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際的發展：國際工人運動中革命派和改良主義派的鬥爭

引言

在全世界各國的工人運動中，革命派相當大地加強了。同時，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改變和擴大了，它的危險性也增長了。在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討論殖民問題的時候，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派也發生了衝突。

在第二國際中的殖民問題

早在英布戰爭的時期，“費邊派”，包括悉尼·韋伯（後來為工黨領袖之一）在內，就發表過一本題名為《費邊派與帝國》的小冊子，

其中證明“為了文明的利益，大的強國應該佔統治地位”，至於一切“阻礙世界文明的小國，應該消滅”。

從這一點出發，費邊派支援英帝國主義。伯恩施坦在這一時期，整個德國修正主義集團在這以後，都公開支援德國的殖民要求。

在1907年1月政府在鎮壓非洲起義部落的沙文主義口號下所進行的德國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失掉了一部分議席。

此後，修正主義的首領們開始特別頑固地要求黨透過規定在殖民地實行“文明”政策等等的“實際的”殖民主義綱領。

當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認為放棄對剛果的個人佔有對自己有利而決定把這塊殖民地交給國家的時候，在比利時工人黨的面前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社會主義者能不能投票贊成國家殖民剛果的開支，從而支援殖民剝削的體系呢？

議會黨團的首領艾·王德威爾得堅決主張採取這種策略，並以如果不接受他的建議便辭去所擔當的職務相威脅。

黨代表大會反對這些建議，但是仍然留王德威爾得做黨團的首領，這個黨團投票贊成殖民預算，從而在實際上實現了黨所否定的政策。

比利時工人黨內的衝突和德國修正主義者的要求在荷蘭社會黨人凡·柯爾在斯圖加特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具體反映出來，他擁護“社會主義殖民政策”，主張承認殖民地存在和利用它們的天然資源的必要性。

在萬克爾所提出的決議案中說：“······大會並不在原則上和在一切時候譴責所有的殖民政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可以起文明的作用。”

列寧認為這個決議案是“直接退向資產階級政策，退向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替殖民戰爭及野蠻行為辯護”，而德國代表團的機會主義多數支援它，在大會委員會中通過了它。

只有在全體大會上，才以127票對108票否決了決議案的公開機會主義的引言部分。投票贊成透過它的有德國、荷蘭、比利時、丹麥、瑞典、奧地利、南非各代表團，以及英法兩國代表團的多數人和義大利代表團的少數人。

尤利安·馬赫列夫斯基代表布林什維克和波蘭左翼社會黨人，堅決地批判了在殖民問題上的修正主義。

他用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建議與機會主義者對抗，駁斥了關於各國人民都不可避免地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論點。

他的全部發言充滿對修正主義者決不調和的精神。在討論移民問題時，也反映出殖民沙文主義的情緒。美國的一部分社會黨人，南非和澳大利亞的代表，提議限制“有色”工人－－首先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移民。

在這些年間，澳大利亞工黨捍衛“白色澳大利亞”的思想，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批准了黨以“維護在保持種族純潔的基礎上的澳大利亞感情”為目標的原則。

斯圖加特大會否定了所有這些破壞國際主義基本原則的企圖。但是，這些建議所以能夠出現，證明了由於帝國主義的發展，在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傾向的增長。斯圖加特大會閉幕不久，第二國際的首領們就走上了歪曲和直接破壞大會決議的道路。

革命傾向的增長。布林什維克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作用

十世紀第二個10年初的標誌是：階級鬥爭的進一步尖銳化，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政治危機的增長。

同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中間，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也發展起來。在法、英、德、意、西、美等國，都發生了尖銳的階級搏鬥。

在階級鬥爭表面上具有比較和平形式的瑞典，在1909年，為了回答同盟歇業的威脅，爆發了延續約一個月的總罷工。約有45萬名工人參加了1913年比利時的群眾性政治罷工。

加泰隆尼亞事件和1914年義大利的“紅色的一週”表明：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是多麼強烈，它常常完全自發地傾瀉出來。

在俄國，在連那慘案以後特別有力地展開的工人運動的高漲，預示了新的革命。

革命的高漲向各國社會黨提出了在實際上訓練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決戰的任務。

在第二國際的所有政黨中，只有俄國的布林什維克黨，不論在思想方面或組織方面，都達到了這一任務的高度。

布林什維克在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會議上同機會主義者一孟什維克徹底決裂並將他們趕出黨的隊伍，能夠把俄國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絕大部分爭取到自己方面來，從而使工人運動在革命馬克思主義原則基礎上達到真正的統一。

這不僅是在俄國工人運動中，而且是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列寧、布林什維克同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新企圖的鬥爭，具有歷史的意義。

如果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最後幾十年間，對於唯物主義哲學的主要危險性不是公開的唯心主義，而是杜林之流的庸俗唯物主義，那末，在二十世紀初，情況改變了。

資產階級哲學猛烈右傾，企圖利用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來打倒唯物主義和宣傳信仰主義的觀點。

馬赫－阿芬那留斯的“時髦”哲學理論在社會主義運動的行列裡也找到了自己的擁護者；在馬赫主義的信徒中包括有維·阿德勒、奧·鮑威爾、亞·波格丹諾夫等等。

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新戰鬥中，第二國際及其最大政黨的領導者竭力保持“中立”。只有布林什維克對於唯心主義地修正馬克思主義，對於在工人中間散佈非常微妙的、因而特別有害的宗教世界觀的形式，站在決不調和的立場。

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中代表整個一個時代，在這部著作中，

他不僅對俄國的馬赫主義者，而且對他們的西歐的老師們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揭露了唯心主義思想的和社會的根源，深刻地論證了哲學中的黨性原則。

列寧把辯證唯物主義提高到新的階段。列寧和布林什維克的活動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範。在1905-1907年革命以後的年代裡，列寧努力使新型政黨的戰略、戰術和組織原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布林什維克善於把合法的和地下的鬥爭手段結合起來；他們利用杜馬講壇進行革命活動；正確地決定黨和黨在杜馬中的黨團之間的關係；把遵守原則路線和靈活地利用做群眾工作的一切可能性－－對於全世界各國的工人政黨來說，這都具有非常寶貴的意義。

列寧在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繼續研究的最重要問題中，有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問題，關於農民對地主鬥爭的經濟根源、性質和遠景的問題。

列寧新的著作《十九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綱領》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土地問題的學說。

布林什維克是第二國際中唯一巨大的政黨，它從自己成立的時候起就站在徹底的國際主義立場上，為反對俄羅斯帝國中的民族壓迫、反對一切民族主義、爭取所有各民族工人行動的統一和階級組織的統一而進行堅決的鬥爭。

在1912-1914年，列寧詳細論證了布林什維克的民族綱領和它的主要原則－－承認被壓迫民族有自決直到國家分離的權利。

布林什維克對於在這些年間加強的俄國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按民族特徵來分裂統一工人運動的企圖，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首領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作掩護的企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關於這一點，列寧著重指出：馬克思主義同民族主義是不能調和的，即使它是最“純潔的”和文明的。“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決權，各民族工人溶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全世界經驗和俄國經驗教導給工人的民族問題綱領。”

布林什維克黨的國際主義路線使俄國無產階級能夠贏得沙皇帝國的眾多民族的信任，把他們團結起來對共同敵人——沙皇制度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布林什維克黨的布拉格代表會議祝賀中國革命，而對俄國沙皇政府和英帝國主義在伊朗的武裝干涉表示憤怒的抗議。

布林什維克一方面熱烈地同情巴爾幹各族人民反對土耳其壓迫的解放鬥爭，同時也堅決抗議把巴爾幹半島的民族運動變成帝國主義列強遊戲的目標。

在西方各國的社會黨和工會中，左的集團和左的流派增長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在柏林、漢堡、斯圖加特、不來梅的優秀工人黨員的支援之下，不僅對修正主義、社會一帝國主義流派，而且對黨領導的調和主義和機會主義動搖進行了猛烈的鬥爭。

遠在1907年，羅·盧森堡就寫信給她的戰友克拉拉·蔡特金說：“

群眾，特別是黨員群眾······一定會手舞足蹈地歡迎我們策略中的新鮮氣流；可是，老權威們會狠狠地壓制他們，而機會主義的編輯、議員和工會領袖上層是要變本加厲的。

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要以最強烈的抗議反對這些權威的生鏽······”保加利亞的“緊密派”－第二國際中馬克思主義派最優秀的組織之一，堅決同採取和資產階級自由黨人結成聯盟的政策的“廣泛派”社會主義者的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作鬥爭。

1909年，荷蘭黨內發生了分裂。它的左翼代表－－“論壇派”（懷恩科普、果特和潘涅庫克等人）反對以特魯爾斯特拉和凡一柯爾為首的黨領導所採取的機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策，他們被開除出黨，建立了尼德蘭社會民主黨。

在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黨內形成了強大的左翼反對派。左翼反對派依靠社會主義青年組織。

在英國社會黨中，左翼加強了，在蘇格蘭，在格拉斯哥的工人和礦工們中間，建立了一個人數不多、但是十分有力的，由麥克曼納士和白爾領導的無產階級小組。

然而，西方各國社會黨的左的集團和流派還太軟弱，不足以領導廣大的群眾。

左派的絕大多數領導者沒有徹底認清同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決裂的在歷史上已經成熟的必要性。

另外，左派的首領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策略的許多最重要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甚至象羅莎·盧森堡那樣眞正的戰士都未能掌握列寧的革命學說、給全世界工人階級開闢了新的遠景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因此，左派對於把廣大的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包括農民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等階層）團結到產階級周圍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同時，左派在民族問題上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他們否定民族運動的巨大作用，拒絕關於民族自決權的馬克思主義原則。

布林什維克黨批判左派的錯誤和不徹底性，同時又竭盡一切力量來團結國際工人運動中最革命的因素，為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而鬥爭。

列寧在國際的斯圖加特大會和哥本哈根大會時期所組織的左派會議，是這一條道路上的重要路標。

列寧參加社會黨國際局的工作，作出了正確處理各種複雜策略問題的榜樣。

例如，他反對英國社會民主黨人、蓋德派和保加利亞“緊密派”所提出的關於拒絕機會主義分子領導的英國工黨參加國際的宗派主義建議。列寧認為必須接受這個黨，因為它團結著廣大的工人群眾。

同時，由於考茨基在他所提出的決議案中不肯批判工黨黨員的機會主義，列寧反對他的立場。列寧堅決支援荷蘭的“論壇派”，要求國際接受他們，但是，他的建議被社會黨國際局否決了。

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和中派主義

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派相當大地加強了，一年比一年更加同意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直接妥協。

公開的改良派直接號召進行軍備競賽。英國社會主義者的首領海德門支援英國的海上軍備。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諾斯克1907年在國會中宣告：一旦爆發“防禦性的”戰爭，“社會民主黨人決不落後於資產階級政黨，而要扛起槍來······我們希望德國儘可能更好地武裝起來。”糾集在《社會月刊》周圍的德國修正主義分子，在每一期雜誌上都號召侵佔殖民地。在義大利社會黨中，列·比索拉蒂集團擁護戰爭。

不錯，在某些社會民主黨中，由於這些黨的普通黨員的壓力，曾經把最公開的沙文主義分子開除出去。

這顯示出群眾革命性的增長。然而，只有很少數人受到這種制裁。第二國際的領導者很少考慮歐洲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倍倍爾不只一次說，他不相信戰爭是可能的。他在1912年12月寫道：“在我們這裡（在德國），人們的確不希望戰爭，關於戰爭的談論只是要求軍費開支的口實。”著名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保·拉法格也認為戰爭是不可置信的，因為，按照他的意見，用不了幾個月，戰爭就會導致經濟的癱瘓。

考茨基斷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托拉斯化的傾向為持久和平創造條件。列寧尖銳地批判了考茨基所擁護的放棄積極反對軍國主義的策略。

第二國際的領導者忘記了馬克思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必要性的學說。

俄國社會民主黨是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這項要求的唯一的政黨。正如列寧所寫：“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採取了有利於機會主義、助長機會主義的迴避態度，結果就產生了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完全庸俗化的現象。”

第二國際歷次大會所確定的國際社會黨策略並沒有實現。法國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政黨締結了選舉協定。

在義大利，社會黨支援資產階級政府。在比利時、荷蘭、瑞典、丹麥、挪威，正式地或者在實際上同資產階級左翼政黨建立了鞏固的合作；

1913年荷蘭黨召開代表大會時，幾乎有一半代表投票贊成參加政府。在英國，工黨仍然依附於自由黨人。在1910年當選的40名工黨議員中，有39名是在自由黨人的支援下進入議會的。

在1912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黨同資產階級的“進步人民黨”結成聯盟。主要由小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議會黨團變成了社會黨的政治領導中心。

隨著第二國際“廣泛地”的發展，脫離群眾的、沒有理論修養的、缺乏社會主義熱情的分子一一國會議員、眾多的市府參議員等等，在第二國際的政黨中和工會中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

倍倍爾在晚年經常指出：黨的上層缺乏“自我犧牲”精神，使他感到很窘。他說：“我常常具有這樣一種印象：我們的一部分領袖已經不再瞭解群眾的疾苦，他們同群眾的情緒格格不入。”

在口頭上，第二國際的領導仍然站在從前的原則立場上。修正主義在理論上被否定了。然而在實際上，西歐各國社會黨的領導者卻轉入了中派主義的立場。1910年，考茨基公開反對左翼，特別是反對羅·盧森堡。

黨員群眾和工人群眾繼續相信國際。但是在實際上，領導機構的中派政策剝奪了第二國際的戰鬥能力。

第二國際的政黨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變成了社會改良的政黨。

哥本哈根和巴塞爾代表大會

1910年，在按期舉行的第二國際哥本哈根代表大會中，又討論了關於戰爭危險性的問題。大會確認了在斯圖加特就這一問題所透過的各項決議，但是就整個來說，哥本哈根的決議受到和平主義的感染，比斯圖加特的決議倒遲了一步。在1911年的摩洛哥危機時期，暴露出第二國際的軟弱無能。

有人主張召開社會黨國際局非常擴大會議，以便使各國無產階級採取一致行動，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執委會卻拒絕了這個建議。

拒絕的原因是：這種行動和反戰宣傳可能對黨的競選不利。無產階級的國際發動被破壞了。黨領導的立場受到羅·盧森堡的嚴厲批評。

巴爾幹戰爭和由它引起的歐洲戰爭的威脅，是1912年11月在巴塞爾召開非常代表大會的原因。

這次大會是一個規模巨大的示威，它表明無產階級反對戰爭的決心。國際首領們的發言，特別是饒勒斯的保衛和平的熱烈號召，對於廣大的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印象。

巴塞爾代表大會在宣言中警告各國政府說：普法戰爭引起了公社的革命發動，日俄戰爭推動了俄國的革命力量。大會號召各國人民堅決反對戰爭的威脅，萬一戰爭爆發，要為無產階級勝利的來臨而利用它。

大會宣言中說：“讓各國政府牢牢記住吧，在歐洲目前的情勢下，在工人階級的充分覺悟下，它們發動不了戰爭，它們不要引火燒身······無產階級認為，為了增加資本家們的利潤、為了王朝的野心或者為了外交家的秘密條約的光榮而相互射擊是一種罪行。”第四屆杜馬的布林什維克代表在致第二國際巴塞爾大會的呼籲書中寫道：“

統治階級需要戰爭和流血，而全世界各國的工人無論如何都要求和平。我們俄國工人兄弟般地向其他各國工人伸出手去，同他們匯合到一起，共同反對我們時代的恥辱－－戰爭。

”

結語

雖然成千百萬的工人相信這種莊嚴的警告，但是，第二國際的領導者們和它的大多數政黨在發出警告以後並沒有采取任何革命的行動。

在大的工人政黨中，只有一個－布林什維克黨－在自己的一切活動中堅決遵守社會黨代表大會旨在反對戰爭的決議。

正確的、有原則性的政策使以列寧為首的布林什維克黨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一切革命因素的鼓舞者。布林什維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對“本國”和他國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殖民政策作不調和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