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最懂政治的歷史學家
2019年是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誕辰1000週年。他晚年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一部濃縮了中國古代政治運作、權力法則的史學鉅著。一千年後的我們，應該如何讀懂《資治通鑑》？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者姜鵬新近出版《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一書，集結了他近年來研讀《資治通鑑》的成果文章，其中既有大眾關注的話題，也有史學家的專業解讀，展現了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求真求實的史學觀。
惜墨如金的300萬言鉅著
《資治通鑑》全書300萬字，篇幅長達294卷。單從這個數字上來看，這部史學著作無疑是一部煌煌鉅著，人們也常常以為它對歷史的記載非常詳細。歷史學者姜鵬在《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一書中給出了不一樣的見解：《資治通鑑》是“惜墨如金”的。
用科學直觀的資料統計法來透視這部著作，《資治通鑑》所記述的歷史時段上起春秋戰國之際，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縱橫1400餘年，平均下來每年的字數約2000字。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他在位54年，外服四夷，內強皇權，奠定了此後中國歷史兩千餘年的走向。這麼重要的歷史時期，《資治通鑑》也只用了6卷篇幅，平均一卷講述9年，每卷不超過兩萬字。
用兩萬字講述9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放在讀者更熟悉的近現代史的視角下或許更容易理解。姜鵬舉例，中國對日全面抗戰歷時8年，如果僅用兩萬字來記錄這場抗戰，恐怕只能簡單地羅列主要戰役、指揮將領和犧牲同胞等內容。然而，《資治通鑑》就是在兩萬字不到的篇幅裡，講述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9年統治，如此看來確實惜墨如金。“和一般著作比，皇皇300萬言當然算是鉅著，但是和它所承擔的任務和內容相比，這已經是節省到不能再節省的地步了。”姜鵬如此認為。
今天我們稱之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資治通鑑》開始編修之前已經完成了19部。這19部歷史著作加起來，字數達到1500萬左右。
司馬光
這就是司馬光曾經描述且詬病的情況：“遷、固（司馬遷和班固）以來，文字繁多。”皇帝、宰相等高階官員是沒有充足時間閱讀這些冗長史書的，所以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不只是修史，還要把古往今來的歷史做一次提煉、總結，縮減篇幅，留下最精華的部分，以便以皇帝為首的國家高階管理人員有可能對它進行仔細研讀。
根據這一目的，選擇什麼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入《資治通鑑》，什麼樣的可以忽略，其標準自然也就不難定義。用司馬光的原話說，就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它只記錄那些影響到國家興衰成敗、百姓幸福指數的人和事，沒有多餘的篇幅留給文學、藝術以及名人軼事。這也是多數學者認為《資治通鑑》不如《史記》“好讀”的原因之一。
政治家筆下“不好讀”的史書
《資治通鑑》所記載的內容，絕大多數已被之前的十幾部王朝史和其他各類史學著作敘述過。對於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著名歷史事件，司馬光同樣會抱著極為審慎的態度，予以重新檢查。檢查的目的，除了進一步核對歷史真實性之外，還要考慮以往的歷史敘述，對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讀是否正確，是否真的有利於後人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一書中舉例，《史記·留侯世家》記載了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四名仙風鶴骨的老人出場短短几分鐘，說了幾句話就挫敗了劉邦。司馬遷用這個故事來解釋劉邦為什麼沒有更換太子。故事異常精彩，卻未被同樣關注劉邦晚年太子之爭的《資治通鑑》採納。至於原因，司馬光說得很清楚：“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雲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劉邦性格剛猛伉厲，狡猾反覆，怎麼會因四名老叟之言果斷轉變想法？那還是聽說項羽要烹煮自己的父親時，說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劉邦嘛？司馬光認為，這“不科學”。
劉邦到底因何未換太子，《資治通鑑》也給出瞭解釋。作為一名政治家，司馬光敏銳地察覺到當時朝廷上就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資治通鑑》在敘述時，特別強調大臣們對廢立太子的反對，從大臣態度的角度來解釋劉邦為什麼打消廢太子的念頭。“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劉邦雖然粗鄙，卻也是經歷過風浪並有一定遠見的政治家，他衡量到換太子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相比之下，《資治通鑑》的敘述缺乏精彩性，卻更可信。
司馬光鮮明地表明他的史學觀：政治事件的結局應從政治思維、政治力量對比的角度予以考量，不應沉湎於精彩離奇卻不著邊際的故事。姜鵬也屢次提醒讀者，不要忽視司馬光的身份還是那個時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取向對不對可另作討論，無疑的是在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中，他是最懂政治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和區分《史記》與《資治通鑑》的差別，那就是“《史記》是文學家筆下的歷史，《資治通鑑》是政治家筆下的歷史”。
《資治通鑑》為何沒寫到屈原
《資治通鑑》書中無一處寫到屈原。對其不載屈原的討論，其實在這部史書問世後不久就出現了。史學界無非兩種觀點，或譏司馬光疏漏，或強調該書有不錄文人的原則。
為司馬光辯護的聲音在南宋就已出現。南宋前期學者邵博就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謂其屬範淳夫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這番取捨“當有深識”，但是姜鵬認為他沒弄明白司馬光的“深識”在哪裡。《離騷》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與政治絕緣的純粹文人。年輩稍後的南宋學者費袞給出了另一個解釋：“予謂三閭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嘆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費袞認為屈原的“愛君”並不夠，所以《資治通鑑》不予記載。
屈原投江
姜鵬在參考前代史學家觀點和綜合史料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首先他認為司馬光沒有否認屈原的文學才能，其詩“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就是有力證據；另外司馬光也沒有把屈原視作和政治無關的文人。那麼屈原為何失去出現在《資治通鑑》的機會？姜鵬分析，屈原有機會出現的地方有兩處，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第二條：據《史記·張儀列傳》載，屈原勸楚王殺張儀，而楚王不聽。但《史記》的記載自相矛盾，《楚世家》和《屈原列傳》的記述則是張儀離去，屈原自齊國歸來，問懷王為何沒殺張儀？懷王后悔。《資治通鑑》沒選用這個情節，很可能是因為《史記》自相矛盾。屈原第二個可能的出場機會是周赧王十六年第三條：《史記·楚世家》和《史記·屈原列傳》均載，有人勸懷王勿入秦之事。但說法又不一樣，前篇說勸懷王勿入秦的是昭雎，後篇說是屈原。如果《楚世家》的史料等級優先於《屈原列傳》，那司馬光就會舍列傳而取世家。
由此可見，《資治通鑑》不載屈原事蹟，可能並非由於司馬光對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刪削，只是史料選擇的自然結果。《史記》所載屈原兩次重要的政治參與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現在《資治通鑑》裡的機會。
當然，這也僅是姜鵬的一家之言，至於屈原為何在這部史學著作中缺失，學術界依然沒有定論。
新時報記者：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