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歐元的誕生，成為現代歐洲一體化的象徵
引言
在歐元出現之前，自8世紀末查理曼大帝的貨幣問世以來，歐洲就再也沒有使用過單一貨幣。因此，歐元成為現代歐洲一體化的象徵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歐元，更具體地說，是歐元區的管理方式，現在有可能醜化甚至摧毀孕育了歐元的歐洲計劃。1992年決定命運的建立歐元的決定並不是完全錯誤的，但未能建立能夠使其發揮作用的機構，則幾乎可以肯定是錯誤的。歐洲領導人沒有充分領會
使一
種貨幣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對如此多樣化的歐洲國家而言。歐元區取消了單個國家的兩項關鍵調控工具——匯率和利率，卻並沒有給它們任何補償。
更糟糕的是，《穩定與增長公約》施加了進一步的限制，使調控變得更加困難。精心設計的貨幣安排不能確保繁榮，設計糟糕的體系（如歐元區）幾乎肯定會導致經濟困難。儘管許多經濟學家預測到，如果歐洲遭遇衝擊，歐元將面臨困境，但始發於歐元誕生約10年後大西洋彼岸的2008年金融危機，其嚴重程度還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即使是批評人士也沒有完全理解，共同貨幣安排和單一市場的缺陷會如何加深和延長經濟低迷，並導致歐洲強國和弱國之間的分歧而非趨同。
歐元的締造者們希望鞏固歐元作為歐洲身份來源的重要地位
。他們預計，這將有助於實現繁榮，從而加強對歐洲一體化的承諾。相反的是，歐元和歐元危機的處理方式導致了對歐元和整個歐洲計劃的反感（雖然不是致命的）的增加，尤其是在歐洲的邊緣國家。在許多國家，反對歐元的政黨越來越受歡迎，儘管它們未能贏得多數席位。一些政黨發現，曾經一度是政治優勢的對歐洲一體化的信奉，現在卻走向了反面。
在義大利，無論是對是錯，人們都將該國長期的經濟停滯歸咎於歐元和相關的限制措施。
事實上，許多歐洲公民認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經濟主權——這是歐元誕生時領導人沒有準備好的
。此外，公民們覺得，他們把自己的主權交付給了那些價值觀不同、對於如何能令經濟表現良好的理解不同的實體。如果“三駕馬車”給希臘開出了令人不快的藥方，但是能讓希臘迅速復甦，那還可以理解。然而正相反，“三駕馬車”實施的政策只會讓希臘陷入更嚴重的蕭條。
現在，歐元實驗面臨著重要的問題：歐元能促進繁榮和穩定嗎？我們在歐元危機後的10年裡看到的問題，是單個國家的錯，還是歐元區所奉行政策的錯，抑或是歐元區自身結構的錯？如何確保整個歐洲都能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共同繁榮？
歐盟建立歐元的過程是慎重而合理的，但歐元的誕生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當時有一種令人遺憾的經濟視角主導了全球央行官員的思維：首要的事情是控制通脹。
20世紀70年代，世界部分地區經歷了高通脹、低增長甚至停滯。這種後來被稱為滯脹的現象，加劇了央行官員對通脹的恐懼
。他們隨後得出了兩個錯誤的推論：高通脹導致了低增長；如果通脹保持在低水平，增長就會維持在高水平。到20世紀90年代初，各國央行終於敲定了一些解決方案，其中包括一項強有力的法律授權，要求保持物價穩定、央行獨立於民選官員的控制，以及向市場持續傳達央行將會抑制通脹的資訊。因此，歐洲央行明確表示：“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價格穩定。
這是貨幣政策能夠為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做出的最佳貢獻。”歐洲央行將物價穩定定義為：“歐元區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同比增長低於2%。為了保持物價穩定，歐洲央行的目標是在中期內將通脹率保持在低於2%但接近2%的水平。”
各國央行相信，如果央行在穩定宏觀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特別是透過抑制通脹發揮作用，那麼市場就可以完成剩下的工作，從而確保高增長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
這些觀念背後從未有過強有力的理論或證據，即使在它們促成歐洲央行框架的時候也是如此。有些國家增長迅速，但通脹率高；有些國家通貨膨脹率低，但經濟表現不佳。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由油價衝擊引起的——油價連續兩次大幅上漲，損害了實際收入並同時刺激了通脹。
但在危機過後的幾年裡，隨著日本面臨低增長和持續通縮，事實提供了更多反對通脹擔憂的證據。歐元的締造者應該意識到，核心的宏觀經濟問題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他們還應該明白，圍繞當時的問題來構建一個機構是多麼愚蠢，儘管這本是為了確保歐洲未來幾十年的繁榮
。失業在過去是核心問題，在歐元區成立後的頭幾十年裡，它仍然是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核心問題。而對通脹的過度關注阻礙了歐洲恢復充分就業的能力。其結果是，大量的生產資源被浪費，甚至在危機結束10年後，增長率都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這種對錯誤教條的信奉與對歷史的誤讀也有很大關係，尤其是在德國。
20世紀70年代並不是第一個通脹時代，儘管它可能是第一個如此大規模的全球性通脹時代。德國在20世紀20年代就經歷過惡性通脹，這一事件鞏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共識，即新成立的德國央行必須首先確保物價穩定。在許多人看來，惡性通脹是削弱德國尚處於初期的民主的罪魁禍首。
然而，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從直接意義上說，其實是20世紀30年代全球大蕭條（而不是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惡性通脹）時期高失業率的結果。
但考慮到德國及其北歐的一些盟國在通脹問題上的共識，歐洲任何關於共同貨幣的協議都必須植根於對價格穩定的承諾。此外，這些國家擔心南歐的財政揮霍將在某種程度上導致整個歐盟範圍內的通脹，因此要求對債務和赤字實施第1章所討論的那種限制。
荷蘭的維姆·德伊森貝赫（Wim Duisenberg）和法國的讓–克洛德·特里謝是歐洲央行的首任行長，他們在擔任這一尚處於起步階段的央行的行長期間，將唯一的重點放在了控制通脹上。
特別是特里謝與德國政府建立了默契的聯盟，儘管一些得到了許多法國學者支援的法國政界人士開始質疑歐洲央行的獨立性以及對通脹的這種執迷是否明智。
特里謝把《穩定與增長公約》變成了一種宗教信仰，並利用他的“講壇”——可能是歐盟迄今為止最引人注目的歐洲辦公室，使其影響遠遠超越了貨幣政策。他鼓吹財政清廉和工資彈性，這兩件事都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這一策略可能讓歐洲央行對德國人所擔心的危機做好了準備，即歐洲央行承受著為一個接一個揮霍無度的政府紓困的巨大壓力，但是該策略卻讓歐洲央行對一場核心問題是失業的危機毫無準備。
實際上，通脹本可以幫助負債累累的經濟體去槓桿化，緊縮反而導致了經濟收縮。即使在金融危機的初始階段（2008年9～10月），在危機很明顯會導致2009年經濟嚴重萎縮的情況下，特里謝仍然拒絕改變危機前的正統觀點。特里謝曾在2008年12月表示：“如果我們破壞了《穩定與增長公約》，我們將摧毀信心。”
事實上，特里謝在2011年曾兩次上調利率，理由是對通脹毫無理由的擔憂，而幾乎忽視了失業率的上升。
結語
隨後，歐洲央行的領導權交給了義大利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柏林方面透過德國的主流報紙對德拉吉表示支援，稱他“非常德國化，甚至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普魯士人”。換屆為貨幣政策的轉變創造了空間。在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際，德拉吉宣佈，歐洲央行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確保歐元區各國政府能夠借貸。這個表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那些被信貸市場拒之門外的國家本可能出現的大規模違約被避免了。自那以來，只有希臘和塞普勒斯這兩個歐元區小國進行了大規模債務重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