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登基，三次退位，帝師莊士敦影響末代皇帝溥儀的人生真相

大清末代皇帝溥儀三次登基，享受過人間至尊地位和最奢華的生活，三次退位，沒有人會否認，終其一生，溥儀是一個可憐的被命運捉弄的悲劇式人物。他前兩次登基分別是在2歲和11歲，那都不是他的自主選擇，而是被時代潮流和各種勢力裹挾著推上了帝王寶座。

但是，任何人一旦品嚐過權力的美妙滋味，就難以再抗拒它的誘惑，更何況對一個從小被身邊人捧為天子、頂禮膜拜的人。在滿清皇室、臣子、太監日復一日的奉承和教導下，溥儀從內心深處驕傲地認同，自己就是“奉天承運”的非凡之人，他一定要復興大清的基業和榮光。因而，後來在日本人的引誘和召喚下，他滿心歡喜地回到大清的“龍興之地”第三次登基，成為偽滿洲帝國的皇帝。

當然，他的這一賣國求榮行為，後來受到應有的懲罰，被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關押和勞動改造了15年。當他後來被特赦、重獲自由，成為中科院植物所的一名職員，他才幡然醒悟，說：“比起做皇帝，我更願意當一個園丁。”他在晚年完成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就是一部沉痛的悔過之書。

溥儀一生的思想受他的恩師莊士敦的影響非常大，《我的前半生》有專門一節講他的恩師莊士敦，溥儀寫道：“後來在我眼裡，莊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裡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產生這樣大的魅力……莊士敦已是我的靈魂的一部分。”

莊士敦帶著外國畫報和世界地圖，為溥儀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他認為，在紫禁城內，過度鋪排的帝王生活，對於溥儀的健康、道德和智慧都有百害而無一利，這隻會讓溥儀與世界隔離，變得懵然無知。而且，一個孩子被禁錮在紫禁城裡，得不到新鮮空氣和充分的運動，也是一件極殘酷的事。因此，他鼓勵溥儀離開紫禁城，依照優待條件，到頤和園居住，到一個比較自然的環境中生活，長大以後，還可以像英國王室的王子一樣到牛津大學讀書，做一名紳士。

莊士敦關心溥儀的教育和前途，贏得了溥儀的充分信任，甚至是依賴，成為他身邊最親近的謀士。當莊士敦譏笑中國男人頭上的辮子是豬尾巴，溥儀便不顧周圍人的反對，毫不猶豫地把身後的辮子剪掉了。辮子向來被當成是大清的象徵，之前民國政府勸他們剪辮子，都被內務府的人搪塞過去，但莊士敦的一句話，就讓紫禁城內的上千條辮子瞬間消失了。

在莊士敦的影響下，溥儀的思想日漸開化，對內務府的那班貪腐守舊之徒越來越不滿，處處和他們作對。內務府的人想要儘可能地維持現狀，為了安撫皇帝，他們想來想去，覺得最好的辦法是給溥儀選一個皇后。但莊士敦對溥儀說，像他這樣一個16歲的孩子，不必考慮到結婚的問題，最好還是等幾年再說。雖然溥儀最後還是同意結婚，但他只肯選一位皇后婉容，不同意再選其他妃子，他認為西方文明國家的君主都是一夫一妻制，但最後迫於太妃的壓力，還是選了一位淑妃文繡。

當他從一個師傅的口中得知民國財政極度困難，人民的負擔沉重、生活艱苦，他便提出，不妨讓民國政府暫停支付皇室的優待費。他看到報紙上有災民或者貧苦的家庭，他還會為這些受苦之人捐款捐物，這些善舉被媒體大幅報道。莊士敦邀請很多外國知名人士來紫禁城與溥儀會見，溥儀的國際視野逐漸被打開了，他越來越不願意被困守在宮中。

從這裡我們大概能看出溥儀是怎樣一個人。在各種保守勢力的包圍中，要成長為一個思想現代、人格健全的人，阻力重重，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個青年在紫禁城裡卻猶如困獸，只不過關押這隻困獸的籠子金碧輝煌，還被眾人捧在高臺之上。

所以，當1924年11月5日，原本被派往第二次直奉戰爭前線的西北軍閥馮玉祥，突然發動兵變，佔領紫禁城，並下令溥儀和所有皇室成員在規定時間離開皇宮的時候，溥儀並未有張皇失措之感，他顯得泰然自若，甚至覺得終於如願離開了這片禁地，雖然這一次是被迫的。

溥儀離開紫禁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醇親王府，但在這裡，同樣會被他的父親載灃和其他皇室成員束縛。因而，在莊士敦和鄭孝胥等人的幫助下，溥儀旋即逃到了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當時情況緊急，只有日本公使館願意收留溥儀。溥儀受到日本人的庇護，卻為他十年後的第三次登基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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