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說」劉根勤：中唐名相劉晏與揚州

【來源：揚州網_揚州文化】

劉根勤

劉晏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經濟改革家，“主財谷三十餘年”，以其一己之才、畢生之力，實現了安史之亂以後李唐一朝的“中僨而振”。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中寫道：“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 “揚一益二”偉業的實現，劉晏是頭號功臣。

劉晏是山東曹州（今菏澤）人，自幼天資穎悟，少七歲舉“神童”，他八歲時，唐玄宗封泰山，因獻《頌》，唐玄宗召見後，大加讚賞，授秘書省太子正字，因天賦異稟，舉止得體，深受玄宗與宰相張說君臣的認可。

《三字經》裡寫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把他樹立為當時青年才俊學習的榜樣。

天寶後，劉晏多處為官，凡任職處都有善政可供記載，人們都刻碑傳頌。

安史之亂後，他升任戶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後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領使職。

歷史上，管理漕運的職事並非常設。唐初至開元年間，因“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杜佑《通典》卷一○《食貨》），開始先後設立這些常職。

安史之亂後，“中外艱食”。劉晏先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後以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他“以轉運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冥勤在官，不辭水死”，他“復江淮轉運之制”，“囊米而載以舟”，將江淮之黍袋裝船運；“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透過一系列務實之舉，真正實現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節級取便”，收穫了“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的重要成效。得益於此，關中再遭水旱，物價也無飛漲。

唐代宗稱“卿，朕酇侯也”，將其比作西漢蕭何。揚州逐漸成為唐代漕運的起點與轉運的中心。

劉晏還力排眾議，不吝財力以保證造船質量，從而確保漕運無虞，而且在儀徵設定官辦船廠，造船數量達2000艘之多，直接促成了揚州造船業的興盛。

劉晏代替第五琦擔任鹽運使，法益嚴密，官無遺利。他“以鹽利為漕傭”，一變第五琦的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為民制、官收、商運、商銷，他改革鹽法制度，不僅廣開政府財源，而且益減百姓稅賦。此時，以揚州為代表的江淮地區鹽榷的稅賦達到全國之半。

“鹽鐵兼漕運，自劉晏始”，揚州也憑藉運河舟楫之便，溝通江淮，遂成東南大埠，所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甚至於“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名託軍用，實私其利息”。而揚州“俗好商賈，不事農桑”的風氣也自此更盛，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商業消費型城市之一。

劉晏還改革幣制，他將諸州所產積於以揚州為主的江淮地區，易以銅、鉛、薪、炭，廣鑄錢，每歲得錢十餘萬緡，再送至京師以及荊、揚二州，自是唐廷和主要都市流通之錢日益增多。總之，唐代揚州不僅是交通樞紐、商業都會，同時也兼具鑄幣與金融中心的職能。

劉晏的才能與品行都非常傑出，卻不幸遭遇唐德宗這一昏庸之君與楊炎這一奸宄之臣，後者還做過他的副手。在楊炎的陷害下，65歲的劉晏先被免官，後被賜自盡，家中所抄財物“唯書兩車，米麥數石而已”。天下無不替之不平。幾年後唐德宗發現他的冤情，才逐漸恢復了他的名節，賜他的幾個兒子為官。劉晏提拔的年輕臣僚們，也都有很好的名聲。

司馬光說：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劉晏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長期擔任財務要職，管理財政達幾十年，效率高，成績大，被譽為“廣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的著名理財家，贏得時人“管、蕭之亞”的褒揚。他的改革，主要服務中央王朝，並非針對揚州，卻最大程度推動了揚州的興盛。揚州作為中唐之際崛起的東南大埠乃至世界級的商業都會，集轉運、鹽鐵、鑄錢三大政事於一地，故能成就“揚一益二”的極盛地位。

作者簡介：

生於興化，求學揚州。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後，資深媒體人、文史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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