的舒暢。
依此來講，硬要以官司方式來釋放“氣”，有時並不一定可取。
到這裡，可發現，“成本計算說”不能對付的批評，中國人傳統中早已有了部分化解的方法。而且，這方法暗中接通了“成本計算說”的理路：在熟人社群中非要鬥氣花大錢打官司，錢財上入不敷出的同時，還會丟失彼此和氣過活的前景。
本文摘選自《法律的隱喻》（增訂版），劉星 著，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