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媒體人和你聊聊，如何讓自己擁有“明星緣”？
文/譚峰
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明星，是在老央視實習的時候。
秋日的午後，眾多的人群將蘇有朋層層圍住，他笑意融融地招手致意，就像一位能夠無限散發出耀眼光輝的太陽之子。
那時候沒有“飯圈文化”，慕名而來的善男信女都是QQ粉絲群中的熱心觀眾，他們被這位風度翩翩的“五阿哥”所折服，他們因這位乖乖虎的音樂旋律而風和日麗。粉絲們的那種由內而外的崇尚之情，不用靠任何營銷噱頭激燃，自然而然地飆高了現場的溫度。
粉絲們被工作人員規整出一個“新月的形狀”，作為“媒體代表”的我，站在了新月形狀的圓心處——蘇有朋的正中間。在大約30秒的凝視後，我發現他的眼珠子比一般人更黑更亮。
蘇有朋見面會現場（作者攝）
蘇有朋從“新月人牆”的一端望向另一端。在與任何一個陌生人目光對撞的一剎那，他總會
和風習習
地微笑起來，彷彿能把世界上最孤冷的冰山融化。
主持人打破了痴狂的粉絲們對蘇有朋的陣陣歡呼，提問環節突然間來臨。毫無任何準備的我，不知哪裡來的衝動，成為了第一個提問的“記者”。
“五阿哥，您好。據我們所知，您和“小燕子”好久沒有一起公開露面了。請問，最近您有沒有和她進一步合作的打算呢？”
現場的人們發出會心的笑聲，蘇有朋也笑了。他的笑容溫暖治癒，使我這個“職場牛犢”更為自己敢於發問的“魄力”而自信，而暢所欲言。我看著蘇有朋，聆聽著他娓娓道來的回答。他不惑之年的眼角浮現出的迷人紋路，像似原始森林中古老大樹的年輪，每個細微的痕跡都潛藏著神秘而率真的力量。
神秘而率真的力量，無處不在。它賦予我動能，讓我在剛入職的三個月內就極為幸運地採訪到郭敬明。
當見到郭敬明真人的時候，我完全不敢想象這個創造了燈紅酒綠“小時代”的作家，竟是一位謙和內斂的紳士。
郭敬明低沉的鴨舌帽，極力地遮擋住一個作家理應具備的對萬事萬物滔滔不絕的衝動。他剋制地回答著每一個字、每一句話，但一切聽起來都那麼恰到好處，就像是被一盤盤精美絕倫的洛可可式盤碟託舉起來的西式糕點，可口、有味道。
我和郭敬明一問一答，行雲流水。時隔多年，他的一句話仍令我記憶深刻。他說：“文藝創作不能小心翼翼，不能矯枉過正。文藝需要想象，否則它就‘飛’不起來。”
在獨家訪談結束之後，郭敬明進入到一個名人薈萃的會議論壇。在文化名流們躍躍欲試的表達情景中，他選擇最後一個發言。郭敬明一字一句地講述出他對文藝、對創作、對人文的理解和認知，邏輯縝密，口才了得。會場上的名人們都看著他，聽著他侃侃而談的見地。
這個時候我發現，他的鴨舌帽被稍微往上移了一移，他終於在剋制內斂的狀態中找到了自己創作時的真感覺。
“真感覺”是上天給予眾生的一項權利。它神奇而真切，它不僅專屬於作家、專屬於媒體人，也是普羅大眾生活中俯拾即是的熠動光芒。在機場碰到曾志偉，便讓我感受到這一點。
從北美飛抵北京，香港機場成了我短暫停留的中轉站。那個年代，機場工作人員似乎並不習慣用普通話來接待大陸的旅客，廣東話和英語仍是香港這個“購物天堂”的通行證。反正剛從北美回來，對我來說，用一口流利的英語來應付香港工作人員們的“偏執傲慢”，簡直是易如反掌的瑣事。
走進機場一間服裝精品店，我習慣性地用英文向服務員問這問那。但突然在那麼一瞬間，服務員欲言又止。她停頓了下來，目光已從我的身上移向另一邊。我順著她的目光張望，一個胖碩的男子體型在這家服裝店的一個隱秘的角落，赫然顯現。
沒錯，他是曾志偉。
不明所以地，我的“真感覺”來了。我徑直走到曾志偉面前，落落大方地和他說起了一段短短的英文開場。這段話之後，曾志偉毫不遲疑地回覆我：“Sure！”
他同意和我合照了。
我以零距離的姿態感受到這位巨星的磁場，他胖碩的體格向我傳遞出一份笑對人生的爽快和灑脫。
前段時間的一個飯局上，一些朋友追問道我——當時解鎖與曾志偉合照的英文密碼究竟是什麼。我原本想說是一段純熟的英文自我介紹、是一些親切而自然的問候或是一句言簡意賅的問題。但我最終只把它們概括為三個字：“真感覺。”
可真感覺究竟是什麼呢？我一時也說不清楚。我只是覺得近距離地接觸到明星，並非如我們想象中的那般“艱難”，有時候它甚至很簡單。因為，人生中總有那麼一些瞬間是難以用最為理智的常識或邏輯去解釋的，它可能是脫口而出的表達，可能是揮灑自如的交流，又或許是孤注一擲的魄力。
得到與明星的交談機會，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魄力。
在一次澳大利亞大使館媒體吹風會的現場，一位配有“特殊髮型”的男士坐在了我的前面，他光滑的“後腦勺”成為現場一道亮麗的風景。定睛一看，他不是別人，竟是一代相聲名家郭德綱。
在郭德綱以文化使者的身份被邀請與澳籍主持人對話之前，一位澳大利亞博物館的館長特利卡正在各路媒體鎂光燈的聚焦下和主持人談論著些什麼。
不過一會兒，特利卡講述完他的藝術解讀。主持人問道：“對於特利卡館長的解讀，在座的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沉默了一陣子，現場還是無一人提問。當時並沒有採訪任務的我，不知是怎麼回事，極其“富有魄力”地提出了一個問題——
“特利卡館長，您好。據我手上的資料稱，澳方博物館的這個藝術品在西方受到廣泛的關注度，但這似乎並不意味著它同樣可以被中國廣大民眾所關注。就東西方文化所客觀存在的差異，您是否對本次展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說實話，這個問題我是在現場一分鐘之內想出來的，語言都來不及組織，就“脫口而出”。
“這是個好問題。”特利卡的回答，同樣是“脫口而出”。他的表達慾望似乎被無窮盡地激發起來，在現場談了好多好多。
吹風會之後，我走到特利卡館長面前，對他剛才回答中出現的一些名詞進行著求證。隨後，特利卡館長身旁的郭德綱看向我，他微笑著和我致意，明媚的目光中充滿著電視熒屏中鮮有的柔和。
我趁勢而為，對他說：“郭老師，久仰大名，能榮幸和您合張照嗎？”
“當然，你救了場子……”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手機裡的微博彈出一句話，它來自於奧黛麗
·
赫本。這句話的大意是：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自我解救、自我救贖，而不是崇尚任何人、指望任何人。
原來，我與明星的一場場對話都來源於一個個自我的救贖——沒有任何指望，沒有任何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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