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故宮博物院十大鎮院之寶
瀋陽故宮又稱盛京皇宮，為清朝初期的皇宮。瀋陽故宮始建於清太祖天命十年，建成於清崇德元年，距今近四百年曆史。它不僅是中國僅存的兩大皇家宮殿建築群之一，也是中國關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築群。清朝遷都北京後，故宮被稱作陪都宮殿、留都宮殿，後來就稱之為瀋陽故宮。共經歷努爾哈赤、皇太極、乾隆三個建造時期，歷時158年。 建築100餘座、500餘間。 入關以後，康熙、乾隆、嘉慶、道光諸帝，相繼十次“東巡”時作為駐蹕所在。
2004年瀋陽故宮作為明清皇宮文化遺產擴充套件專案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17年，瀋陽故宮博物院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
2006年瀋陽故宮博物院曾經評選出的十大鎮館之寶包括：
一、努爾哈赤劍
努爾哈赤劍，是至今儲存下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珍品，也稱“清太祖高皇帝御用劍”。寶劍為鐵質，全長八十釐米，銅劍首為海棠葉形，正反兩面，中間開光人物。
正面開光的圖案為：中央有一個頭戴翹翅烏紗帽，身穿補服的官員，左有一童捧琴，面向主人，右有梅花，雙鹿昂首鳴嘶，背景為松樹；背面開光部分圖案，中間為一頭戴翹翅烏紗帽、身穿補服的官員，左有琴童，右為回首仙鶴。這些圖案，寓意劍的主人，“添（天）官賜福”、“松鶴延年”、“多福多壽”、“福祿（鹿）雙全”、“加官進爵”。
劍鐔，即古代劍柄的頂端部分，為雙層銅片焊成，鐔首各有龍頭一，張口垂手，即垂首睚眥雙龍頭形，兩龍頸相接處，呈橢圓形，其開光處均有紋飾，正面為鯉魚躍出海面，太陽正在升起的“鯉魚躍龍門”；背面為玉兔臥於殿頂，回首望月的“玉兔東昇”，象徵著日月乾坤；兩側各垂一“睚眥”（睚眥為傳說中的龍生九子之一，性好殺，多用在兵刃上做“吞口”，或刻在盾牌上，用以威懾敵人）。
寶劍未開刃，劍鞘為木質，外蒙沙魚皮，鞘身從劍頭入口處到劍鞘尾端止，距離不等的鑲有七道護鞘銅箍，在五至七箍間，也就是鞘身的顯要位置上，也有一個用銅片鑄成的動物紋飾，這個紋飾形象十分奇特，與傳統的器物上的紋飾不太一樣：看其正面為俯臥狀，兩爪前伸，與下頦齊，圓眼平吻，頭上有鬣（即獸類脖子上的長毛），前身寬大，後身與下肢則成曲浪式龍蛇狀，從形象看，這是一個想象出來的陸上用四肢行走的哺乳動物與爬行動物的混合體。
從這個動物的上半部看，前肢粗大，五趾有力，頂顱有鬣，是獸中之王——虎的造型；其下肢及後半身呈爬行動物狀，是當時龍的造型。這種合龍虎為一體的圖案，可以稱之為“龍虎紋”，其劍也可以稱之為“龍虎紋寶劍”。此劍原有鹿皮條，上面寫有滿漢文字，漢文是：“太祖高皇帝御用劍一把，原在盛京尊藏。”可見這把劍在清朝入關後，曾移放在北京，後來又送回盛京。
明初，女真分為四大部，分別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明政府為了統治女真等族人民，洪武八年，設定遼東都指揮使司，總轄東北地區的軍政。到永樂七年，又設定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轄黑龍江下游地區， 建州女真就隸屬於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轄範圍。明正統七年，建州女真被明政府分為建州衛、建州左衛和建州右衛，合稱“建州三衛”。
明嘉靖三十八年，努爾哈赤出生在赫圖阿拉建州左衛一個小部酋長的家裡。明永樂十年，明成祖封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從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至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均承襲建州左衛指揮使之職。
因建州女真諸部中的阿臺部屢犯明廷邊境，明萬曆十一年二月，明遼東總兵李成梁率兵攻打阿臺駐地古勒寨，但損兵折將，久攻不克。建州女真蘇克素滸河部的圖倫城主尼堪外蘭主動做嚮導，引導明軍攻打古勒寨。
阿臺的妻子是覺昌安（努爾哈赤的祖父）的孫女。覺昌安見古勒寨被圍日久，想救出孫女免遭兵火，又想去勸說阿臺歸降，就同他的兒子塔克世（努爾哈赤父親）到了古勒寨。明軍攻城益急，覺昌安和塔克世父子都被圍在寨中。
明軍攻城不克，遷怒於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害怕，到城下高喊，誰殺了阿臺，遼東總兵李成梁就封誰為城主。阿臺部下有人信以為真，便殺死阿臺投降。李成梁在古勒寨降順後，引誘城內人出來，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勿論。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在混亂中也被攻陷古勒寨的明軍誤殺。
明萬曆十七年，按條例，明朝命努爾哈赤升任建州衛都督僉事、左都督。明萬曆二十三年，他因抗倭“保塞有功”，晉升龍虎將軍。進京後，努爾哈赤從明帝手中接受了“龍虎將軍寶劍”、冠帶、敕書和其他賞賜。
明代對地方官員的等級的規定是，世官九等：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正千戶、付千戶、百戶、試百戶、所鎮撫；流官八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都指揮使、都指揮僉事正留守、付留守。努爾哈赤“坐授左都督”是流官八等中的第一等，龍虎將軍屬於“武官”中的正二品。明廷授努爾哈赤龍虎將軍是一種破格的待遇。按明朝的規定：武官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升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而努爾哈赤沒有經過驃騎將軍和金吾將軍的階梯，一下子就授升龍虎將軍，可見明政府對努爾哈赤在抗倭保塞中的表現是十分滿意的。在女真人中，只有他外祖父王杲曾得到過明政府這種最高褒獎。
這把寶劍為國家一級文物，但經專家考證，此劍並非為斬殺所用，而是用於指揮作戰，並且從該劍劍身所鐫刻銘文來看，乃是努爾哈赤當年臣服於明朝時，明朝所賜之物。但有清一代，清朝官方對努爾哈赤七次朝貢明朝之事堅決不承認，清朝官方一直宣傳明清是對等關係，民間敢有私言清朝祖宗曾朝貢明朝者必然是下獄問罪。而明清鼎革的原因，清朝官方強調我們大清和歷代造反作亂奪天下完全不同， “我大清兵馬南下，為爾等報君父之仇而來。然江南半壁無主，不忍看錦繡天堂淪為權臣藩鎮之禍，我大清順天應人故而納之”，可龍虎將軍劍的出土，從實物上佐證了清朝就是明朝管轄範圍內的部落酋長，證明了清朝奪天下和歷代王朝更替並無不同，都是造反。
據史料記載，清乾隆年間，太祖努爾哈赤御用寶劍被附以一個約一尺長的白色鹿皮條，其上用滿、漢兩種文字楷書豎寫太祖追諡之號及寶劍尊藏地點，其滿、漢對照文字為：“太祖高皇帝御用劍一把，原在盛京尊藏。”由此可見，這把寶劍也曾珍藏在北京，後來又被送回盛京（瀋陽）。
新中國成立後，努爾哈赤御用寶劍受到很好的保護，成為國內僅存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御用器物。
二、皇太極御用腰刀
皇太極腰刀皇太極腰刀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御用之物，是清初以武力開國的物化象徵。皇太極是努爾哈赤的第八子，大金國的第二代汗王，也是清朝的締造者和創始人。他自幼跟隨父汗起兵，東征西討，屢立戰功。皇太極隨身佩帶的御用寶刀，陪伴他從少年榮升為貝勒，直至繼承父親汗位，並坐上開國皇帝的寶座。
皇太極御用腰刀，是21世紀初所知極少幾件清初帝王實用兵器之一。腰刀全長約為一米，為精鋼打造，已經開刃，且刃部十分鋒利，刀身雙面皆制有兩道長條形凹槽，塗以硃紅色顏料，應為搏殺時的致命血刃。不論刀身還是刀裝，其上乘製造工藝十分罕見。
刀身是傳統的單刀造型，總體呈細長的柳葉形狀，刀柄外側以實木雕刻成方稜形狀，其上用幾股絨繩編結纏繞，以增加手柄的握力。柄首飾鏤空鎏金龍紋，鞘木質，外包鯊魚皮，上置銅環兩個，銅箍四個，每個箍上均飾鏤空鎏金龍紋。
清崇德八年，皇太極崩逝於盛京清寧宮，伴隨他南征北戰的這把寶刀從此與主人隔世分離。它與努爾哈赤的龍虎寶劍等作為祭品，存放在今天位於北市場的皇寺廟中。從那時算起，距今已有三百七十年了。
到了清乾隆年間，乾隆帝特命人對先帝御用器物加以修復，併為各件物品製作了特殊的皮條或黃籤，在其上書寫列帝廟號尊諡，以此確保宮中舊藏不致失傳。太宗御用腰刀上有漢、滿文字：“太宗文皇帝御用腰刀一把，原在盛京尊藏”。從題簽可知，此腰刀原藏在盛京皇宮，乾隆中期曾移藏北京皇宮，後又移回盛京皇宮。
新中國成立後，皇太極御用腰刀由皇寺移入瀋陽故宮收藏，成為其所藏清初時期的珍貴文物。1993年，清太宗皇太極御用腰刀因其具有特殊歷史價值，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三、皇太極御用鹿角椅
《清太宗實錄》記載了皇太極獲取麇鹿的一段史事；公元1631年，即後金天聰五年，皇太極親自領兵去遼西攻打大淩河城，駐蹕在大淩河城對面的一座山上，在山上搭蓋黃幄和黃布城。皇太極在此指揮官兵，用剛剛製成的紅衣大炮轟擊大淩河城。只見炮聲隆隆，硝煙瀰漫，震動山谷，山中野獸受驚嚇四處逃竄，這時，一隻大鹿竟然跑進皇太極大帳所在的黃布城內，不知所措地四處張望。皇太極將這隻大鹿的到來看成是奪取大淩河城勝利的徵兆，於是將它捕獲。
按照女真族興起之初的民俗情況來看，當時人們在野外狩獵、駐營期間，如果意外獲得走獸或飛禽，他們往往將此視為吉兆，認為是上天恩賜，所得獵物除食用外也常將角骨予以保留。因此，皇太極此次於大淩河御營中所獲大鹿之角，很有可能被當作吉祥之物帶回瀋陽，在宮內製成了皇太極御用鹿角椅。
清皇太極御用鹿角椅製作於後金天聰至清崇德年間。距今已有三百八十餘年。質地為角、木結構。全椅通高119。2釐米，靠背長63。2釐米，鹿角圍長184。5釐米，左角長93。5釐米，右角長91釐米，椅座高57釐米，椅面長82。8釐米、寬52。7釐米。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師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態，巧妙地將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
而鹿角外展的四個支叉作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兩扶手。另在後靠正面和兩側各增加一個木靠背和兩根支柱，以支撐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個尖狀的角枝，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刀劍，圍護在座椅的周圍。椅下部為木質，椅面呈長方形，椅心以棕繩編織；椅下四腿外加罩護板並浮雕花卉圖案，塗以金紅色漆面，椅腿下部為四足託泥式；椅前下部有木質腳踏。
皇太極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著乾隆皇帝御製詩一首，是乾隆十九年第二次東巡盛京，拜謁祖宗山陵之後，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後，不禁詩興大發，遂賦詩抒懷，其詩曰：“彎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龍；七寶何須羨，八叉良足供；庫藏常質古，山養勝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 ”落款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筆”下方為乾隆連珠方印一枚。字為陰刻，所刻詩句均有貼金，顯得輝煌奪目古樸明朗。
四、後金天命雲板
古時，雲板在王公貴族、官宦士紳之家使用時，按實際情況具有較多的實用方式，如傳事、報信、奏聞，和發出集眾的訊號等。
雲板原是木製的，是寺院裡用來報時和用齋時召集眾僧時敲擊的器具，元代以後逐漸成為官府、富貴人家報事、報時或集眾的響具。到了明代開始用於軍事報警。後來，板也有用銅和鐵做的，所以“板”也可以寫作“鈑”字。據說，這事與宋太祖趙匡胤有一定關係。《俗事考》中記載：“宋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這個意思是說，宋太祖打仗打怕了，一聽戰鼓聲便有些膽寒，於是將戰鼓改為金屬器具，雲板也就此產生了。
後金天命雲板鑄造於後金天命八年，距今已有三百九十餘年，它是用生鐵一次性澆築而成，為當時駐城八旗官兵報警傳令所用。雲板全高55。5釐米，厚1。2釐米，重12。5千克。上、下部分均呈雲朵形狀，板身為長條形。雲板上部有一圓孔，為穿系掛繩所用，一面鑄紋較少，僅在下部雲頭內鑄有少量花卉紋飾；另一面鑄有文字和花卉圖案，上下雲朵表面鑄卷草花紋，雲頭內各鑄有一朵凸起花卉，兩面下部中心均為圓形敲擊凸點，周圍飾有花瓣紋。板身中部一面鑄有漢文字，右側為楷書雙勾體“大金天命癸”，左側為楷書陽文“亥年鑄牛莊”，兩行字底下有楷書陽文“城”字。
清朝曾經稱“金”，史稱“後金”。1636年，皇太極將國號改稱為清後，為消除民眾對金朝的惡劣印象，幾乎把與“金朝”字樣有關的東西都毀掉了。而這塊雲板可確鑿地證明，清朝曾自稱“金”或“大金”。它對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具有十分重要的印證價值。
據《滿文老檔》記載，天命三年九月初四凌晨，明軍偷襲清營，被清兵發現，立即敲響雲板報警。雲板警報從一個墩臺傳送到另一個墩臺，最終傳送到新賓的赫圖阿拉城。努爾哈赤聞聽雲板報警後，立即率兵出擊。
當時努爾哈赤也給護衛親兵制定了值班制度：“巴牙喇（護衛親兵）之值班人等，待門開後始得入座。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內，守門人亦不得入內。（值班人等）坐於門，鳴板召之，乃入。鳴板畢，即出……”這裡的鳴板，說得就是雲板。
為了使雲板發揮更大的作用，天命六年十一月，努爾哈赤又對報警方法做出更具體的規定，即發現敵軍一二百兵時，舉一旗、放一炮、打一聲雲板；有一二千兵時舉二旗、放二炮、適當地快打雲板；有上萬敵兵時舉所有的旗、連續不停地放炮和打雲板。從而使雲板的報警制度更加完備、實用。據《滿文老檔·太祖檔·天命六年十一月》記載：“若偵知敵軍，須向外發炮，揚纛（大旗），擊雲板。”
瀋陽故宮的這塊後金天命雲板與曾在牛莊邊臺上使用，到了清朝末年它被存放在了牛莊巡檢衙門裡。民國時期有人現了這塊雲板的價值，於是在1922冬天將它送到海城他山公園保管。後來日寇入侵，社會動盪不堪，雲板不知為何成為附近一所小學報時的鐘，每當上下課的時候，學校工友就要“鐺、鐺”地敲上幾下。1955年，瀋陽故宮工作人員來海城徵集文物時意外地發現了它，於是用一個新買的手搖鈴鐺換回了這塊雲板。後金天命雲板現為國家一級文物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館院，也是該院十大鎮館之寶之一。
五、金代交龍鈕大鐘
金代交龍鈕大鐘，鑄於金天德三年，重達6000斤，距今已有八百六十餘年，現為瀋陽故宮博物院的十大“鎮館之寶”之一。鐘上部呈圓形，頂部鑄有單環形雙螭龍鈕。鐘錶面鑄有四組陽文橫向雙環形線和多組豎向雙道短線，中層一區內豎向陰刻銘文，楷書16行共175字，記載的是鑄鐘經過和匠人、僧人名字。鐘的底部口徑稍大，鑄成六個弧形波紋。全高210釐米，下口徑125釐米。清崇德二年，大銅鐘懸掛於鐘樓之上。
金代交龍鈕大鐘很有來歷。公元999年，遼兵大舉伐宋，將關內樂壽縣覺道寺裡的寺鐘作為戰利品運回中京大定賜給了當地的感聖寺。1121年，金兵伐遼，大鐘毀於戰火。三十年後，金朝下令重鑄大鐘。在此後數百年的時間裡，這口大鐘輾轉各地，最後流落到遼南蓋州。公元1621年，努爾哈赤奪取遼東到蓋州巡視之際，有人將這口金代大鐘作為貢品獻給他。努爾哈赤認為大鐘是他祖宗的遺物，非常看重，並將大鐘運到遼陽。翌年，努爾哈赤在遼陽建造東京城，就將大鐘放進城裡。公元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又將大鐘搬到了瀋陽珍藏。清崇德二年，皇太極建成盛京鐘樓、鼓樓後，這個大鐘便被請進了鐘樓，成為“盛京定更鳴鐘”。當時的鐘樓位於今天的朝陽街與中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與設立在正陽街與中街路十字路口的鼓樓遙相呼應，成為盛京方城內一大景觀。
清初時，老百姓家裡很少有鐘錶，因此，鐘樓、鼓樓便成為全城的計時系統，住在城內的王公大臣也好，平民百姓也罷，足不出戶聽到擊鼓、鳴鐘便知道到了哪個時辰了。每天一到黃昏，即晚上十九時，盛京城便八門緊閉，鐘鼓樓上先擊鼓，後鳴鐘，這叫起更。隨後，每一個時辰，即兩個小時鳴鐘一次，八門上的守城人也相繼敲梆鳴鑼。從二更到五更，只撞鐘不擊鼓，以免影響人們休息。到了亮更，則先擊鼓後撞鐘，表示起床時間到了。百姓們以鐘聲為準起居勞作，文武官入朝也以鐘鼓聲為準，聽到三更鐘聲起床，四更鐘響趕到午門外集合，五更時他們就魚貫入朝。亮更之後，瀋陽城門便大開，行人商賈擁進城來，喧鬧的一天又開始了。
民國期間，由於大量西洋鐘錶的湧入，鐘鼓樓漸漸失去了報時的作用，而這時，鐘樓上的大鐘擔當起傳報火警的責任。當時規定，以中街為中心，東邊火起，鐘敲三下；西邊失火了，鐘敲四下；五下是南邊；六下是北邊。鐘響七下，火警緊急。鐘響八下，平安無事了。
1929年，瀋陽城擴建，為便利交通，鐘鼓兩樓被拆除。這個金代大銅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便移存到了瀋陽故宮內收藏。1931年6月17日，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三個月，為了擴建瀋陽城，以便利交通，當時的瀋陽市政公所開始拆除鐘鼓兩樓，並將金代大銅鐘移送到了瀋陽故宮收藏。
六、清郎世寧《設色竹蔭西狑圖軸》
郎世寧原名朱塞佩·伽斯底裡奧內，聖名若瑟，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畫家，義大利米蘭人。清康熙五十四年來中國傳教，隨即入皇宮任宮廷畫家，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國從事繪畫五十多年，並參加了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工作，為清代宮廷十大畫家之一。郎世寧擅繪駿馬、人物肖像、花卉走獸，風格上強調將西方繪畫手法與傳統中國筆墨相融合，受到皇帝的喜愛，也極大地影響了康熙之後的清代宮廷繪畫和審美趣味。
根據《滿文老檔》記載，太祖努爾哈赤曾被明軍追殺，因戰馬相繼累死，所以藏身於草叢中。明兵找不到人便放火燒草叢。就在大火即將燒到努爾哈赤時，身邊的黃犬捨身相救，用沾滿泥水的身體壓滅火焰，最終倒地身亡。自此以後，滿族宮廷中即有了敬犬的傳統。滿清入主中原後，將這一習俗帶入了紫禁城，並在有清一代相延未絕。不僅設定了專門的養狗機構，還設“管理養鷹狗處大臣”、“養狗處統領”等專職官員進行管理。而清朝皇帝多愛狗，為迎合皇室的喜好，宮中的西洋畫師創作了大量的犬圖，《竹蔭西狑圖》即為其中的傳世精品。
西狑，就是西洋獵犬的意思，因身體瘦長，也叫細犬。《竹蔭西狑圖》長246釐米，寬133釐米。本幅繪畫所使用的細絹為清宮廷在江南織造所特製，質量上乘，作工精緻，尺幅巨大。畫面上除了正視前方的獵犬外，還用濃重的顏色描繪出翠竹二株，以及繞竹纏綿的瓜藤；瓜藤藤蔓上結出數枚瓜實，有的青澀稚嫩，有的則開裂露肉，甚至吐出種子，留下殘種墜墜欲滴；畫面下部繪成淺綠色平緩坡地，稀疏生長著數株花草，將高大的黑白兩色獵犬襯托得更加強悍和矯健。圖右上角鈐蓋著“怡親王寶”朱文方印，說明這幅作品曾在當時的怡親王府裡珍藏過，是雍正皇帝賞賜給十三弟允祥的。
畫面主體是一隻西方品種的良犬，身量細長，目光機警而溫和，作者刻畫得極其細緻，連眼睛中的細微明暗變化，犬口部細細的毫髮，甚至犬身上體表微現的脈絡都被一絲不苟地表現出來。在犬周圍，散生著一些小草，野花等，左端是苦瓜繞生的兩竿翠竹，亦是極盡工整細緻之能事，不僅明暗、紋理等被刻畫得十分清晰，甚至可以辨認出花草的種類。
《設色竹蔭西狑圖軸》就是郎世寧鑽研出新技術後，一氣呵成畫出的精品，所以十分珍貴。而在風格上，這幅畫更是中西合璧，有很獨特的韻味，被認為是具有鮮明的郎世寧風格的作品。
七、清王翬設色《康熙南巡圖》第二卷
《康熙南巡圖》是以康熙皇帝南巡為題材的大型歷史圖卷，共十二卷，各卷均高67。8釐米，長短不一，長者2600餘釐米，短者1500餘釐米，總長213米。其展現了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從離開京師到沿途所經過的山川城池、名勝古蹟等。
根據史料記載，康熙即位後，於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六年的二十四年之間，先後進行六次南巡。《康熙南巡圖》是於康熙二十八年，在康熙皇帝玄燁第二次南巡的兩年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駿業的主持下，畫卷開始繪製，所繪人物萬餘，牛、馬、犬、羊等牲畜數千，江河山川、城池衙署、衢街閭閻、典當商行應有盡有。畫家在描繪時，將皇帝南巡所經過的地方和事情如實地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反映了當時的一些風土人情、地方風貌及經濟文化景象，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生產勞動。畫卷中，康熙皇帝由北京出發，經山東入江蘇，到蘇州、南京，再到杭州，最遠渡過錢塘江，到達紹興。
康熙南巡圖分為正本和畫稿本兩個版本。畫稿版本又被稱為粉本、稿本和手卷。康熙南巡圖稿本早於正本形成，稿本先呈康熙皇帝御覽同意後，再畫正圖，經過三年有餘，方告完成。
稿本與正本在畫法，構圖和景緻上存有一定差異，但均為十二卷，正本為絹本，稿本為紙本。此套稿本存世甚少。目前可確定的《康熙南巡圖》稿本僅存三卷半，其中較完整的三卷，分別藏於北京故宮、南京博物院和瀋陽故宮，而另外半卷殘本，則由私人藏家收藏。
瀋陽故宮的《康熙南巡圖》第二卷以紙本、小青綠為主繪製，手卷包首以黃色錦地花綾布製成，上以楷書撰題簽：“聖祖仁皇帝南巡迴鑾圖，第二卷”，其下另題小字“宋駿業進呈，王翬制”。所繪內容為康熙南巡途經江寧直至瓜洲回京路程圖。康熙的龐大船隊，掛白帆，順江而下，直至瓜洲城（今揚州南）。畫卷由南京南部雨花臺起畫，經報恩寺，近抵江寧城郊。沿途望村居、看水榭、經鬧市、過碼頭，越無數山石、湖汊，轉入長江。途經雨花臺、報恩寺、水西門、旱西門、石頭城、弘濟寺、關帝閣、燕子磯、劉家山、紗帽洲、郭璞墓、金山、瓜洲城等多處。從中可以看到大量反映當時風土人情、地方風貌以及經濟文化繁榮的景象。
在清代，此類《康熙南巡圖》畫卷是為最高統治者樹碑立傳的作品，畫面都以皇帝為中心逐步展開。作者在描繪時，必須將皇帝南巡所經過的地方和事情如實地表現出來。當時宮廷畫院雖然聚集著很多畫家，但仍無法完成此類作品。為了要把“南巡盛典”記錄下來，康熙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求並選拔繪畫能手來繪製《南巡圖》。御書處辦事刑部員外郎宋駿業向康熙推薦了他的老師王翬。此時王翬六十歲，正是技藝成熟、創作旺盛的時期，得到了康熙的首肯。隨同王翬到京師作畫的還有他的弟子楊晉，此外還集中了宮廷內外的許多名家高手，如冷枚、王雲等畫家均參與了創作。王翬採用長卷形式來描繪皇帝南巡盛舉，且每卷畫獨立成幅。雖然畫中記錄的是多日的內容，但由於採用長卷，因而保持了路線和情節的連續性，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在創作過程中，素材的選取、構圖的規劃是由王翬完成，區域性的細緻刻畫是由其他畫家完成。繪製完成後，康熙非常滿意，賜書“山水清暉”與王翬以示嘉獎，並提出賜官，但被其婉言謝絕。
《康熙南巡圖》堪稱當時最長的宮廷畫卷珍品。根據宮廷繪畫特點，該畫卷同樣一律不落這些畫家的款印。晚清傾覆以後，一說第五、六、八卷由宮中散失下落不明，第二、四卷現在典藏於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第三、七卷現在典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其餘各卷仍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典藏。
王翬清代畫家。字石谷，號耕煙散人、劍門樵客、烏目山人、清暉老人等。江蘇常熟人。出身繪畫世家，幼承家學，初學畫於張珂，後又得到王鑑、王時敏指點。擅山水，初摹黃公望，後廣泛師法唐宋元明諸家，轉益多師，加以發展變化，形成個人風貌。曾說“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其畫筆墨功底深厚，長於摹古，幾可亂真，但又能不為成法所囿，部分作品富有寫生意趣，構圖多變，勾勒皴擦渲染得法，格調明快。在四王中比較突出。其畫在清代極負盛名，康熙三十年奉詔繪製《康熙南巡圖》，三年完成，得到皇帝的褒獎，被視為畫之正宗，追隨者甚眾，因他為常熟人，常熟有虞山，故後人將其稱為虞山派。
八、清雍正款青花紅龍大盤
雍正朝是清朝瓷器製造業最高峰的時期。此件器物為雍正時期的宮廷御用器。盤高8。7釐米，口徑47。4釐米，底徑27。6釐米。此盤為雍正時期較大件器，胎質細膩，造型規整。
此盤斜沿圈足，胎質細膩，造型規整，釉色純正。全器由深藍色青花、橙紅色彩釉組合製成，盤口內沿為青花留白海浪紋，內壁刻畫四條紅釉行龍，身繞火焰，在青花流雲之中相互追逐，每龍神態各異，獨具特點，或前望或回首，或引頸或昂頭，或象鼻或魚尾，或張臂或展翼，或五爪或三足；盤心為一條紅色五爪正龍，在青花繪製的海水中環繞追逐一紅色火焰珠；盤口外沿、底足之上均有青花雙圈，外壁紋飾圖案與內壁彩繪完全相同；盤底部中心有青花雙圈，內為楷書“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兩行款。此盤為雍正朝所造較大器物，是標準的宮廷御用之器，其青花和紅釉均為雍正時期典型釉色，而盤面精湛的紋飾圖案也讓人感受其藝術之美。該盤現為瀋陽故宮博物院國家一級文物，十大鎮館之寶之一。
九、清乾隆款嵌琺琅纏枝花卉缽
在中國古代，由於琺琅器最初從大食國（大食為唐宋時代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總稱）傳來，因此稱之謂“大食窯，鬼國窯”。琺琅又稱佛郎、拂郎、發藍，是以礦物質的矽、鉛丹、硼砂、長石、石英等原料按照適當的比例混和，分別加入各種呈色的金屬氧化物，經焙燒磨碎製成粉末狀的彩料後，再依其琺琅工藝的不同做法，填嵌或繪製於以金屬做胎的器體上，經烘燒而成為琺琅製品。琺琅的基本成分為石英、長石、硼砂和氟化物，與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屬矽酸鹽類物質。中國古代習慣將附著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稱“釉”；附著在建築瓦件上的稱“琉璃”；而附著在金屬表面上的則稱為“琺琅”。
缽，也作“缽”，是洗滌或盛放東西的陶製的器具，形狀像盆而較小的一種陶製器具，用來盛飯、菜、茶水等。一般泛指僧人所用的食器，有瓦缽、鐵缽等。一缽之量剛夠一僧食用，僧人只被允許攜帶三衣一缽，此缽則為向人乞食之用。
瀋陽故宮博物院珍藏著數萬件文物，其中有琺琅器數百件，大多為清中晚期所制，在眾多琺琅器製品中，以這件清乾隆款掐絲琺琅纏枝花卉缽最為著名。
嵌琺琅纏枝花卉缽為清代乾隆朝創新制造的大件陳設品。這件纏枝花卉缽，斂口，鼓腹，圜底，口沿突起鎏金。口徑為30釐米，腹部最大徑54釐米，高33釐米。此缽之碩大，絕非常見的僧侶化緣所用的缽，而應為陳設於佛堂之用。
此缽口沿下由外藍內紅構成一圈如意雲頭圖案，間以白色圓弧相襯，色彩明快。缽身為淺藍色地，佈滿捲曲纏枝花紋，花紋以雙線技法精細勾勒。腹部為中心紋飾，由綠、黃、紅、藍、白等顏色琺琅釉繪製的法螺、法輪、寶傘、白蓋、蓮花、寶罐、金魚、盤腸傳統佛教八件法器，八寶之下各有一朵盛開的番蓮，紅、白、黃色花瓣構成巨大的番蓮花擎託著其上的八寶，寓意“蓬託八寶”，如意吉祥，反映了乾隆時期對佛教的崇敬。缽底部為紅、黃、藍、白四色雙層荷葉紋，掐絲制荷葉脈絡，似盪漾在微波之中，異常生動。
此缽通體由精細的掐絲琺琅工藝製造，清乾隆時期是琺琅器發展的一個轉折點，琺琅器的釉料在原有顏色的基礎上又出現了粉紅、銀黃、菜葉綠等新的釉色品種。此缽底部有“乾隆年制”款，是由紅、黃、白、藍四色蓮瓣圖案環抱著，就像一朵多彩的蓮花托起金色的花蕊。從中可清楚地看出，藍與白、紅與黃之間分隔線非常明顯，幾乎沒有過渡。這是乾隆時期琺琅製品存在的普遍情況，乾隆之後這種情況逐漸改變，其顏色的過渡也趨於自然。底款字型粗壯，剛勁有力，光素鎏金，極顯皇家氣派。
乾隆時期的琺琅器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對製作技術的掌握和控制都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此器現為瀋陽故宮博物院琺琅器藏品中唯一一件國家一級文物。
十、清乾隆御筆“紫氣東來”金漆趕珠龍紋匾。
“紫氣東來”匾是懸掛於瀋陽故宮最高建築——鳳凰樓正門的金漆九龍鬥匾，由清高宗乾隆皇帝親筆御題，見證了清代盛京皇宮、盛京城乃至清王朝的興衰歷史。
該匾為木雕髹漆、鑲銅字製成，匾外框浮雕雲龍圖案，九龍之首採用圓雕工藝，生動靈活；匾面刷洋藍，其上鑲銅板製成的大字：“紫氣東來”，文字中央上部鑲朱文篆書“乾隆御筆之寶”印璽。
鳳凰樓建於清太宗天聰年間，為黃琉璃瓦綠剪邊、重簷三滴水、圍廊、歇山式建築，是皇太極及后妃議事、讀書、小憩和宴會之所。清朝入關後，這裡曾恭貯《五朝聖訓》和《實錄》（後移貯崇謨閣）。從乾隆十五年起，這裡便開始存放清歷代帝王和后妃的畫像（後移往敬典閣）。
據介紹，此匾由清宮內務府製造，乾隆二十二年由京師送至盛京，一直懸掛於鳳凰樓下，成為盛京地區著名的歷史文化景觀。後因清理、保護收藏於瀋陽故宮“匾額館”展廳。乾隆御筆“紫氣東來”匾見證了清代盛京皇宮、盛京城乃至清王朝的興衰歷史，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
清乾隆帝先後四次東巡盛京皇宮，御製了大量詩文，但絕大多數真跡已不復存在。這塊金漆趕珠龍紋匾，已高懸於鳳凰樓上近三百年，目前存世僅一份。在北京頤和園萬壽山東麓的紫氣東來城關、承德避暑山莊等地也可見乾隆所寫的“紫氣東來”匾額，但那些都是模仿乾隆帝御筆的。瀋陽故宮這塊才是母本，是貨真價實的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