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代傳統中國向現代國家變遷的不同解讀
要正確理解20世紀初中國帝制在內憂外患雙重壓力下走向崩潰的現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儘管學界對此有一些基本的結論，但各種結論至今都仍然如迷幻般籠罩著那段歷史。
考慮到1840年之後中國社會與外部交往和內部變化之激烈造成的各種光怪陸離的景象，徐中約先生的意見自有見地：
近代中國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陸離的紛繁景象，以致我覺得：諸如外來帝丨國主丨義、西方影響或資本主義及封建剝削等侷限性的理論，都無法對之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變化的動態表明，近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並非是一種對西方的被動反應，而是一場中國人應付內外挑戰的主動奮鬥，他們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使之從一個落後的儒家普世帝國，轉變為一個在國際大家庭中擁有正當席位的近代民族國家。①
徐中約的這個意見與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先生的意見基本一致。
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中認為：“決定中國如何迴應西方的因素並非外來，而是產生於中國社會的內部。由於中國社會中存在著惰性力量，故西化程序只停留在表面，當外界壓力增大時中國便暫時做出應對，危險過去後則依然故我。”②
我們認為，從中國社會內部而不是外部來看待近代歷史變局，才能夠找到導致帝制瓦解和共和運動興起的前後一致的原因。
中國帝制瓦解並不全然是西方入侵的結果，西方入侵只是漫長的瓦解過程的一個刺激性因素而不是決定性因素；
同樣，共和雲的興起也同樣不全然遵照著西方共和政制的內在邏輯，而是更多地取決於中國人如何理解和接受共和主義及其思想。而能表明我們意見的至關重要的那個因素，依然是中國的宇宙觀及其思維方式。
在徐中約的意見中，提出了中國力圖更新並改造國家，以便使儒家普世帝國能在近代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中獲得一個正當的席位，這實際上是就世界文明的歐洲化運動而言的，因為近代民族國家是歐洲文明內部演進和歐洲殖民擴張的產物，且以民族國家為特徵的近代世界秩序的主導者正是入侵東亞平原的歐洲日爾曼人。
從這一意義來看，即使徐中約的意見，也並不能解釋所有發生在中國的現象，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那次運動，是無政府 主 義度氾濫的結果，它與中國傳統並無太大關係，也不是西方文明的主流傳統。
用費正清的意見來解釋一些複雜問題時，儘管可以很好地將中國人面臨的艱難選擇做簡單而又合理的處理，但這一意見的假定前提，是中國社會存在著一種惰性的力量，言下之意是說中國傾向於固守自身的傳統而消極地對待西方化，只有外部壓力較大時，才被迫做出臨時的應對。
這樣的理解顯然不如徐中約積極，但未必不是一箇中肯的意見。至於這種略帶消極的態度與近代中國人前赴後繼企圖抵抗西方影響的努力之間的關係，便很難做出判斷了。
如果對比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西方入侵後中國人對自己的看法，會給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它反映的是因文化和觀念的不同而產生的觀察差異，尤其是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人對中國的理解，代表著啟蒙時代歐洲人尋求突破自身侷限的積極立場。
伏爾泰曾經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因此，他認為，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伏爾泰甚至感慨，在歐洲各國還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時候，中國人已經能夠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國那樣的國度為憾。
相對來說，孟德斯鳩則是從制度而不是思想文化角度來認識和評價中國的帝制政體：
中國計程車大夫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義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那些不以禮而以刑治國的君主們，就是想要藉助刑罰去完成刑罰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樹立道德。一個公民，因為喪失了道德的觀念，以致違反法律，刑罰可以把他從社會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喪失了道德觀念的話，刑罰能把道德重新樹立起來麼？刑罰可以防止一般邪惡的許多後果，但刑罰不能剷除邪惡本身。因此，當中國政體的原則被拋棄，道德淪喪了的時候，國家便將陷於無丨政丨府丨狀態，革命便將到來。
因此，中國並不因為被征服而喪失它的法律。在那裡，習慣、風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個東西。人們不能夠一下子把這些東西都給改變了。改變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變，就是被征服者改變。不過在中國，改變的一向是征服者。③
在法律和道德的關係範疇，中國與歐洲的觀念差異是明顯的。
這一差異反映在政體和制度上，正如孟德斯鳩所說，當所有中國人都喪失了道德觀念的時候，以道德為基礎的政體便會失去支援而使國家陷入無丨政丨府丨狀態。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士紳共同體超越政體的道德精神，總是表現為一種恢復大一統國家秩序的堅定努力，這恰恰正是帝制歷經20多次改朝換代而仍然可恢復生機的直接原因。
然而，西方入侵與蒙丨古丨人佔據中原及滿丨清丨入丨關成為華夏共主的情形並不相同，西方人不僅僅是要擭取中國的財富，而是按照殖民主義邏輯欲像控制殖民地那樣對中國施加全方位的控制，以圖謀瓦解中國並分而治之。
根由於中華民族基本特性的農業－士紳體系的社會文明，面臨著歐洲商業－軍事體系文明的挑戰時，壓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此巨大壓力，可用李鴻章 1874 年在《籌議海防摺》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④
李鴻章判斷“以成法制之”，猶如“醫者療疾不問何症”，難以見到成效。李鴻章已經洞悉了此局此症的實質，此症的關鍵乃是強敵麋集，“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外患之乘，非過往那些域外悍馬驃騎，可憑中土水陸關隘予以限制，而我卻“欲以成法制之”，遂致東南海疆萬餘裡為強敵所控；割地賠款猶可隱忍，但其視我國民為東亞病夫，可由其在京師及各省腹地來往自如，欲奪欲取，實為大患。其中，強敵入室是“局”，吞噬之患為“勢”。尤其是，此一局勢，與五丨胡丨亂丨華、金遼丨掠地、蒙丨元佔土、滿丨清入關不同。金遼蒙滿各族，畢竟與華夏共處一土且受漢風薰染，攻強伐弱，原是習常，彼此日久既可相安相容；然歐洲人在我海外萬里，又自視高於我華夏諸民，面對其“吞噬之計”，該當如何應付？
戊丨戍丨變丨法前，一如鄭觀應所言，“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見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⑤對此，洋務運動者秉承魏源“制夷”策求船堅炮利，鄭觀應等亦按此原則，提出“西人以商為戰，……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⑥的策略，而康有為的主張是改丨制丨變丨法。改制變丨法不幸夭折後，對此反思最深的應是梁啟超，他提出新民說和少年中國論，並有嚴復等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作為呼應。但求新民非一時一日之功。這使得更為激烈的革命方式成為一種選擇。
然而，不論何種策略，無不包含著一個預設的認識前提，即老舊中國以農為本的國策、以道德教化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原則、以宗族共同體及天人合一理念為基礎的國體、以文官主治的官僚體系等“成法”及“古方”，被認為難以應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需要改制和變法。
由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方針開啟的洋務自強運動，希望透過引進西方的工商業特別是軍事工業以求富國強兵，但其成果和希望被甲午戰爭慘敗所擊碎；這引發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將自強運動導向“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的國體改制上來，但匆匆百丨日丨維丨新丨變丨法，尚未觸及國體基本制度，便告終止，如何改丨制和變丨法再次成為一個難解的課題。而 1901－1911 年間推行的新政，則是一種遲到的社丨會丨變丨法丨試驗。
【本文完】
註釋
①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第9頁。
②［美］費正清著，張沛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遷，第 230 頁。
③［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第 313－314 頁。
④翦伯贊等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上冊），第 332 頁。
⑤翦伯贊等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下冊），第 12 頁。
⑥鄭觀應著，盛世危言之商戰、商務，第 297－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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