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讓世界看到中國兒童文學

曹文軒：讓世界看到中國兒童文學

殷健靈 朱凌

並不刻意考慮孩子需求

在中國文壇，曹文軒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作品被定義為兒童文學，但他並不為特定的兒童寫作。多年來，他以“追隨永恆”抗衡風雲變幻的種種潮流，他甚至很少寫當下生活。從《草房子》到《青銅葵花》《丁丁當當》系列，他的作品營造了讓人耽迷流連的超脫於現實之上的文學世界，他的至純至美的兒童文學作品贏得了無數孩子和成人的喜愛。

星期天夜光杯：您曾評價自己不是一個典型的兒童文學作家。您在寫作的時候，更多的是在考慮什麼？您如何定義自己的讀者？

曹文軒：我在寫作的時候，並不刻意考慮是為誰而寫，主要考慮的是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它必須是一件藝術品。我的讀者，大約有三分之一是成年人，三分之二是孩子。我很喜歡這樣的狀態。我是用了兒童的敘事和兒童的視角在寫作，寫的是兒童也可以讀的作品，但並不是特意為兒童而寫。在我的作品中，成年人能夠感受到美學的境界，而孩子讀到的是精彩的故事，被故事感動。我的作品的力量點在於“感動”，在於悲憫的精神。

苦難童年昇華出悲憫與詩意

曹文軒曾在他最廣為流傳的小說《草房子》裡這樣寫道：“一個人永遠也走不出他的童年”。他也自認，是一個自覺使用童年經驗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多故事，都取之於童年。這些故事成就了今天的他。

童年對曹文軒來說，意味著永恆的精神故鄉，意味著明淨透徹溫暖的記憶，當然還有飢餓與清貧。他曾這樣回憶：沒有吃的，母親就讓他從河邊割回一捆青草，然後放進無油的鐵鍋中認真翻炒，做一盤“炒韭菜”。初二那年冬天，他穿的棉褲破了洞，破洞裡露出棉絮，甚至還會露屁股，這使他在女孩子面前總覺得害臊，經常下意識地靠住牆壁或是樹。

然而，童年的苦難卻成為了取之不盡的財富，在曹文軒的筆下幻化成直指人心的故事。“《草房子》的主人公就是小學時候的我，《青銅葵花》的主人公就是中學時候的我。”他這樣告訴自己的讀者。在這些故事中，苦難的記憶昇華成了作家的悲憫之心。

星期天夜光杯：曾經，中國文學的苦惱是難以走向世界。近年，這種現象已有改觀。您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等獨具中國特色的故事被譯介到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等多個國家，是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裡版權輸出最多的一個。您以為，其中原因何在？您如何看待苦難對於一個作家的意義？

曹文軒：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經受了太多苦難，我們的記憶裡，總是翻動著那些過往，使我們的心無法安寧。想忘記它，但覺得是一種罪過。造物主也許是公平的，降下苦難的同時也給出了承諾——苦難會轉化為財富。這些財富是超出我們想象力的。中國的作家是幸運的。二戰以來，歐洲的社會形態很相似，許多相似的故事發生在歐洲不同的地方。但是，中國則不同，許多故事只能在這裡發生，是獨一無二的。我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等作品寫的是中國故事，故事背後卻是人類主題。比如，我的故事中描寫的父愛，任何國家的人都能產生共鳴，但是那樣一個關於父愛的故事卻只能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背景之下。我們必須將筆觸探到人性底部，那裡有共通的人性，有人類共同的喜怒哀樂、共同的嚮往和情懷以及共同面臨的苦難。

不同作品有同樣的美學源頭

曹文軒的故鄉位於蘇北的水網地區。那片藍天之下，水網就像大地上的血脈，滋養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水，培養了曹文軒寫作所需的想象力，影響了曹文軒的美學觀，以及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

在曹文軒的小說裡幾乎都有對“乾淨” 的執著。“我之所以不肯將骯髒之意象、骯髒之辭藻、骯髒之境界帶進我的作品，可能與水在冥冥之中對我的影響有關。”曹文軒說。

星期天夜光杯：熟悉您作品的讀者往往能讀到您文學創作的來處，您也把自己的作品形容為“水邊的文字屋”。這幾年，您的創作走向有了一些改變，從幻想文學《大王書》，到輕鬆詼諧的《我的兒子皮卡》、大氣厚重的《火印》，到《羽毛》《夏天》《菊花娃娃》等童話式的繪本故事，您不但實現著文體和題材上的多種嘗試，也在由“重”而轉向“輕”。您如何看待一個作家的“變法”？

曹文軒：我在“變”，又沒有“變”。《火印》得到過很多讚美，但最讓我受用的一個說法是“這《火印》是曹文軒寫的”。這不是句廢話，對我而言，是最高的評價。我對“變法”一詞一向重視。若無變法，自己會將自己寫死。我會主動地心悅誠服地接受各種各樣的文學觀，各種開放的心態。同時，我也從不認為“保守”是一個貶義詞。保守一樣可以深刻，保守也是一種態度。“守陳創新”是一句老話，老話常離真理最近。語言，思想，美學等，基本的品質不能變。每一本書都是作家自己的孩子，高矮胖瘦不一樣，脾氣性格不一樣，但要讓人家看出來，儘管有差異，還是出自同一家族，若做基因鑑定，還是源自同一血源。

做學問與搞創作像兩個頻道

20歲那年，曹文軒的人生走向了一個新的方向，因為業餘創作在當地小有名氣的緣故，他獲得了作為“工農兵”學員推薦保送到北大的機會。在北大圖書館系學了1個月的圖書分類法之後，他轉到了中文系。大學畢業時，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軒不幹，回到鹽城老家，結果北大一直按時給他寄發工資。一年之後，曹文軒回到了北大，“現在讓我去哪，我都不適應了，只能待在北大。”在北大執教二十幾年，曹文軒教出了一批如劉震雲、陳建功那樣的學生。如今的他依然活躍在講臺。

星期天夜光杯：作為一個學者型作家，您的創作涉獵很廣，小說、散文、理論、詩，加上兒童文學，它們在您心中佔有怎樣的分量？

曹文軒：我雖然沒有寫過詩，但詩性是有的。我很愛看詩，在寫作中有時候會停下來看詩，找一種感覺。和我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不同，我既是研究文學的學者，同時又是創作者。做學問和寫作，就像是電視機的兩個不同頻道。在不同時期，側重不同。在我需要打拼職稱的時期，我比較著力於做學問。而今，我更多的時間投入在創作中。不過每年仍有不少文章發表在核心雜誌，那些文章大多是我外出演講時的演講稿整理後，被雜誌編輯拿去發表的。

星期天夜光杯：是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寫兒童文學？

曹文軒：並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寫兒童文學。兒童文學寫作需要特殊的訓練，比如，兒童文學有特殊的敘事腔調，這不是輕易就能模仿的。兒童文學還需要特別精巧的構思和高超的講故事的能力，因為孩子是最沒耐心的讀者。寫成人文學的作家轉而創作兒童文學成功的機率，遠遠小於寫兒童文學的作家去寫成人文學獲得成功的機率。

星期天夜光杯：您6月即將出版的最新長篇兒童小說《蜻蜓眼》以上海為背景，您是否在上海生活過？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故事？

曹文軒：很多年前我認識一個人，她給我講了家族的故事，那個精彩絕倫的故事發生在上海。我在心裡珍藏了二十多年，如今將它付諸文字，就是《蜻蜓眼》。我對上海並不陌生，童年因為要治病，我在上海生活了很久。這是一個只會發生在上海的故事。我相信它將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星期天夜光杯：明天是2016年國際安徒生獎公佈的日子，您是首位進入五人決選短名單的中國作家，這是特別令人振奮的訊息，祝賀您！中國讀者對此充滿期待。

曹文軒：自從短名單公佈以來，我身邊的作家、出版界朋友們都比我更激動。我想他們站在國家的角度，有安徒生獎情結、國家情結。我當然很在意這個獎項。不論是否能夠幸運地獲得獎項，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