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蘭陵笑笑生是個什麼樣的人?四百年來已有許多論述,我亦想步前人後塵,談一些個人的認識,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因為人們對於誰是蘭陵笑笑生,尚無統一意見,所以我們不能以任何一個假想的作者,去分析他。

我們只能從《金瓶梅》中,去體察他的天賦,他的性格,他的信仰,他的學問以及他的文學觀念等一系列的問題。

笑笑生是一個天才。他目光如電,透視了明末的那個社會,那群人物,那段歷史。

尤其是,他深入地挖掘了千百年不變的人性的缺陷,並把它具體而微的準確地表現出來。

《金瓶梅》中的人物,在明代以前是這樣,在明代以後也是這樣。西門慶、潘金蓮、應伯爵之類的人,至今還活在我們身邊,而且還會永遠活下去。

試看當今的貪官們,情婦們,幫閒們,和笑笑生筆下的人物,有什麼兩樣?在中國長篇小說的歷史上,沒有哪一部作品能和《金瓶梅》比肩,包括《紅樓夢》,更不必說其他。

曹雪芹把人物和生活一概藝術化了,高於生活,也就和現實拉開了距離。

《紅樓夢》的弱點是炫耀,炫耀智慧才情,吃穿住用,以來溫暖一個落魄讀書人的悲涼的心。

笑笑生寫的全是社會生活的原生態,不掩飾,不美化,是怎樣就寫成怎樣。只有這樣,才最真實,最典型,最生動。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塊明末社會生活的活化石。所以,笑笑生不單是天才,而且是偉大的天才。

笑笑生的靈魂是獨立而自由的,勇敢而堅定的,寬廣而善良的。他尊重儒、道、釋,但絲毫不受他們的約束。

他淋漓盡致地描寫那個社會,指出那些人的那些行為,絕沒有好下場,以來勸世救人,這是菩薩心腸。

在社會生活中,他絕對會直言正行,無所畏懼,無所阿曲,敢鬥敢爭,敢說敢寫。

人類的生活有兩部分,一是公開的部分,一是私密的部分。傳統的作家,多寫公開的部分。笑笑生卻將筆觸,深入家庭、屋裡、被下、衣內、體中。

此所謂,「閨房中有甚於畫眉者」,或「顛鸞倒鳳百事有」。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他除了擔心自己在當時的名譽之外,心中沒有絲毫恐懼。無恐懼,是產生偉大作品的最根本的前提。

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金瓶梅詞話》

笑笑生知識淵博,胸羅萬卷,人生經驗極為豐富。他經史子集無所不窺,三教九流無所不知,風俗禮儀無所不通,飲食服飾無所不精。

尤其是,〈金瓶梅詞話序〉說,他還讀了當時的各種小說,如《剪燈新話》《鶯鶯傳》《水滸傳》《鍾情麗集》《懷春雅集》《如意君傳》《於湖記》等等。

他是真正的大知識分子,所以才鄙薄和嘲笑溫秀才、水秀才、倪秀才之類的「半瓶子醋」。

他長期生活在普通民眾之中,使他深深體味到了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熟悉他們的音容笑貌,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中國獨有的科舉制度,又使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終於躋身於高官顯爵之列。

無數的官場接觸,讓他看清了大小官僚的醜惡嘴臉,摸透了他們的狠毒心腸。官場的黑暗,使他清醒的作出了急流勇退的抉擇,從而隱居下來,把當官前後的兩段生活積累,取捨揉合,統一構思,嘔心瀝血地寫出一部《金瓶梅》來。

笑笑生厭惡當時的社會,但他熱切地希望這個社會能夠變好。辦法是,人人信佛崇儒,相信善惡有報,修為自省,拋卻惡念,一心向善,從罪惡汙濁中解放出來。

依我們看來,笑笑生未免天真。他不知道,人的善惡是由先天的基因決定的,善者自善,惡者自惡,兩者都是難以改變的。

人類社會,永遠是善惡並存,只有用合理的制度法律,科學的道德教化,抑惡揚善,才會慢慢變好,但絕不會出現「理想的天國」。

《金瓶梅》最令人糾結的問題,是關於「性」的描寫。許多人都把這部書看成「誨淫」之作,這是錯誤的。

笑笑生在書中,主要不是寫「淫」,而是寫「淫」對人造成的惡果,主旨是戒淫和懲淫。西門慶、潘金蓮們的不得好死,就是證明。

當然,我們也得承認,笑笑生肯定是一個性崇拜者。人們一致認為,欣欣子就是笑笑生。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說:「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也就是,暗裡人皆好之,明裡人皆惡之,心裡人皆好之,嘴上人皆惡之。

〈詞話序〉說:「雲窗霧閣何深沉也,金屏繡褥何美麗也,鬢雲斜嚲春滿酥胸何嬋娟也,雄鳳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雞舌含香唾圓流玉何溢度也,兩隻金蓮顛倒顛何猛浪也。」

如此等等,當然人皆好之,笑笑生也不例外。古人云:「食色,性也。」孔老夫子,見到南子,也動了情,但他能「止乎禮」。

看來,性的慾望,是人的天性,一切正常的人概莫能外。但笑笑生要表達的是,越「禮」的性行為,一定會造成悲慘的結果。

正如〈詞話序〉所說,那會「經兇禍」,「蒙恥辱」,甚至「陷命於刀劍」。人之處事,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只有合天時者,才能安享終身,子孫悠久。

人們常常把性和道德混為一體,似乎並不妥帖。看看歷代的偉人,有幾個是情專於一的?一個人,如果能追求真理,堅持正義,不損人利己,不傷天害理,哪怕對女性心猿意馬,仍不失為一個好人。

設若,有人反對我這個觀點,那就先問問你自己的心。況且,笑笑生寫的是西門慶,並且痛加批判,笑笑生不是西門慶,而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我們必須承認,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家,對於正當的和非正當的性行為,都有權去描寫,笑笑生寫性沒有什麼錯。

那些咒罵笑笑生宣淫、導淫的衛道者,絕對是虛偽的,他們愛讀《金瓶梅》,而且尤好黃段子。

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欣欣子序

在笑笑生之前的作家,往往把視線投向帝王將相,英雄豪傑,貞女烈婦,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等等。他們的特點,是追求不平常的人與事,以人物和事件本身的傳奇性去吸引讀者。

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周圍的凡人小事,才是真正具有藝術魅力的文學素材。所以,笑笑生在《金瓶梅》中著力描寫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學意識的偉大覺醒,文學觀念的偉大轉變。

笑笑生筆下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已經衝破了歷史和地域的侷限,鑑照了整個社會歷史的人情世態。

在這個世界上,惡人們從不正視自己的缺點和缺陷,總認為自己好自己對。同時,他們也從不想去認識和理解他人,總認為他人錯他人壞。

於是,在物慾和肉慾以及精神平衡慾望的支配下,他們不斷地掙扎著,突破外部的禮法限制和內心的道德約束,使用損人利己的辦法,以達佔有的目的,但又永遠得不到滿足。

這就生髮出了各種各樣的衝突和矛盾,痛苦和災難。笑笑生懷著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勇敢的直面這慘澹的人生,精確地描繪這複雜的社會,為後世留下了一面永恆的鏡子,同時也確立了他自己的不朽的文學地位。

《金瓶梅》又是一部表現婦女命運的書。全書囊括了各個階層各種型別的婦女形象,每一個都塑造的有血有肉,活靈活現。他們是一群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同時又是汙辱和損害他人的人,而且不管是誰都被籠罩在惡運的陰影之下。

窮人的女兒,常被賣給富人做丫鬟。若有姿色就一定被主人姦汙,如李嬌兒。若無姿色就要受苦受累捱打捱罵,如迎兒。如果嫁給無權無勢的丈夫,生兒育女,就要日夜操勞,挑起沉重的生活擔子,如薛嫂。

此外,他們還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遁入空門做尼姑,如薛姑子。二是進入煙花巷裡做妓女,如李家姐妹。

個別人有幸進入富家作妻作妾,要麼被冷落形同僕婦,如孫雪娥。要麼由於年齡懸殊,生理慾望得不到滿足,就亂來,如春梅。

富家女兒嫁給富家子弟,丈夫往往是好色之徒,如吳月娘和西門大姐,因為沒有勇氣衝破禮教的約束,只好積年累月守活寡,錦衣玉食絲毫也不能使他們感到幸福。

貴族婦女如林太太,深門大戶全無行動自由,身世和名分決定她不能像孟玉樓那樣改嫁,終日空虛寂寞,一旦遇到西門慶之流,就恣意妄為,以求短暫的安慰。

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雲霞滿紙情與性:讀金瓶 · 說女人》

總之,《金瓶梅》中的婦女,人人都在追求,但誰也沒有得到過幸福圓滿的愛。

有節制的反抗,也許會使他們終老天年,如吳月娘。無節制的瘋狂佔有,則必然死於非命,如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女人們個個在劫難逃。

笑笑生以博大的胸懷,對他們悲慘的命運,寄予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不時在他們被扭曲的形象上,著上一些亮色。而且,總要交代清楚,她們原本是純潔無辜的,哪怕潘金蓮也是如此。

笑笑生對原始素材,也取捨,也剪裁,也虛構,但他力求保持生活的原貌,不隱惡,不溢美,只想忠於生活,不想高於生活。這才使《金瓶梅》成了一部真實記錄生活的書。

從整體結構來看,三個人的死是全書的大關節,把整部書分成了四個部分:蟬蛻、聚合、裂變和虛化。

李外傳之死,使情節由《水滸傳》轉入《金瓶梅》,這是蟬蛻。《水滸傳》讓西門慶死了,笑笑生卻讓他活了下來,再以他為核心,調動各種人物向他輻湊過來,這是聚合。

西門慶一死,所有聚合過來的人物,死的死,嫁的嫁,逃的逃,紛紛跳槽,這是裂變。

春梅死後,全書簡單交待完韓愛姐的下落,便以最後半回書的篇幅,薦拔由西門慶轉生的孝哥,這是虛化。過去的一切煩惱歡樂,你爭我鬥,得失利害,皆化成了過眼煙雲,萬事成空,這究竟是所為何來?!

《金瓶梅》的原稿傳抄出去後,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金瓶梅》,原名《金瓶梅傳》,說書藝人想把它在書場講說,於是添加了一些低俗的詩文,尤其是大大渲染了對性行為的描繪,使不少段落變得很俗很黃。

終因日常生活瑣事不具有傳奇性,吸引不了聽眾,結果失敗了,但卻留下了一部經過改造的稿子,再經人傳抄出版,這就是《詞話》本。

在刻板過程中,手民們遇到不懂的方言俚語往往要換成官話,還有許多的錯刻漏刻,造成了情節矛盾,年月錯亂等等缺陷。

後人又把這種責任,推給了笑笑生,豈不冤枉!

總之,現存的各種版本,均與原作不同,我們研究者不能不倍加小心。

人類永遠生活在過去和將來的臨界線上,只有過去和將來,而沒有現在。一切的一切,轉瞬之間就冷卻成了歷史。但文學能使歷史起死回生。

我們後人應當感謝蘭陵笑笑生,他給我們留下了一段活的歷史,讓一代又一代人去認識和思考。

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金瓶梅新證》

張遠芬 | 論蘭陵笑笑生

文章作者單位:徐州教育學院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收錄於《張遠芬<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