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飛×馬場公彥：普通人該如何培養社會學的想象力？
記者丨何安安
什麼是社會學？習以為常的社會現象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本質與規律？7月2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作者嚴飛，與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外籍專家、原巖波書店總編輯馬場公彥一同做客PAGEONE（五道口店），以社會學為題，展開了一場跨文化、跨學科的對談。
7月2日晚，主題為“別卷啦！東亞——一次對當代東亞的社會學觀察”的《驚呆了！原來這就是社會學》新書釋出活動在PAGEONE（五道口店）舉行。
每個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花”
什麼是社會學？談及這個問題，嚴飛首先提到了一個自己在過去兩三年來的感受：大家對於社會學燃起了非常強烈的興趣，這與二十多年前的情況截然不同。那麼，到底什麼是社會學呢？嚴飛說，從簡單來講，它是研究社會的一門學問，但對於社會這一概念，又有著多種解讀。嚴飛認為，社會當中最為重要的元素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係的存在。因此，社會簡單來說，就是人們關係的加總，但其內部有很多不同維度，比如鬥爭的、衝突的，其樂融融的，也包括表面上其樂融融但是背後又有鬥爭的一面。
在嚴飛看來，經濟發展的層面下，需要很多經濟學家站出來，幫我們解決經濟發展當中遇到的經濟問題，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和層級以後，必然會伴隨出現很多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實際上需要社會學家進行解讀、解決。從這個角度來看，嚴飛認為，過去的二十年時間，是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的黃金時代。
“極簡生活”“清貧哲學”或者“斷舍離”等風潮在日本的誕生，有著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呢？馬場公彥指出，日本轉向這樣的生活方式的原因，歷史上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社會出於對泡沫經濟的反省，逐漸開始厭惡物慾橫流的生活，轉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而不是物質的富裕，這成為了主流氛圍。馬場公彥說，“極簡生活”（simple life）或者說“慢節奏生活”（slow life），雖然是人們對抗經濟高速增長的社會等問題的手段，但是目前整個日本社會已經進入經濟低增長（或零增長）階段，或者說人口減少的穩定社會階段，這些生活方式反倒逐漸受到人們的推崇，成為主流：不擁有、不爭搶、不急躁，追求安逸的生活。
在這裡，馬場公彥澄清了一個概念，“極簡生活”不等於窮困生活。極簡生活提倡從去除一切無用的事物開始，要把錢花對地方。與此同時，“慢生活”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付諸實踐的，足夠的積蓄和業餘時間都是必要的條件，除非是生活富裕的退休人群，否則很難實現。
談及日本從“厭惡物慾橫流的生活”到“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的轉變時，馬場公彥表示，日本已步入承認多元價值觀的“微故事”時代，因為每個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是日本小學運動會經常唱的SMAP（日本歌唱組合）的歌，馬場公彥說：“運動會最受歡迎的專案就是賽跑。日本小學運動會的賽跑，是把跑步快的孩子和跑步慢的孩子分開，不是隨機組隊的，甚至跑完以後也不會排名次。為什麼？因為跑得慢也是一個人的個性，只有跑得快的人贏是不公平的。當然有很多人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太極端，沒有競爭意識的社會不會進步。”
馬場公彥注意到，近年來，學歷已經成為日本企業選拔人才的參考指標之一，不再是絕對標準，轉而開始重視溝通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文部省（指日本文部科學省，即教育部）也正在改變教育方針，不再是填鴨式，更加重視思考能力或者調查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的能力。”他以電視劇《龍櫻》為例，“雖然《龍櫻》這個電視劇的理事長主張自由放任主義，但是也有人教育理念不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的教育理念之間也有分歧，所以《龍櫻》也反映了日本對教育的不同意見。”馬場公彥進一步解釋道：“我認為競爭型社會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競爭的目標只有一個、價值觀一元化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社會學家應該是“講故事的人”
《驚呆了！原來這就是社會學》的日文原名是《社會學用語圖鑑》，在日本，圖鑑是非常常見的圖書形式。有著三十多年圖書行業工作經驗的馬場公彥表示，在日本普及學術知識的出版文化中，巖波新書已經有八十年的歷史，1927年，巖波書店出了文庫本，古今東西經典都可以收錄在一冊非常樸素的書當中。
馬場公彥介紹，日本的漫畫傳統興起於“二戰”後。1959年，小學館和講談社開啟了日本漫畫的黃金時代，這個黃金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馬場公彥說，在日本，面向兒童的學習漫畫已有很久的歷史，面向青年的普及漫畫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巖波書店有一本暢銷書叫《日本經濟圖說》，右頁有一個圖表，左頁有一個對這個圖表的解釋，這樣構成一本書。這種插圖跟文章在一起的形式，在日本非常普遍。”
《驚呆了！原來這就是社會學》，［日］田中正人、［日］香月孝史著，劉曉曉譯，新經典丨南海出版公司2021年5月版。
嚴飛表示，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過去五到十年時間裡，人文學科正在不斷擴充套件知識的邊界，讓越來越多普通的讀者可以接觸到相對來講很深奧的知識，而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衡量指標就是譯著的翻譯質量。很多人都有一個感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外國翻譯學術作品非常晦澀，完全讀不懂，但在今天，單純從譯著質量角度就可以看到，人文社科圖書的整體質量越來越高。
在馬場公彥看來，即使在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的今天，世界範圍內關於中國的報道與評論仍大多侷限在宏觀的方針與政策上，深入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報道則少之又少。對此，嚴飛援引了社會學者葉啟政的觀點，即社會學家應該是“講故事的人”。正如米爾斯所說，“只有同時理解個人生活與社會歷史，才能分別理解它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天的社會學仍應當承襲社會學家米爾斯的思路，將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將個人與歷史相結合。
社會學可以怎樣解答我們生活中的困惑？普通人又該如何培養社會學的想象力？面對這一問題，面對這些困惑，嚴飛給出的回答是：“穿越田野，發現社會”這八個字。如何理解呢？就是要看見身邊一些司空見慣的小事，“社會學最重要的一點是everyday sociology，每日的社會學，或者叫everyday modernity，日常生活當中的現代性。”嚴飛以黃盈盈的《我在現場》為例，指出要進入到田野當中，才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真實世界當中的故事。
在這裡，嚴飛舉例說，有的學生在坐纜車上山的時候，發現了社會結構在地理空間上的參差不齊；有的學生看到電線杆上的小廣告，便去電詢問貼小廣告的人的生活情況；也有學生為了分析廣場舞的派系和江湖，自己也跟著大爺大媽們跳了起來。2016年前後，嚴飛本人開始對北京菜市場、菜販進行了長期追蹤調查，希望能夠記述大時代之下菜販們作為個體的生活經歷，“我們把這些故事、這些動人的聲音記錄下來，然後加上社會學的分析，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顯然，作為一門“接地氣”的學問，社會學不僅研究社會整體，也重視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命運。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張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