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梁：清代統一臺灣記

臺灣自古以來就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三國時代，文獻就有吳王孫權派衛溫、諸葛直率兵抵夷洲（即臺灣）的記載。至元朝，中央政府更在澎湖設巡檢司，實行行政管理。16世紀後，西方殖民者東來，把魔爪伸向我國臺灣地區。17世紀20年代，荷蘭人繼西班牙人之後強佔澎湖，並登陸臺灣，建立多個據點，至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又擊敗西班牙，侵佔整個臺灣。

順治十八年（1661）三月，民族英雄鄭成功（1624-1662）率軍25000人，乘大小戰船數百艘橫渡臺灣海峽，開啟收復失地之旅。在登陸臺灣南部，包圍赤嵌城（今屬臺南市）後，鄭成功向侵略者明確表示：臺灣“一向是屬於中國的”，荷蘭人只是暫時“借居”，“現在中國人需要這塊土地”，“自應把它歸還原主”。（［荷蘭］C·E·S《被忽視的福摩薩》）鄭軍攻克赤嵌後，又圍困熱蘭遮達八個月之久。十二月十三日，入侵者投降，荷蘭殖民者統治臺灣38年的罪惡歷史宣告結束，這是中華民族抗擊西方侵略史上的光輝一頁。

鄭成功收復臺灣之際，也是清王朝逐步統一全國之時。順治末年，除臺灣及東南沿海部分島嶼外，清王朝已消滅了南明殘餘勢力及農民軍抗清武裝，基本上完成了對大陸的控制。因此，解決臺灣問題也就成了統一大業的題中應有之義。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日，鄭成功病逝於東都（臺南安平鎮、承天府的合稱），成功之弟鄭襲與世子鄭經發生了叔侄奪位之爭，結果鄭經擊敗對手，迅速登位。清廷抓住鄭氏政權內鬥的機會，力圖和平統一臺灣。七月，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派都司王維明、李振華，總兵林忠前往廈門“招撫”。八月，林忠再赴廈門。鄭經與親信密商後，認為當此內部紛爭之際，“不如暫借招撫為由，俟餘整旅東平，再作區處”（廈大臺研所、一檔館編輯部編《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遂虛與委蛇，作出受撫姿態，同時立即揮師返臺，迅速平定內亂。對此，清廷保持警惕，指示前線大員，不要輕易上當。

康熙二年十月，清軍攻佔金門、廈門，鄭經退守銅山（位於今福建東山島），耿繼茂、李率泰再次派人赴銅山招降。此時，鄭經因已度過內部危機，態度遂趨強硬，要求比照朝鮮待遇，並稱“若欲削髮登岸，雖死不允”（《江日升《臺灣外紀》）。隨即，攜眷口及明宗室、遺老撤回臺灣。康熙三年三月，清軍攻佔銅山，至此，鄭氏在大陸沿海的主要島嶼全部喪失。面對危局，鄭氏集團內部的裂痕也日益擴大，重要將領陳輝、周全斌等紛紛率部降清。清廷亦擬乘勢一舉武力收復臺灣。康熙三年底和四年四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兩次出兵，均因遭遇巨風，無功而返。在權衡利弊之後，清廷再度採取和平招撫之策。

康熙元年至十九年間，清廷曾以極大耐心分別於元年、二年、六年、八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先後11次（有時一年幾次）與鄭氏政權談判。前三次，清方提出的條件是“削髮登岸”，鄭經則以仿朝鮮例“稱臣納貢”相抗，未能談攏。康熙六年八月，清方又派員攜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及鄭經舅父董班舍書信赴臺再議，條件是若鄭氏剃髮歸順，可冊封為“八閩王”，並讓予沿海島嶼，但鄭經拒絕“削髮”。兩個月後，孔元章親自赴臺，表示若能稱臣納貢，遣子入京，則可開放沿海通商。但鄭經仍堅持“仿朝鮮例”不鬆口，甚至明確表示“臺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公然丟擲“一中一臺”論調，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鄭成功關於臺灣是“中國之土地也”的定位，這是鄭氏政權兩岸政策變化的一個分水嶺。

在清廷內部，“撫”與“剿”的爭論也時有出現。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堅決主剿，他分別於康熙六年十一月和七年四月連上《邊患宜靖疏》和《盡陳所見疏》，強調“乘便進取，以杜後患”，“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施琅《靖海紀事》）。只因此事“關係重大，不便遙定”，清政府遂召施琅進京面議。朝議的結果，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的理由，否決了徵臺論。隨後，清廷裁撤福建水師提督，焚沉戰船，只設一名總兵鎮守海澄（屬漳州府），施琅則留京任內大臣，復臺之議被束之高閣。

康熙八年五月，16歲的清聖祖玄燁剷除了權臣鰲拜集團，開始親政。為貫徹對臺招撫方針，於當年七月派刑部尚書明珠、兵部侍郎蔡毓榮至泉州與耿繼茂商議，先派人赴臺，繼又在泉州與鄭氏代表談判。鄭方仍堅持照朝鮮事例，不肯削髮；清方則允“藩封，世守臺灣”，只強調不能“異制別服”，在“剃髮”問題上寸步不讓。對此，皇帝敕諭中是這樣解釋的：“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國，鄭經乃中國之人，若因居住臺灣，不行剃髮，則歸順悃誠，以何為據？”（《康熙統一臺灣檔案史料選輯》）這就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即海峽兩岸的關係是中國人的內部問題，與中、朝間的兩國關係截然不同，所謂“剃髮”問題並非簡單的民族習俗之爭，而是是否應在“一箇中國”的前提下處理兩岸關係。不久，形勢突變，收復臺灣之議一時趨於沉寂。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在昆明反清，由雲南經貴州進入湖南，陳兵長江南岸。同時，又分兵入四川，趨陝南。廣西將軍孫延齡、靖南王耿精忠（時耿繼茂已死，子精忠襲爵）、平南王尚可喜長子尚之信紛紛起兵響應。滇、黔、川、湘、桂、閩、陝、粵八省均脫離清朝控制，“天下事幾不可問矣！”（《明季稗史初編》）臺灣的鄭經也乘機渡海至廈門，佔據東南沿海的漳州、潮州、惠豐等地。這場“三藩之亂”造成了清廷的極大危機，清政府動員全國一半兵力，縻餉鉅萬，耗時八年終將其平定下去。直到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兵進入昆明，才宣告了這場叛亂的結束。在此期間，清廷雖力有未逮，仍密切關注臺灣事務。

從康熙十六年至十九年四年間，清廷與鄭氏政權共接觸六次。康熙十六年四月，康親王傑書率軍入閩，連克漳、泉、汀等府縣後，即兩次遣使以優厚條件招撫鄭經。傑書甚至明確表示：“我朝廷亦何惜以窮海遠適之區，為爾君臣完全名節之地”，“執事如知感朝廷之恩，則以歲時通奉貢獻，如高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嫌猜，豈不美哉！”這些條件已滿足了鄭經多年來的主要願望（即“仿朝鮮例”），可鄭經卻得隴望蜀，又提出佔領沿海諸島並供應糧餉的要求，談判再次失敗。

康熙十七年秋，福建總督姚啟聖兩次派人勸諭鄭經，其函稱：“誰無父母？誰無墳墓？與其涉波濤、爭尺寸，曷若歸鄉閭、受朝爵乎？”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十八年五月，康親王再派人見鄭經，應允如鄭經退保臺灣，可按朝鮮事例，稱臣納貢而不剃髮。這是清廷做出的最大讓步，答應了鄭經的根本要求，但鄭經並無誠意，再次節外生枝，竟提出以海澄作為往來“公所”，並每年索要“洋餉”6萬兩。談判又復擱淺。

康熙十九年八月，清軍收復海澄、廈門，鄭經敗歸臺灣，福建全境悉歸清朝所有。清方再次伸出橄欖枝，將軍賴塔致函鄭經稱：“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魏源《聖武紀》）三個“不必”，兩個“可也”幾乎把清方的談判條件降到了最低水準，剩下的唯一要求僅是“保境息兵”。面對如此優厚的條件，鄭經一面表示同意，一面又提出要以海澄為“互市公所”，試圖在大陸安插一個“釘子”，此議被福建總督姚啟聖斷然拒絕。

康熙二十年前後，清廷與鄭氏政權間的對峙態勢有了重大變化。由於連年征戰，鄭氏在臺灣的統治已是“民心離散，士卒喪氣”（林謙光《臺灣紀略》），有“故土之思”的鄭軍士氣低落，不少官兵先後向清廷投誠。鄭經本人也意志消沉，生活頹廢，臺灣的鄭氏政權江河日下。而清朝一方在平定“三藩之亂”後，穩定了政局，康熙帝又採取一系列措施緩和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恤民養民，布宣德化”（《清聖祖實錄》），統一臺灣的條件終於成熟。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鄭經病逝於臺灣，世子克臧繼位，旋即被權臣馮錫範等殺害，另立鄭經次子克塽（年僅12歲，為馮錫範女婿）為延平王。康熙帝得知鄭經病故，即下諭稱“宜乘機規定澎湖、臺灣”，並命姚啟聖等“同心合志，將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但前方將帥意見不一，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上《三難六不可疏》，聲稱臺灣斷不可取。康熙帝決定臨陣換將。七月，玄燁接受內閣學士李光地的建議，任命閒置多年的內大臣施琅為右都督、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銜，將萬正色調任陸路提督。十月初六日，施琅到廈門上任，立即訓練水師，督造戰船，加緊徵臺準備工作。但朝議仍對出兵臺灣缺乏信心，“鹹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清聖祖實錄》）。更為可慮的是，姚啟聖與施琅在進兵時機上發生尖銳矛盾，雙方爭執不下。康熙帝只得於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命兩人分別統兵回汎，以待再舉。如此蹉跎時日，讓年已62歲的施琅心急如焚，遂於七月十三日上《決計進剿疏》，疏稱：“今不使臣乘機撲滅，再加數年，將老無能為，後恐更無擔當之臣，敢肩渡海滅賊之任”，要求“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趲糧餉接應”。

此時，臺灣再次派人至閩議和，仍提“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但時過境遷，兩岸形勢與兩年前已截然不同，清廷收回了“三不必，兩可也”的條件。十月十四日，康熙帝頒旨堅稱“不可與琉球、高麗外國比”，“若其誠心削髮歸誠”方可招撫，並指示施琅：“進剿臺灣事宜關係甚重，如有機會斷不可失。”又命議政王大臣會議徵臺事，會議結果同意施琅“自行進剿”。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施琅再上《海逆形勢疏》稱：“臣奉命專征，調集舟師，俟機進發，總期必滅此賊而後已。”當此箭在弦上之際，臺灣派人於二月初八日至福州談判，清方主和之議亦復抬頭，四月十六日，姚啟聖、萬正色聯合上疏，反對用兵臺灣。施琅頂住壓力，再上《海逆日蹙疏》，分析當時臺海形勢，指出鄭氏政權“形勢甚蹙，人人思危”，“滅在旦夕”，力主迅速進兵。五月二十三日，康熙帝下定決心，指示從速進兵。六月十一日，施琅在銅山召集出征將領會議，佈置出兵事宜。三天後，清軍水師從銅山出發，統一臺灣之戰拉開帷幕。

六月十五日晚，施琅率官兵2萬餘、戰船300艘抵澎湖。鄭軍主帥劉國軒也集中將士2萬餘、各種船隻200餘艘死守澎湖，雙方兵力大體相當。十六日，清軍發起猛攻，互有傷亡，進攻未能奏效，施琅暫退至澎湖八罩嶼。二十二日，施琅重整旗鼓，率戰艦230艘發起新一波攻勢。清軍分三路出擊，並留有後隊支援。劉國軒也親率全部戰船200餘艘列陣迎戰，從辰時（上午七至九點）至巳刻（上午九至十一點），雙方激戰，時南風大作，施琅令火器船乘風出擊，鄭軍大敗。清軍沉毀敵船159艘，擊斃鄭軍將領300餘員，士卒12000餘人，另有鄭軍將領165人率4853人投降，劉國軒僅率殘部31艘戰船逃回臺灣。

澎湖一戰，鄭軍損失慘重，元氣大傷，臺灣已無屏障可言。但施琅不急於乘勝進攻，而是嚴格遵照“剿撫並用”方針，等待鄭氏來降。他在澎湖嚴肅軍紀，招徠逃民，免除徭役，安定人心。又採取和平攻勢，鄭重宣告：只為公事，不報私仇（施琅父親等均為鄭氏所殺），且優待俘虜，悉釋歸臺。劉國軒、鄭克塽決計歸降，派人至澎湖，請削髮稱臣，並要求仍居臺灣，施琅不允。七月，康熙帝頒旨諭鄭氏“審圖順遂，善計保全”，許諾鄭氏若真心來歸，將不咎既往，“加恩安插，務令得所”。七月十五日，鄭氏使節再至澎湖請降，並繳冊印，以示誠意。施琅同意接納，做出“夙昔結怨，盡與捐除”的保證（連橫《臺灣通史》）。八月十三日施琅率軍抵臺灣。十八日，鄭克塽率劉國軒、馮錫範等文武官員剃髮、繳冊歸降。至此，臺灣迴歸祖國懷抱，國家統一大業終於完成。

臺灣迴歸祖國是清代前期的一件大事，也是永垂史冊的壯舉，不但在當時而且在今天都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在臺灣迴歸的歷史程序中有幾點經驗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的：

其一，既要堅持和平統一，又不放棄武力手段。清廷堅定執行“剿撫並行，底定海疆”的方針，事實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以武促統正是臺灣走向統一之路的真諦。

其二，既要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處置。清廷強調鄭氏政權是“中國人”，堅決反對“仿朝鮮例”。在談判中堅持“剃髮”的原則，但在形勢不利時，也曾有所變通。不過歸根結底，“剃髮”一直沒有放棄。

其三，抓住時機，果斷決策。臺灣統一問題一直拖了22年之久，說明形勢複雜，難度很大。但當清、鄭對峙態勢有了重大變化後，康熙帝即時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果斷決策，出兵復臺，終於如願以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的經驗是不能忘記的。

作者簡介

楊東梁，男，1942年生，湖南嶽陽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左宗棠評傳》《甲午較量》《中國清代軍事史》等10餘部（部分為合著），主編叢書多部，發表文章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