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發掘記（音樂史上的奇觀、歎為觀止的青銅鑄造）
古代音樂藝術的巔峰
令人驚歎的是曾侯乙墓發掘出土的大批古樂器，品種的齊全和儲存的完好都大大地超過以往的發現，其中不少樂器是前所未見的。樂器中有編鐘、編磬、鼓、瑟、琴、笙、排簫等共124件，
包括目前國內首次發現的排簫2件、建鼓1件，尚不知名的五絃樂器1件，以及與出土的漢代以後品種相同的竹笙5件、篪2件、十絃樂器（琴）1件、短柄雙面鼓2件、懸鼓1件。此外就是12具25弦瑟的全套編鐘，這些編鐘及其他古樂器的出土，成為中外音樂史上的一大奇觀。
尤為難得的是，這套編鐘出土的絕大多數鍾仍懸掛於編鐘架上，這在考古發掘史上還從來沒有見到過。
所出編鐘數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空前的。這套編鐘（包括樑架銅構件）總重量竟達到4400千克。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所有樂器的重量之最。
這套編鐘中每一件鐘製作的完美程度也令人歎為觀止，不僅造型精確、美觀，而且花紋精細。
更精彩的是全套編鐘及附件上有3700多字的銘文，其內容全是關於編鐘的配掛和音樂樂理方面的。鐘上標有階名和變化音名。從銘文看，諸侯國所用律名並不相同，有律名和異名28個之多，其中只有八律是傳統樂律書中已知的名稱，尚不及三分之一。可見，戰國時期音樂樂律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真是讓人難以置信。
對65件編鐘的測音結果讓人振奮：
把這65件編鐘測試完以後，經初步分析便發現：楚王鎛鍾雖然也能發音，並且音色音質都很好，但它不屬於這一套鍾之音列，這一套鐘有它自己的基調和完整的音列。
這64件鐘的音色優美，音質純正，音域寬廣，音列充實。
上層鈕鐘聲音清脆純淨，音量較小，頻率較高，稍有餘音。
中層較小的甬鍾，聲音接近鈕鍾而更嘹亮，頻率亦較高，音量亦不大，餘音較短。
中層較大的鐘，聲音圓潤洪亮，音量較大，頻率較低，餘音略長。
下層的大鐘聲音低沉渾厚，音量大，頻率低，餘音長。
但真正用於實際演奏的主要是中層的三組鍾和下層的大甬鍾。上層鈕鍾可能是用來定調或合節拍的。下層鐘聲深沉、洪亮，起烘托氣氛的作用。
中、下層甬鍾以姑洗律（相當於現代音樂的C大調）為基調，在寬廣的音域中，構成了高、中、低三個音域區，並且十二個半音備齊，基本骨幹音為五聲、六聲乃至七聲音階，可以旋宮轉調，適於演奏古今中外多種樂曲。
這意味著這套編鐘是目前所知世界上儲存下來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
測音結果表明：這套編鐘是完全可以演奏的。
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藝
曾侯乙墓的青銅器無論品種、數量之多、器型之大、鑄制之精、紋飾之美、儲存之完整在戰國考古中都是空前的。
從造型及數量來看，計鍾、盥65件，鍾架構件（如銅人）和鍾、盥掛件246件；磬架及編磬掛架102件；建鼓座1件；禮器、用具134件；兵器4732件；車轡馬飾958件；墓主外棺框架1副，總計大小6239件，總重量10500千克。這麼多青銅器要一件件鑄造需要規模化的生產，耳每件器物都很精美。由此，可以想見鑄造技術之成熟和精良。
從單件器物的重量看，一對大尊缶分別高為1。25米，腹徑為1。1米，重為92千克。其體型之重、之大，均遠遠超過了以往出土的同類器物。
又如聯禁大壺（一對聯禁座重240。2千克）、鑑缶（兩套分別重168。8千克和170千克）、大甬鍾（最大的一件鐘203。6千克）、銅人座（三件分別重315、323、359千克）等，無不令人瞠目。這些都是幾年出土的銅器中的“重重之器”。這樣的大器在成型上是有難度的，但也都極具巧思。
特別令人驚奇的是一件造型精巧、結構複雜的尊盤。
尊是一種盛酒器，盤則是一種盛水器。出土時，尊置於盤內，二者渾然一體。從尊盤的結構看，由本體、龍形附件和透空附飾三部分組成，分別採用了渾鑄法、分鑄法和失蠟法。
特別是失蠟法鑄造的透空附飾，是由表層紋飾和內部多層次的銅梗組成，表層紋飾互不接續，彼此獨立，全靠內層銅梗支撐，而內層銅梗又分層聯結，構成一個千絲萬縷、藤連瓜懸、鬼斧神工的整體。它高低參差與對稱排比組合，寓變化於整齊之中，達到了玲瓏剔透的藝術效果。
紡織技術的新高度
我國是絲綢的王國，但漢代之前的絲織品卻非常少見。曾侯乙墓的絲織品，雖然絕大部分沒有儲存下來，但從僅存的一些殘片中，也可以反映出當時技術的發展高度。
首先，此墓首次發現了絲麻交織物。
曾侯乙墓出土的絲織品有紗、絹、繡、錦四種，其中紗的殘片有五塊，最大的為（9×5）平方釐米，最小的一塊僅4。5×3）平方釐米，組織為平紋。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紗都是絲麻交織品。經線有絲線也有麻線，絲麻相間排列，緯線全是絲。麻線粗些，投影寬度約為0。2毫米；絲線細，投影寬度在0。15毫米左右。絲麻線均有拈度，拈向為S拈。
這些殘片的經密在每釐米30根左右，緯密在每釐米25根左右。由於經線中絲麻粗細及反光成都不一，組織表面有影條狀。這種絲麻交織品，在我國系首次發現，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絲麻混紡織品。
自從有了混紡，人類也就可以交織出各種不同質地的織物，為人類提供更多、更豐富的衣料。時至今日，混紡仍在不斷創新發展，這就更可知，最初出現混紡交織具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曾侯乙墓出土的絲織品經鑑定為桑蠶絲，截面面積在60~124平方微米之間，一般為100平方微米左右，比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絹片纖維（平均截面為40平方微米）、商代一些絲織品纖維（平均截面為50。6平方微米）截面面積增加了1~2倍，說明養蠶業（即蠶絲質量）有很大的改進。
以上絲麻交織品的麻經鑑定為苧麻、大麻、雜麻，說明麻織業有很大的發展。
天文學史上的重大發現
在墓葬東室西南角靠近主棺的地方，出土了一件髹漆衣箱。箱長82。8釐米、總高44。8釐米，內壁失漆，外壁黑漆，黑漆上繪有朱漆紋樣。箱蓋面一端繪青龍，另一端繪白虎，中心朱書一個象徵北斗星的大“鬥”字，圍繞“鬥”字按順時針方向排列一圈的是篆文書寫的二十八宿古代星名。
這是我國迄今所發現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稱的最早文字記錄。這件文物一經公佈，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天文學界的轟動，已經定稿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為此改寫了有關部分的內容。
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在觀象授時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對日月五星的執行及位置作系統觀測，繞天一週選取二十八星座作為觀測標誌，叫做二十八宿。它的出現，對日月五星執行週期和執行軌道的測定，對編制較為準確的歷法，以及對恆星的觀測和天區的劃分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衣箱蓋上的二十八宿象圖的發現，是二十八宿完整名稱的最早出現，是二十八宿與四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相配的最早出現，表明了北斗在我國古代天文學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把我國二十八宿全部名稱的可靠記載提前到了戰國初期，對進一步探討中國二十八宿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和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