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給《詩經》作品斷代為什麼重要 |《〈詩經〉的創制歷程》

《〈詩經〉的創制歷程》，李山著

作品年代的判斷，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詩經》研究也是如此。

具體說，此書由兩部分構成：《詩經》作品斷代和建立在斷代認識之上的創作演進過程的討論。書名“《詩經》的創制歷程”，以此。

《詩經》作品斷代研究，前人已經做了不少工作。那麼，此書在這方面又有什麼新的內容呢？

美國學者夏含夷先生在其《古史異觀·略論今文〈尚書〉周書各篇的著作年代》中，曾使用“歷史語言學非常重要的一支……古文字學”，亦即用比較“西周時代和東周時代相對的語言用法”來判斷《尚書·周書》各篇的年代，具體說是以青銅器銘文語詞的變化為基準，對相關《尚書》篇章中的一些實詞、虛詞進行對比，從而判斷其年代。該文因使用金文資料有侷限，某些具體結論或可商榷，然其使用的方法卻十分可取。這一方法，使得《詩經》斷代有了更多、更客觀的依據。

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表現在一些新語詞出現上。以今天語言變化的例子，可能更容易明瞭其中的道理。像“改革開放”這樣的詞語高頻率地出現在各種檔案中，一定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最後一兩年才開始的；像“埋單”、“搞定”等詞語頻繁出現在各種書面語中，也不會早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進入九十年代以迄今日，各種進入較為正式的文字書寫中的新語詞，同樣也不少。語法也同樣如此，曾記得“走向輝煌”這句話剛在電視節目中出現時，有老前輩就覺得它不合語法，而今日卻習以為常、“很合語法”了。今天如此，古代又何嘗不然？西周近三百年，社會變化異常劇烈，今所能見有文字的西周青銅器物數以萬計，其中的長篇或較長的篇章數以百計；後者為觀察西周數百年間詞語、語法的流變，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舉例而言，《詩經》雅頌篇章表達祝福之意時，常用“子孫”、“子子孫孫”如何來表達，金文中這類語詞的數量就更多了。然而《詩經》有些詩篇，如《大雅》和《商頌》的一些篇章，同一祝福之詞卻不說“子孫”，而言“孫子”。筆者查《殷周金文整合》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所有出現“孫子”或者“孫孫子子”及“世孫子”和“百世孫子”的銘文，共五十餘篇，其中可確定為西周中期的竟有二十餘篇，接近一半。此外，早期有，晚期也有。屬於晚期的那些銘文，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一篇鑄在不同器物或同一器物不同部位的銘文，這裡的說“孫子”或“孫孫子子”，那裡的卻說“子孫”、“子子孫孫”，十分隨意。嚴謹不爽的“孫子”、“孫孫子子”只有西周中期。至於那些被學者標為“早期”的篇章，若從器物形制和金文字跡等推求其時間，其時間又大致接近中期的昭王時期。所以，大體而言，“孫子”和“孫孫子子”這一變化的語詞，其流行應始於昭穆之際。據此，就可以將某些出現這樣語詞的詩篇年代，確定在相同時期。

《殷周金文整合

》（

修訂增補本

）

過去，判斷《詩經》作品年代，或據文獻記載的已有說法，或據篇章本身透露的時代資訊，或依作品的風格等。這些方法當然有效，可侷限也不小。首先，詩篇流露的時代資訊往往模糊，容易導致判斷偏差。其次，以作品風格斷定其時間，又易流於主觀、籠統。再次，據相關文獻的成說，一是記載稀少，二是不同文獻記載矛盾（如《小雅·常棣》篇的年代在《國語》、《左傳》就有不同說法），三是說法未必可信。

然而，利用金文所提供的一些語詞作為斷代的參照，相對而言則要客觀得多。寫作一篇文獻使用語詞，會不自覺地遵循當時的規則和習慣，就是說，某些實詞、虛詞和語法，必定帶有某一社會時段的痕跡。於是一篇文獻的語詞語法，就猶如一個人的指紋那樣，對該人的身份有明確的指證作用。此外，金文語言材料，因其書寫材料限制，不易改變，且一般而言，金文寫定後不久就被埋入地下，後人也無法做文字改變，所以，金文在顯示西周語言狀況方面，是真正的一手材料，最能顯示當期語言流變的情況。本書為《詩經》篇章斷代，並不捨棄舊有的做法，只是增用金文語料做詩篇斷代的參照。新增辦法雖然不多，然而在不少詩篇年代判斷上，卻很讓人有路途寬敞的感覺了。

此書斷代的結論是這樣的：《詩經》創作大致經歷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兩週之交和春秋四大階段。早期詩篇創作數量遠不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多，今天能見到的早期篇章只有儲存在《周頌》中為數不多的幾首，此時大小《雅》篇章創作還沒有開始。大量詩篇出現為西周中期現象，從周穆王到周懿王的數十年間，伴隨禮樂的革新，詩篇創作也有一個高潮期。這也是一個被長期忽略的《詩經》創作高潮期。接踵而來的高潮期出現在兩週之交。這一高潮期又由如下幾個創作波峰構成：首先是周厲王時期，其次是宣王時期，再次是夾在兩週之間為期十餘年的“二王並立”時期，最後《小雅》創作結束於周平王中後期；其中宣王和二王並立兩個時段，詩篇創作最多。最後是春秋時期“十五國風”的採集加工，其高潮期大體與“春秋五霸”相始終，但最晚的一兩篇問世卻要到春秋後期的周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時了。

編鐘

為《詩經》作品斷代，還關乎對西周禮樂文明建構過程的認識。都知道《詩經》三百篇是我們這個文化人群建立自己精神傳統時的歌唱，是古典文化奠基時期的經典，表現了那個重要時代先民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狀態。然而，兩週為期五百年左右的“詩經創作史”，正是古典文化精神不斷演進、不斷豐厚的嬗變史，這演進、豐厚與嬗變，與當時歷史的重大變化息息相關。或者說，《詩》的創作，是先民突破嚴重歷史瓶頸、解決重大生活困境時迸發的激情，發出的心聲。進行斷代，實際是恢復詩篇與當時歷史情景之間的固有關聯，從而觀察到先民建構生活、建立文化傳統時所展現的創造才情。

斷代的發現，還不止於此。詩在當時是演唱的，就是說《詩》是“禮樂”的有機部分，為演唱而作的詩篇，也連帶著當時的禮樂創制，詩篇其實是禮樂的核心，因為禮樂的精神內涵，需要詩篇的“歌以發德”。要深入研究禮樂的文化特質，需要研究《詩》、研究《詩》篇具體創制時的生活情境，如此，才可能避免平面、靜態地談論禮樂。

《詩經析讀》（全文增訂插圖本），李山著

為《詩經》作品斷代，發念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動筆寫作始於那個遠去的“非典時期”。今日能夠完成，要感謝老師啟功先生、聶石樵先生、王寧先生的指導和提攜。此書能出版，還要感謝中華書局的祝安順、葛洪春編輯。

最後，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上文選自本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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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創制歷程》

李山著

簡體橫排

32開精裝

978-7-101-15781-9

88。00元

作者簡介

李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5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師從啟功、聶石樵、夏傳才等學界耆宿。自1999年始任教北師大至今。主要講授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化史、高等語文等課程。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文化史，在《詩經》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文學遺產》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出版《<詩經>的文化精神》、《詩經注析》等著作多部，曾受邀在《百家講壇》等電視節目解讀經典，向大眾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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