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名人是如何去評議漢武帝功過的，有何爭論？

引言

中國歷史上，評議漢武帝擴張周邊的武功成就，大多是對其進行了“窮兵黷武，好大喜功，驕奢自大”等價值判斷，最典型的評議，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關於漢武帝的一段評議。什麼造成了後世人長期陷入在了對漢武帝的功過究竟誰大誰小的無謂爭論？

今人透過《鹽鐵論》可知，由於漢昭帝時代主政朝廷的權臣是漢武帝託孤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因此，

賢良文學儘管可以面對面地批評漢武帝另一託孤大臣的桑弘羊和他在漢武帝時代實施的許多經濟政策

，但是，賢良文學們卻還不敢公開點名批評漢武帝，甚至賢良文學們是一邊在嚴厲批判漢武帝時代的政策，卻一邊還不得不誇讚“孝武皇帝攘九夷”的歷史功勞。

但到了漢宣帝劉病已登基以後，這個不敢公開非議漢武帝的情況就首先被當時的第一大儒的夏侯勝打破了，當時的夏侯勝的一段批評言論，其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夏侯始昌是繼董仲舒以降的西漢王朝中後期通《五經》和“五行”的大儒，其族子夏侯勝是繼夏侯始昌之後的西漢第一大儒，漢昭帝、漢宣帝時代的朝中大儒，多為二夏侯的門下弟子，

因此，夏侯勝實際上是漢昭帝、漢宣帝時代的儒生領袖人物，他公開批評漢武帝，且公開要求朝廷取締漢武帝巡視全國時建立起來的專門歌功頌德他個人功德的廟宇祠堂，拉開了西漢王朝中後期的皇家祭祀廟堂改革帷幕。

因此說，如果不是夏侯勝的這個公開質疑漢武帝的舉動，可能中國的皇帝崇拜風潮還會長期沿襲後世的。至於漢昭帝時代，特別是漢宣帝時代，為什麼會在朝廷中時興起推崇漢武帝的政治風潮，這與漢昭帝時代的燕王劉旦為爭奪自己的皇帝繼承人身份，他故意抬出他父親漢武帝這個死人，去刻意打圧初登帝位的幼帝劉弗陵的活人有關係，因為，當時的劉旦四處散佈謠言說年幼的劉弗陵可能並非他父親的親子。霍光等託孤大臣為了不被劉旦等野心家所制，便也順勢搞起了這次明顯違背民意的漢武帝崇拜政治運動了。

我們縱觀史料中對漢武帝的評議文獻可知，這些評議大多不得要領，後人評議漢武帝，他們要麼只是看到了漢武帝時代暴政所造成的“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等嚴重社會後果，要麼他們只是看到了類似於夏侯勝所說的“武帝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

特別是《漢書·武帝紀》的“贊”對漢武帝的褒譽之詞，不僅有吹捧之嫌，其讚詞也明顯出於極力維護皇權威的班固之嘴。

如此，這就造成了後世人長期陷入在了對漢武帝的功過究竟誰大誰小的無謂爭論。

如此爭議之中，後人對漢武帝時代的制度往往缺乏了深入研究，也就是人們大多還不習慣將漢武帝時代實施的一系列政策還原至漢武帝所處的特定歷史背景條件下去加以運動性分析研究，特別是人們不習慣檢討國家制度與歷史境遇條件是否匹配的關係問題。這就是說，由於歷史上對漢武帝的評論往往不得要領，如此，漢武帝時代所“草創”出的軍政合一的君主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本質，也就長期不能被後人所清晰認識。

這也是中國清末民初以降的許多中國所謂革命家和思想家們普遍看不清楚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重要原因，也就因此導致了中國近現代史以來一些中國人去邯鄲學步引人外國的“主義”熱情，要遠遠大於探索理解自己的歷史“病灶”！

因為，你如果不知中國幾千年制度文化的形成機理和歷史背景原因，你看中國歷史文化當然就是一團漿糊，你當然也就會缺失對症下藥和解決現今中國問題的熱情！你自然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去邯鄲學步外國！認清自己，從自身傳統中去興利除弊，往往比簡單的邯鄲學步外來，是要艱難許多的！

由此可見，缺乏自知自明，是與邯鄲學步外來是呈現正比關係的！你越是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真知，那麼，你也就越發容易“崇洋媚外”！比如，唐太宗在評議我們以上所說的漢武帝中後期時興的“封禪，巡視，廟郊祀”等文化制度時，他就將漢武帝的這種荒誕之舉，僅僅歸納成為了漢武帝的個人好神仙之術。如果不對漢武帝時代大興禮樂制度的原因和國策進行梳理，今人可能都會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簡單地去評議漢武帝好荒誕神仙之術的。

但是，經過了梳理，我們就應該知，啟用李少君、少翁、欒大這些妖人去營造神秘的祭祀儀禮，未必就是漢武帝個人好神仙之術，漢武帝其實是在利用這些神仙之術去構建“天授君權”的君主專制的祭祀禮樂文化制度！

而且，歷史也證明，漢武帝營造出來的這種宣揚“君權天授”的祭祀禮樂制度，一直持續到了大清王朝結束，其中，恐怕唐太宗李世民

自己也利用過漢武帝的這種宣揚“君權天授”的祭祀儀禮制度去為他個人的君主專制權威服務過吧。由此可見，如果你不對漢武帝時興的許多制度文化進行本質和制度性的深入剖析研究，你就會陷入一邊大罵臭豆腐的臭，但你卻又一邊在大吃臭豆腐的悖論現象之中。筆者認為，無論是政治家的唐太宗李世民，還是史學家的司馬光，他們在評議漢武帝的時候，評判價值觀幾乎完全相反，都有隔靴搔癢的不得要領問題。

或者說，他們就像庸醫診病的那樣，看不清楚病人的內臟毛病所在，他們都難以將帝王自身構造的制度與帝王自身的作為聯絡起來看成為是一種“作繭自縛”的人類政治社會異化現象。相比之下，筆者認為，

西漢末期的王舜、劉歆、桓譚三人對漢武帝的評議可能更加準確，因為，他們畢竟都是西漢王朝之人，他們評論漢武帝，幾乎就算是“當代人評論當代史”，再加之這三人，都是學者官員，因此，他們對漢武帝的評議尤其應該被今人重視。

西漢末期的漢哀帝時代，關於皇帝、皇家祭祀廟堂是否應該廢棄的問題再次被提到朝廷議事上來，與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時代一樣，幾乎每次涉及到這個最早肇始於大儒夏侯勝、貢禹和韋賢、韋玄成父子丞相關於是否應該拆毀漢武帝祭祀廟堂的儀禮改革，都會引發朝廷爭議，當時，不贊成拆毀漢武帝祭祀宗廟的王舜和劉歆上奏說了一番評議漢武帝的言論。

這次的關於帝王祭祀儀禮改革，再次圍繞漢武帝的歷史功過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劉漢皇親的劉歆和劉漢外戚的王舜，最後成功說服漢哀帝保留了朝野中歌功頌德漢武帝的祭祀廟堂。

他們上奏所說的漢武帝時代構建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文化制度“至今累世賴之”這句話，非常值得今人重視，這說明了漢武帝以降，雖然朝野中已出現了許多非議漢武帝的聲音，但西漢王朝執行的，依然是漢武帝時代創建出的君主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

而且，歷史事實是，一直到大清王朝滅亡，中國曆朝歷代王朝實行的君主專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也是由漢武帝建立的。這個由漢武帝建立的“至今累世賴之”的君主專制制度的情況，至今還少有被現今中國人所清醒認識到，反而是當世的西漢王朝學者官員們清楚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了。所以，“身在廬山中”，未必就“不識廬山真面目”！當然，我們也應清醒看到，劉歆、王舜等人對漢武帝的評價，畢竟也有其不可克服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歷史時代侷限性。

比如，他們所歌功頌德的漢武帝生前開拓的漠北、朝鮮等地，由於漢武帝生前實行的是極端殘酷的武力征服手段，漢武帝也在有意無意之間給予這些地區播種下了仇恨，結果，這些地區在東漢以降就再次被事實上分裂出中國了。甚至，東晉以降，那些一度被漢武帝驅逐得遠遁西伯利亞或東歐草原的匈奴部族後裔們還攜帶著祖輩的仇恨再入中原燒殺搶掠。

從而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和南北朝分裂割據竟然長達了三百餘年之久，許多漠北和西北草原部族還進入中國中原地建立了自己胡俗的政權

，比如：304年－335年間佔據長安地區的“漢，後趙”政權的帝王雖然也姓氏劉，但他們則是貨真價實的匈奴後裔了；這，恐怕是當年雄踞長安230年的劉漢帝王們所想不到的吧，恐怕更是漢武帝劉徹本人想不到的了！當然也是劉歆、王舜等人因距離漢武帝時代過於近而去讚美漢武帝時所想不到的了！

結語

由此可見，“當世人評議當世史”，的確有其相當的史學優勢，因為，雖然後世人可能會比當世人更加看清楚歷史人物生前建立業績的歷史好壞後果，但是，要想準確評價當世歷史人物的功過，當世人的見解也是絕對不應被忽視的，因為，他們可能更清楚時代背景中的“迫不得已，應運而生”原因。由於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後世中國的朝野中傳播甚廣，因此，司馬光關於漢武帝的評議文字，也對後世中國人影響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