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八道灣記事

作者：沈長慶

我父親和周豐一是發小，源於爺爺沈尹默是八道灣周家常客。第一次走進八道灣11號周宅是1919年11月23日，也就是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搬進這座新居的第三天。那時，他和周氏兄弟都在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書，彼此又是浙江同鄉，意氣相投，平時常在一起聚會笑談，關係十分密切。那天他是去祝賀主人喬遷之喜的，同行的還有北大同事陳大⻬（百年）、朱希祖（逷先）、劉半農、馬裕藻（幼漁）等人。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三日晴，⻛。星期休息。下午陳百年、朱逷先、沈尹默、錢稻孫、劉半農、馬幼漁來。”周作人日記記述：“午至草廠大坑赴逷先招飲，下午三時返。尹默、逷先、幼漁、百年、半農及錢稻孫君來訪。”

沈尹默

因為和周氏兄弟都很要好，沈尹默自然成為八道灣的常客。不僅平時經常光顧，而且每年的元旦總會出現在周家的宴會上。女主人、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八道灣在生活習慣上就不免有日本風味。元旦的宴會，往往有屠蘇酒、粢餅、烤魚、雜煮等日本新年常備的食物，有時甚至連餐具也是由日本製造的。沈尹默在《魯迅生活中的一節》中回憶：“‘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四、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農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備的食物——粢餅烤魚之類，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範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煩地刺中了所談物件的要害，大家鬨堂不已，附和一陣。當時大家覺得最為暢快的，即在於此。”不過，沈尹默記述的時間稍有出入，因為周家搬入新居是五四運動過去半年以後的事。查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的日記，沈尹默們在周家過元旦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最晚的一次是1929年，其中從無間斷。除上面提及的幾位外，常客中還有沈尹默的哥哥沈士遠和弟弟沈兼士。沈氏兄弟都是北大 文科教授，外界稱為“北大三沈”，名重一時。

魯迅

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間並不長，兄弟失和後，他就搬離此地，時間是1923年8月，因此兩兄弟元旦共宴朋友的場景僅有1923年一次。這天周作人日記雲：“上午招士遠、尹默、鳳舉、耀辰、伏園吃雜煮汁粉，下午三時去。”魯迅日記記得更簡略：“邀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尹默、孫伏園午餐。”雖然兄弟倆的日記裡都沒有出現“共邀”字樣，但客人是他們的共同朋友，辦的是同一個宴會，兩人事先應該是商量過的。

從1924年起，八道灣元旦宴席的主人就變成周作人一個人。1929年元旦，周宅最後一次宴會，來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大人、小孩加起來達16人。大家一邊飲屠蘇、吃烤魚，一邊天南海北地笑談，十分愜意。因為吃的時間比較長，許多人連中午飯都吃不下。酒足飯飽，有人提議攝影留念，眾人或站或坐，留下一張珍貴的相片。沈尹默在周家用過午飯，又與周作人去參加德國文學專家、北大教員楊震文的晚宴。

周作人

八道灣11號的庭院比較寬敞，分前中後三院。魯迅先住在前院，後來住中院堂屋後接出的一間“老虎尾巴”。1922年2月，烏克蘭作家愛羅先珂應邀到北京大學講授世界語，因為眼睛看不見，又不通漢語，北大校長蔡元培就委託周家來照顧。於是，愛羅先珂住進八道灣後院東頭的三間客房，住了9個月左右才離開。這位盲作家的到來，給魯迅帶去很多樂趣。夏天的一個上午，沈尹默到訪，與魯迅、愛羅先珂品茗閒聊，從中國文學談到俄國文學、日本文學，彼此興味盎然。魯迅平常比較嚴肅，這時卻表現得既健談又幽默。說到會心處，大家暢懷大笑。午飯後，休息了一會，魯迅把一個用粗線織的袋子和幾圈線遞給愛羅先珂，因盲作家愛做編織手工。於是，愛羅先珂一面講著話，一面繼續不停地編織。魯迅告訴沈尹默，他經常陪著盲作家在庭院中散步閒話，愛羅先珂感覺到北京園林中鳥聲太少，尤其是沒有聽到黃鸝的歌唱，引為遺憾。沈尹默與魯迅一樣，都驚訝於愛羅先珂對環境的感覺如此敏銳。

周作人和妻兒一直住在後院。魯迅搬走後的第二年夏天，母親魯瑞也搬出八道灣，遷到西三條魯迅購買的新居。騰出的中院正房三間，周作人請人略加裝飾，搬了進去。院子裡遍植各種花木，連四條甬道也被樹蔭遮著，枝頭的花常拂著行人的頭。正房是典型的中國舊式房子，高大寬敞，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幾個舊書架，擺滿了中西文圖書。左手一間是書房，中間掛著“苦雨齋”橫幅，由沈尹默題寫。1930年代初，梁實秋應聘到北大中國文學系任教，與周作人成為同事。有一次，梁到八道灣拜訪，發現“苦雨齋”有一明兩暗三間房。明間是一座擺滿書架的書庫，中西書籍雜陳，但很整潔。右面一個暗間房門虛掩，不知作什麼用；左面一間是主人的書房，印象最深的是牆上掛一塊小小的鏡框，題著“苦雨齋”三字，是沈尹默的手筆。如梁實秋所記，“苦雨齋”陳設簡單，卻窗明几淨，清幽閒適，“不啻為化外之地”（周作人語）。那裡經常高朋滿座，品茗宴集，也曾傳出一些笑談。一天下午，錢玄同來訪，遇雨受阻，晚上留宿客室。第二天清晨起床，錢玄同笑著對主人說，昨晚室內似乎有腳步聲，那是什麼呢！周作人深信必無此事，以為定是幻覺。等客人離開收拾房間時，見有大蛤蟆一隻在床下，猜想乃晚上大雨時混入室內。擅長舊體詩的沈尹默聽說此事，大笑道：“玄同眼大，故蛤蟆來與晤對耳。”並翻敬亭山詩句詠道：“相看兩不厭，蛤蟆與玄同。”

愛羅先珂與周氏兄弟

“苦雨齋”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北大同人，都愛好文藝，希望辦一份自己的雜誌作發言的場所。於是，周作人和張鳳舉、徐耀辰等於1924年夏成立駱駝社，並計劃出版《駱駝》雜誌。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計劃一直拖到1926年7月才實現。周作人在《代表“駱駝”》一文中，談及籌備出版的過程時說：“這兩年前所說的‘駱駝’，還沒有忘卻，現在不久就要出現了。出發時還在奉直再戰（1924）之先，等走到時卻已在奉直聯軍入京之後了，駱駝也未免有滄桑之感罷。這一本冊子的印刷當然不必要兩年工夫，但是遲延也自有其所以遲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辯解，不過現在也無須了吧？”這份醞釀已久的“純文藝雜誌”，提倡“雍容”、“堅忍”的文化精神，力戒輕躁、浮薄與虛假，自成一種“清淡而腴潤”的文體。可惜只辦了一期便停刊了。沈從文在談到北京的文藝刊物和駱駝社時，說他所知道的只有兩隻“駱駝”，就是周作人與江紹原，但據“駱駝”之一的周作人自己說，駱駝社裡共有三個人，即張鳳舉（定璜）、徐耀辰（祖正）和周作人，“此外幫助我們的朋友也有好些，不過那不算是駝員之一”。沈尹默就是“幫助我們的朋友”中的一員，其《秋明小詞》五首短詩即赫然登載於該刊。其他還有周作人翻譯的葛理斯著《論左拉》等3篇、張定璜翻譯的羅曼羅蘭著《米勒評傳》、陶晶孫著《盲腸炎》等。

沈尹默之孫沈長慶與吳祖光之子吳歡手持沈尹默贈吳祖光書法合影

沈尹默題寫的“苦雨齋”匾後附識：“啟明兄雅令。尹默。”並鈐“沈尹默”白文方印。周作人1961年12月28日致朋友鮑耀明的信中說：“翻檢故紙，於其中得沈尹默君寫的‘苦雨齋’匾額，原有兩枚，其一已裱裝從前掛在屋內，經亂已經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現今齋已不存（已改造現由小兒居住），無所用之，擬以奉贈，當另封寄上。此係大約三十年前之物，其時沈君尚未成為海上書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請察閱，未知以為如何。”由此可知沈尹默“苦雨齋”題匾原有兩件，一件裱好並裝木框掛於周作人書房中，現已散失。另一件一直由周作人儲存，於1962年贈送給朋友鮑耀明。後來，鮑耀明在《難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中提到此事，稱“信內所述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齋’匾額，目前則懸於多倫多舍下牆壁上”。

鮑耀明收藏的這件“苦雨齋”字幅，蒼秀穩健，樸拙有趣，是沈尹默中年時所寫。“雨”字的橫折筆劃，以側鋒進入，行至尾端近彎處轉正，筆畫變為渾厚，使整個字顯得端莊秀麗。“齋”字首橫行疾行，其後分毫枝杈，尤顯筆力。2014年春天，這件墨寶出現在拍賣公司的拍品目錄上，最後以97萬元的價格成交，引起書畫收藏界的廣泛關注。

沈尹默1945年贈弟子吳祖光書法作品<賀抗戰勝利>詩二首

後注：此原文應是我朋友寫後發我的，前面略加一句話。此原文是哪位所寫一時記不起，好像是酈千明先生，也不知發表過否。內容寫的基本符合當時情況，有一定參考價值。另我補充幾點；八道灣的新年聚會始於1923年1月1日，終於1929年1月1日。現存兩張聚會照片分別是1927年和1929年新年，沈周兩家子女為世家子弟，周作人長子周豐一生於1912年，沈尹默長子沈令揚生於1908年，次子我父沈令翔生於1911年，愛好運動尤其是乒乓球、網球等，經常一起外出旅遊攝影，照片應是他們所照。據豐一先生三女美瑜說，好多照片文革期間都遺失了，這兩張原照還是我表姐所存。關於《苦雨齋》條幅我已經在《沈尹默家族往事》一書中有過詳細說明，原鏡框內那條還在，只不過已經嚴重⻛化。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八大灣十一號院雖早已圈入北京三十五中，但具有文化歷史意義的《苦雨齋》房和其中的人與事遲遲未能與公眾⻅面，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