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合二為一：一對“沉默雙胞胎”的故事（下）
The Global West Indian
利維坦按：
這對雙胞胎姐妹的人生經歷其實就是一部赤裸裸的遭遇偏見與傷害史。更為不幸的是，偏見——不論文化、地域——似乎永遠不會消除。它使我們心懷猜忌和仇恨，不斷圈定著與“異常者”的邊界。而文章中姐妹所遭受的個體傷害，其實具有深刻的普遍性：歧視的背後，凸顯的“誰是我們/他們”的認定，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謂“人類共同體”只不過是一個大而無當的抽象概念而已。
五
在帕克教堂，雙胞胎被關押在一起，她們之間的紐帶變成了一種折磨。兩人都不能忍受另一個人的氣味，存在和想法。她們開始渴望對方的死亡，渴望在一個沒有雙胞胎的世界裡暢快呼吸。在她們的牢房裡，距離詹妮弗僅一英尺的地方，瓊寫道：
我們中的一個在計劃殺死另一個。在一個涼爽的夜晚，給她的頭上來一下重擊，拖走毫無生命跡象的屍體，挖掘一個秘密的墳墓。我身處險境，陷入一個陰險、惡毒的陰謀之中。這一切將如何結束？……我是她的奴隸。這個生物懶散地躺在牢房裡，每一小時都和我的靈魂在一起。
我們在彼此的眼裡變成了致命的敵人……我們密謀，設計，誰會贏？……致命的一天正一分一秒地接近，到了這樣的時刻，迫近的死亡彷彿向夜空伸出的雙手，邪惡的意圖，血，一把刀，絞肉機……我對自己說，我怎麼才能擺脫我自己的影子？不可能，還是並非不可能？沒有了我的影子我會死嗎？沒有了我的影子我會獲得生機嗎？
當她們在一起時，她們想殺死對方。當她們分離時，她們孤獨得想死。然後，當她們重聚，她們無比失望，想象自己獨自一人時能夠感覺到堅強。
1982年，一名名為威廉·斯普萊（William Spry）的精神病醫生受到雙胞胎辯護律師的招募，前來評估她們的情況。“頭兩次探視，我們什麼也沒做成——她們根本不說話，”斯普萊告訴我。“那之後，我問她們能否透過電話與我交談。我坐在另一個房間，然後我聽到了她們奇怪的低語。然後我逐漸使她們同意與我面對面交談。其中一個已經開始說話了，她們開始了她們之間最嚴重的互毆。她們抓撓對方，試圖將對方的眼睛挖出來。護士不得不進來阻止她們。”
Mamamia
最終，他將雙胞胎確診為精神病人格障礙，並提議將她們送往布羅德莫爾，英國臭名昭著的為犯罪性精神病人設定的最高戒備病院。這對雙胞胎急需治療，他推斷，而且沒有其他機構願意接收有縱火罪歷史的病人。“如果我們沒有為她們找到一所醫院，她們就會進監獄，我認為那是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他補充說。
蒂姆·托馬斯不同意。“當時布羅德莫爾最年輕的病人也有27歲了，”他告訴我。“我認為他們是在給這些我眼中的孩子們貼上精神變態的標籤。如果你不能和她們溝通的話，你怎麼能決定她們有嚴重到那種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呢？權宜之計罷了。如果她們是白人中產階級，結果就會不同。”
1982年5月，女孩兒們因16項罪名接受審判，包括入室盜竊、偷盜和縱火。依據律師的建議，她們認罪了，然後被無限期地關押於布羅德莫爾。
“那些詞語不斷地在我腦海中出現，”判罪後，瓊在她的日記裡寫道。她接著寫下：
繞著圈打轉。有病。瘋了。精神變態。想象我的感受。我？一個精神變態？……一個危險的，邪惡的，無情的罪犯！我！至少我的痛苦，我的自我意識，我的暴力為世人所知了。我被貼上標籤了！啊！現在我知道我的命運了！瓊·艾莉森·吉本斯，剛剛19歲，將作為精神變態名留青史。
設想她們在布羅德莫爾的新生活，詹妮弗寫道：
求求你，上帝！別讓我在新生活裡像在這裡一樣受罪。讓我的勇氣足以開口說話。讓我信任醫生和護士們，再也不懼怕人類。過去七個月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靈魂。別讓這疾病再次使我癱瘓，破壞我的能力，像捆綁木柴一樣捆綁我的舌頭。
好幾周，女孩們幻想著布羅德莫爾。醫生們用來向她們描述這個地方的語言更適用於一個英國的伊甸園，而不是監獄醫院。“我們想要逃離我們的生活，”瓊對我說。“我們以為布羅德莫爾將是一個天堂。”
我在1998年冬天拜訪了布羅德莫爾。從倫敦搭乘火車向西行駛了大約30英里抵達克羅索恩，一個淒涼的小車站，沒有售票視窗，也沒有特許經營的攤點。和我一起下車的人裡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返程的列車什麼時候會來。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站在一家殯儀館前面等它。我站在這條我認為個小鎮主街的路上。主街看起來也就是紐約市一個街區那麼大。我安排了和艾莉森·法拉爾（Alison Farrar）的會面。
她是布羅德莫爾醫院圖書館館長，有著銀色的頭髮，穿著一件暗色的羊毛衫，帶著大眼鏡，一副果斷而生機勃勃的表情。她到得有些遲，氣喘吁吁的，給了我一份資料夾，裡面儲存著布羅德莫爾最有名的病人的剪報，其中有關於羅納德·克雷（Ronald Kray） 的文章，那個傳奇般的暴徒；關於謀殺犯和連環強姦犯的文章；也有關於瓊·吉本斯和詹妮弗·吉本斯的文章，褪色的黑白報紙上的影象紀念著女孩兒們。當我讀完這些報紙，法拉爾用她的紅色小車載我在附近逛逛。在經過成畝的農田，吃著牧草的羊群，低垂的灰色天空後，她指著一片最近剛被犁過的田地對我說：“那裡種的是食用大黃。人們一度認為大黃可以清潔身體，從而帶來清明的意識。你能想象嗎？”
蒂姆·托馬斯在1982年帶奧布里和格洛麗亞前往布羅德莫爾進行了他們的第一次探視。“那非常恐怖，”托馬斯告訴我。“所有的門在你身後開啟又關上。他們——幾乎像在對待展品一樣對待那些人。所有的承諾——比如無藥物治療——都在幾周內被否決了。我的抗議還不夠。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能做得不一樣嗎？我不確定。我感到巨大的悲傷。這是一個糟糕的、黑暗的必然結果。”
到達這所醫院後的幾天，瓊陷入了一種麻木狀態。幾周後，她試圖自殺。詹妮弗攻擊了一名護士。她們被關進分開的病房並且在一段時間內被禁止相互接觸。她們進入布羅德莫爾的時候只有19歲。兩個女孩都渴望結婚並擁有自己的孩子。整整一個月，瓊什麼也不說；之後，她經常以令人惱火的微笑迴應問題。當詹妮弗嘗試溝通時，沒有人能聽懂她。
她被定期注射一種名為三氟噻噸的治療精神紊亂的藥物，這導致她的視力開始模糊，使她的閱讀和書寫變得困難。瓊接受了其他治療精神紊亂的藥物。她們的家人很少來看望。“我們被遺忘了，逐漸消失，再也不會被看見了，”瓊寫道。“詹和我是化作歷史的雙胞胎；有色女孩。生活還在外面繼續著，消逝著……他們會說，我們現在在哪？”
幾乎過去了12年，期間穿插著與男性入院者的挑逗，和比賽誰吃得多或誰吃得少的遊戲。雙胞胎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接受這種“治療”幾年後她們沒有被釋放。但是每隔幾年，稽核她們病例的醫生和社工都認為她們需要再呆一到兩年。
“少年犯只在監獄裡呆兩年，”瓊說。“我們在地獄裡呆了12年，因為我們不說話。我們必須努力爭取才能出去。我們去找醫生。我們說，‘聽著，他們想讓我們說話，我們現在說了。’他說，’你們不能出去。你們要在這裡呆30年。’我們失去了希望，真的。我寫了一封信給內政部，又寫了一封信給女王，請求她寬恕我們，讓我們出去。但我們被困住了。”
詹妮弗時常被絕望擊垮。“她在裡面真的變得精神分裂了，”瓊告訴我。“她會聽到窗外有槍聲。她不停地跟我說聖經裡的話。她指控我摧毀了她的生活，密謀陷害她——‘你在我的飲料里加了酒，是不是？’過了一陣子，他們把我們關在同一個監室，觀察我們的互動。那是一場災難。我們打了好幾天，相互踢打、撕咬、抓撓了八個月。他們把我們分開，她當時哭了。即使我們在打架，我們愛著彼此。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驚異：‘我為打了你感到抱歉，我愛你，讓我們重新開始吧，讓我們停止這樣的行為，讓我們坦誠相待。’”
六
瑪喬麗·華萊士曾經是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她透過蒂姆·托馬斯的朋友注意到雙胞胎的故事。1982年，她在帕克教堂拜訪了瓊和詹妮弗。在那之前，她獲得了奧布里和格洛麗亞的授權後，得到了女孩們的日記和作品，它們仍被存放在當時警察從她們的房間沒收證物時所用的黑色垃圾袋裡。華萊士在那些垃圾袋裡發現了比她的預期更多的東西。
“這對雙胞胎被普遍當做怪胎，被輕視，甚至幾乎被看作智力低下者，”她告訴我。“但是我到今天仍然能回想起大量充滿強大想象力的段落。正是那些詩意和抒情性使我落淚。”
就像十九世紀小說裡的那些女主角一樣，她們很願意寫作。這對雙胞胎沒有經濟實力，因此也沒有自由。而且，作為即使是在她們自身階層和種族中也是最被忽視的兩個人，她們將自我發明作為一種逃離。她們作為寫作者的力量不在與技術，而在於情感，實時的表達；以及孤立——免除外界的影響和指導。
作家比託妮·莫里森，美國非洲裔女性作家，是世界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Poets & Writers
沒有任何當代作家比託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2月18日-2019年8月5日，美國非裔女性作家，獲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更精彩地描述過黑人女孩們的相互觀察，以及與她們自己“應該是的樣子”所進行的鬥爭。
在《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裡，莫里森描述了一個黑人女孩被排斥逼瘋，開始臆想她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藍色的眼睛——一雙藍色的眼睛能讓這個世界更好地看待她，能夠使她與自己的群體劃清界限。她看向鏡子裡，然後變成了兩個人，她們就像雙胞胎一樣鬥嘴、批評並相互支援：
你怎麼知道沒人跟我說話？
他們不和你說話。當你和我在屋子裡時，即使是布瑞德拉夫太太也不和你說任何事。
也許自從喬力走了她就感覺不太好……她也許想念他。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想念他）。他只會喝醉酒然後打她。
這個嘛，你知道大人們是什麼樣的。
是的。不。他們是什麼樣的？
這個嘛，她也許無論如何都很愛他。
他？
當然。為什麼不？不管怎樣，如果她不愛他，那她讓他這麼對她也太過了。
那不能說明什麼……她不喜歡這樣。
那為什麼她讓他這麼對她。
因為他創造了她？
能做到對一個人的人性，性慾和種族特點如此坦誠，在黑人群體中是難得一見的。他/她冒著被認為“骯髒”，“吵鬧”，或對自己的“人民”不忠誠的風險。潛在的資訊是：“顏色”別太重了！永遠也不要告訴白人你到底是誰！瓊和詹妮弗，這對不說話的姐妹，將嘴巴上的白色封條撕掉了。她們的故事，詩歌和日記都在毫不留情地探索和揭露著，讓人回想起那些自白式的詩人們的作品，他們醉酒，做愛，帶著青少年般的激情在紙頁上和現實中自殺。
喬治·桑【George San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原名阿曼蒂娜-露西-奧蘿爾·杜班（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19世紀法國女小說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報紙撰稿人】曾說，“寫日記意味著一個人停止對未來的思考，決定全然地活在當下。”雙胞胎無處可去，除了當下，和它的乏味、陳腐、恐怖。而她們一點一點地培植了她們所有的一切。
在日記中，華萊士沒有找到任何指示雙胞胎是精神變態的痕跡。她迅速變成了她們最直言不諱的支持者，以及她們傳記的首要保管人。透過她的文章，在庭審上渴望公眾關注的雙胞胎，變成了英國精神健康和新聞圈子裡轟動一時的人物。她們被廣泛吹捧為一種符號：象徵著英國司法體系的失職和殘酷；象徵著英國的種族主義；象徵著許多不是她們自身的東西——她們就像19世紀的暹羅黑人雙胞胎米莉和克里斯汀·麥考伊（Millie and Christine McCoy），兩個曾經的奴隸以“雙頭夜鶯”為藝名在全美表演歌唱，註定是被看見再被遺忘的串場節目。
暹羅黑人連體雙胞胎米莉和克里斯汀·麥考伊。 Royal Pavilion and Museums Brighton and Hove
1993年3月9日早上，瓊和詹妮弗被從布羅德莫爾釋放。當時她們已經快三十歲了。她們被送往卡斯威爾診所，位於西南威爾士的一所最低戒備機構。在巴士上，詹妮弗把頭靠在她雙胞胎的肩膀上說，“我們終於出來了。”
不到12小時之後，她死了。一種未被查出的炎症削弱了她的心臟。那天夜裡，瓊在日記裡寫道，“今天，我摯愛的雙胞胎姐妹詹妮弗死了。她死了。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她將永遠不能再認出我。媽媽和爸爸來看她的遺體。我親吻了她和石頭一個顏色的臉。我在悲痛中歇斯底里。”
“我們為獲得寬恕而禱告，但是，顯然，他沒有寬恕我們，”瓊對我說。“他懲罰了我們12年。他憎恨我們。他不理會我們。我們受盡折磨。然後，在這一切的最後，這有什麼意義呢，如果她死了？
詹妮弗死後一年，瓊從卡斯威爾獲得釋放。她每天都得吃藥。她能夠說話了，但人們仍時常不能理解她的話。當她情緒激動或者被逗樂的時候，她的語言就變得快速而含混。她37歲了。每個週二，她都去拜訪妹妹的墓地。“我作為雙胞胎出生，也會作為雙胞胎死去，”瓊對利希滕斯坦說。“就應該這樣。”
七
我拜訪她時她居住的過渡住所（她之後就搬到了自己的公寓）就像街上其他的房子一樣：兩層樓，刷著白漆，被潮溼的小塊綠地環繞著。她和許多同樣處在名為康復期的煉獄的病人們共同居住在這棟狹小、整潔的樓裡。她自豪地向我展示她掛在牆上的一幅畫作：一個有著黑色面龐、編著髮辮的女孩。畫的下方用不同顏色的字母拼寫出“艾莉森（Alison）”這個名字。
瓊告訴我她現在更願意被用中間名稱呼，因為她被稱為瓊的時候經歷了太多不幸：“那個名字給我帶來了太多痛苦。艾莉森是一個新的開始，再也不受折磨。”她揮著手開啟自己臥室的門。“這兒是我的避難所，”她說。這是一個有著能夠俯瞰花園的大窗戶的小屋。床很大，鋪著一張廉價滌綸床單。正對著床的是一把棕色的安樂椅。還有一個電視機，一個裝滿菸頭的垃圾桶，還有一架靠牆而立的電子琴。沒有書。
我坐著的時候，瓊以刻意的緩慢速度在房間裡來回走動。她似乎不太知道如何在一個不需要行走在她妹妹身邊、身後或周圍的世界裡行動——也不知道如何招待客人。
我們喝茶的時候，她告訴我她現在想要什麼：“我想結婚生孩子。但是現在已經有點遲了。真好笑。我所有的家人都和白人結婚了——大衛，格麗塔，羅西。所有的孩子都是混血。異常的金髮和蒼白的面板。我想要黑人小孩。我想要一個拉斯塔【Rasta， Rastafarian的簡稱。Rastafari，拉斯塔法裡運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源於牙買加的亞伯拉罕宗教及社會運動，主張黑人是“被選中的人民”】男人，有著拉斯塔髮型，就像鮑勃·馬利（Bob Marley）。我媽媽說，’哦不，他們是下層人——他們不是體面人。’但是我喜歡他們。”
她笑起來，用嘴唇包著門牙，然後在自己面前握著的茶杯上方縮成一團。我意識到她在訴說她對我的假想——而我並沒有滿足她的想象。我留著剪得很短的頭髮，沒有髒辮。我留意到見面的時候她有一絲失望。
我們談起布羅德莫爾，我問她是否在那裡讀了很多書。
她的面龐突然煥發光彩。“哦當然，我的天，我在那讀了上千本書。我在布羅德莫爾把自己讀幹了。D。H。勞倫斯，我喜歡他；奧斯卡·王爾德；迪倫·托馬斯；艾米麗·勃朗特；那個寫了《弗蘭肯斯坦》的女人，瑪麗·雪萊；所有經典著作。我寫了五本書——的草稿。但它們不是非常專業，有點東拉西扯。”
“你還寫作嗎？”
“對我來說似乎年紀越大就越不想寫了，”她說。“我現在覺得寫書沒有意義。我可以透過說話來交流了，不是嗎？我很早就停止寫日記了。我現在有點懶。腦子不動了。我懶得寫書了。”
我說，“我希望你能再寫點。”
她輕佻地回了我一句：“也許你能啟發我。如果我想的話我就能寫。我能看著黎明降臨然後起床開始寫作。成為作家是很艱鉅的，不是嗎？我想要一個輕鬆的工作，輕鬆的生活……你知道嗎？”她突然打斷自己。“我想的話我能睡上十天。我喜歡做夢。我在夢裡看見我妹妹，她對我說話。”
詹妮弗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白色的鴿子，”她補充道。“我曾經很是想念她，”瓊說。“現在我接受了她。她就在我身體裡。她使我更堅強。我接受了她已經不在的事實。我花費了五年不停地悲痛、哭泣。現在我的眼淚都不在了，它們在我的眼睛裡乾涸了……我現在不覺得孤獨了。我擁有了她，不是嗎？”
“你喜歡這次拜訪嗎？”我走之前，她問我。“你有沒有期待我看起來不一樣，頭髮裡有著辮子？”
第二天早上，我搭車在哈弗福韋斯特四處轉悠。我的司機對雙胞胎的故事很熟悉。他知道她們如今拒絕任何採訪的父母住在鎮上一個叫布朗克斯（The Bronx）的區域。（這個綽號有些年頭了，當時那片區域是很多鎮上失業者的住所。）布朗克斯是另一排一模一樣的天花板低矮的房子，離墓地不遠。我在詹妮弗的墓前停留了幾分鐘。冰冷的露水和厚重的草覆蓋了一切。一塊石頭標明詹妮弗是一位女兒，是雙胞胎中的一個，但是沒有提及其他三個兄弟姐妹。上面還刻著瓊的一首詩：
我們曾是兩人
我們兩人為一
我們不再是兩人
我們終生為一
安息吧
一小時後，我回瓊的房間。她想知道我在旅館有沒有遇到困難。“他們不經常在哈弗福韋斯特見到黑人。他們給你好房間了嗎，還是給了你爛房間，因為你是個黑人？”她問。“他們不給你最好的。我現在已經習慣了。我做我自己的事。”她回憶起在布羅德莫爾的一個黑人男友。“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和莫里斯（Morris），”她說。“莫里斯會坐在一個角落，而且他有髒辮。我喜歡他。我喜歡他的臉。（詹妮弗）會對莫里斯說，’你不是我。我是瓊的雙胞胎，你不是。’詹妮弗覺得我愛莫里斯多過愛她。”
莫里斯還在布羅德莫爾，經常給她打電話，瓊告訴我。然後她給我看了她和詹妮弗那時的照片。女孩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服裝，梳著五花八門的髮型——臉上是濃重的腮紅，有一張照片裡她們手上戴滿了銀色手鐲，另一張照片上她們帶著貝雷帽和頭巾。兩個年輕女人在照相機前面展示著自己。“你知道我們當時被叫做什麼嗎？”她驕傲地問我。“布羅德莫爾的女王。”
八
當我回到旅館時，房間很冷，床單又硬又難受。我開著電視機，因為窗外吹颳著的風和阻塞著街道的海霧使我感到荒涼孤寂。半夢半醒的某個時刻，我意識到，沉默的雙胞胎的故事讓我的期待徹底落空了。
我覺得自己就像契科夫《六號病房》裡的那個醫生，試圖描繪病人的瘋狂，因而必須直面與他自己的意志和意義有關的難題。雙胞胎只能被她們自己所代表，既然我現在能夠對比他們和瓊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那些相信自己理解她們的精神病醫生，社工，還有記者（包括我自己）都似乎被誤導了。
我們所有人都執著於對作為素材的雙胞胎的所有權。“這個故事從最初就創造了衝突，真的，”蒂姆·托馬斯告訴我。“它似乎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使人們極端化。”甚至對女孩們日記和手稿的所有權也充滿爭議。華萊士，現在是一家叫做sane（意為精神正常）的倫敦心理健康慈善機構的主任，聲稱她將那些材料歸還到了布羅德莫爾。
瓊沒有收到它們。它們很有可能已經在運輸途中或者醫院收存時丟失。華萊士說她儲存了一些材料的復件，曾經提出給我看一些她轉錄的日記，但是她隨即撤回了這個提議。華萊士與利希滕斯坦產生爭執。利希滕斯坦現在是BBC一位創意導演。還有朱迪斯·哈克特（Judith Hackett），一位最初向BBC提出製作關於雙胞胎的電影的年輕黑人紀錄片製作人，也和利希滕斯坦發生糾紛，後者接管了這個專案。哈克特告訴我，她覺得她不得不製作關於雙胞胎的紀錄片，因為“我也會有那樣的感受，來自西印度群島，在倫敦長大。我真的在她們的故事裡找到了共鳴”。
這對雙胞胎的獨特之處令人震驚。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她們的普遍性。她們的人生就是關於一個整體被分割之後再也不能合二為一的故事。那就是——在會飲篇的最後——試圖孤單地聚集在一起的，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完）
文/Hilton Als
譯/師爺
原文/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0/12/04/we-two-made-on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師爺在利維坦釋出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原標題：《我們合二為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