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汪老明白如話文字中的詩意

汪老講故事

文 | 王安憶

汪曾祺的小說，可說是頂頂容易讀的了。總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說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輕輕鬆鬆帶了讀者走一條最最平坦順利簡單的道路，將人一徑引入，人們立定了才發現：原來是這裡。誘敵深入一般，堅決不豎障礙，而盡是開路，他自己先將困難解決了，再不為難別人。正好與如今將簡單的道理表達得百折千回的風氣相反，他則把最複雜的事物寫得明白如話。

他是洞察秋毫便裝了糊塗，風雲激盪過後回覆了平靜，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汪曾祺的小說寫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鈍地講一個閒來無事的故事，從頭說起地，“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地開了頭。比如：“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雞毛》）；比如：“北門外有一條承志河”（《王四海的黃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雜記》）；比如“全縣第一個大畫家是季民，第一個鑑賞家是葉三”（《鑑賞家》）。

然後，便順著開頭徐徐地往下說，從不虛晃一槍，弄得撲朔迷離。

他很負責地說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來，由八千歲的米店寫到八千歲的大黑騾子，大黑騾子帶出了宋侉子，由宋侉子的騾子說到宋侉子的錢，錢又牽出了虞小蘭，虞小蘭在街上碰到了八千歲，八千歲生怕受了誘惑，“趕快邁動他的大腳，一氣跑回米店”，於是開始了米店裡的日復一日的生活，米店裡的生活再引出了八舅大爺，八舅大爺敲詐了八千歲，八千歲最終說了一句：“給我去叫一碗三鮮面”，便很無聊地完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啊！這似乎僅只是一個從青菜蘿蔔到三鮮面的生涯。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涯呢？一個小資產者偶然的又是命定的受挫，亂世裡一個人的人生觀的轉變，僅此而已，卻也足夠了。

汪曾祺

汪曾祺總是很笨拙很老實地講故事，即便是一個回憶的故事，他也並不時空倒錯地迷惑，而是規規矩矩地坦白出什麼時候開始回憶了，將過去式與現在式很清楚地劃出，拉開距離，很不屑於去玩些小花頭似的。

然而，通篇看下，這一生的沉浮又成了一個“晚飯後的回憶”，其中便有了極深的悲涼，真是“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秋”。

由此可見，郭慶春的一生安排成一場飯飽後的回憶，結構的本身就包含了內容。汪曾祺貌似漫不經意，其實是很講究以結構本身敘事的，不過卻是不動聲色，平易近人。他不動聲色地講述著人們日復一日的生計，卻帶出了一樁特殊事件。他寫李三的更夫的日子，寫他的職責、工作，“一進臘月，李三在打更時添了一個新專案，喊‘小心火燭’。李三一邊敲一邊來到了河邊，看見船幫外彆著一支船篙，順手牽走，卻牽不動了，篙子的後梢被一隻很有勁的大手攥住了。”結果李三有史以來第一次捱了罰。汪曾祺筆下幾乎沒有特殊事件，都是一般狀況，特殊事件總是在一般狀況的某一個時節上被不顯山不露水地帶出，

而事實上，汪曾祺的故事裡都有著特殊事件，堪為真正的故事，這種一般與特殊的結構上的默契，實是包含了一種對偶然與命運的深透的看法，其實也是汪曾祺的世界觀了。

汪曾祺講故事的語言也頗為老實，他幾乎從不概括，而盡是詳詳細細，認認真真地敘述過程，而且是很日常的過程。他將秦老吉的三個姑爺做活的情景寫得那麼仔細：鞝鞋，剃頭，捏糖人。

他決不用很漂亮的詞藻歌頌他們熱愛勞動以至熱愛生活，他只將那過程一一寫到，便完了。

寫迷路這一回事，他便一筆一畫地寫他如何迷路：“我住在一個村子裡，比如說是王莊吧，到城裡去辦一點事，再回來，我記得清清楚楚是怎麼走的，回來時走進一個樣子也真有點像王莊的村子，一問，卻是李莊！還得李莊派一個人把我送到王莊。”寫大學生的窮酸與灑脫，他便本本分分地寫他們怎麼窮酸與灑脫：“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攏攏，窩在腳心裡，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換下的一件乾淨一些，於是又換回來。有的要去參加，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將人物的說話作為敘述的部分，也是汪曾祺時常用的。有時候對話一句一句的，有點像詩：“孩子的媽媽有時來找孩子，就問侉奶奶：‘看見我家毛毛了麼？’侉奶奶就說‘看見咧，往東咧。’或‘看見咧，過河咧’……”說的話總是很平常的，不說也可以的話，可是若真的不說了，便不真切了似的。並且在一整段第三人稱的敘述裡，忽有了第一人稱的說話，便十分的活了。

汪曾祺還很少感情用語，什麼都是平平常常實實在在地去寫。

人心裡有時會有的那一股微妙曲折的情緒，他像是不經意去寫似的，他總是寫實事，而不務虛。

然而，時常的，很無意的一句話，則流露出一種心情，籠罩了之前與之後的全篇。比如八千歲去看小千歲捉住的一隻寶石眼的鴿子，“翻過來，正過去，鴿子眼裡的沙子就隨著慢慢地來回流動，他覺得這很有趣，而且想：這是怎麼回事呢？”比如《王四海的黃昏》的末尾：“這天他收到老大、老六的信，看完了，放在信插子裡，依舊去遛彎。他坐在承志橋的靠背椅上，聽見遠處有什麼地方在吹奏‘得勝令’，他忽然想起大世界、民眾樂園，想起霓虹燈、馬戲團的音樂。他好像有點惆悵。他很想把那對護手鉤來耍一會。不大一會，連這點意興也消失了。”“王四海站起來，沿著承志河，漫無目的地走著。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令人想起這個浪跡天涯而最終落地生根的江湖藝人離奇又平常的一生。有了前邊的王四海的生平，此時才可生出這樣一股心情，有了最後的一段話，才可去想前邊王四海的生平。這其實是一個愛情的故事，卻沒有一個與情愛有關的字，可是一個藝人放棄了六合天地五湖四海，在一個小鎮上棲了身，還能再苛求什麼呢？還有那鎖著的房間裡，散線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聲音，《珠子燈》傳達出的情感也實在很多了。

畫/汪曾祺

汪曾祺用最平凡的材料說一個不那麼平凡甚至還相當要緊的故事，可謂大道不動干戈，真是大智若愚了。

不過，汪曾祺有時候難免也會笨過頭反露出了聰明，

比如《星期天》，他寫道：“全系教職員工，共有如下數人。”然後是一、二、三、四地下去，直下到“九，我。”亦太過簡陋。明明是在寫小說，卻偏偏不寫小說，而寫人事檔案似的，則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倒更做文章了。再比如《迷路》，寫到最後，他終於被領回了王家梁，人們“騰地一下子站了起來。他們的眼睛分明寫著兩個字：老虎。”“老虎”二字正應了前邊隨意似地寫到的老虎出沒，露出了刻意求工的破綻。於汪老，似乎是不應犯的錯誤，儘管汪老也是應該犯錯誤的。

大道不動干戈的境界，絕不是一日兩日的修養。

曾聽人說過，汪曾祺在他年輕的時候（汪曾祺自然也是有年輕的時候），寫過一個復仇者的故事，說一個人死時，將他的仇人名字刺在兒子的手腕上，囑兒子一定要為父報仇。兒子走過千山萬水走到了一個村子裡，見一個樵夫在砍柴，樵夫手腕上正刺著兒子的父親的名字，兒子便轉身回了家鄉。這是一個絕妙的故事。構思極其工巧而精緻，且又奇峻，以此可見汪曾祺也是從奇峻別緻出發而至今日的淡泊如水。以此還可見汪曾祺是很會講故事的，

實已是講故事講出了精，才到了今日的“情節淡化”。奇致已成了骨子，而不在皮毛。

還聽說汪曾祺曾在《沙家浜》劇組工作過，全國八個樣板戲的荒漠時代是一回事，樣板戲的內容本身是另一回事。《沙家浜》其間的唱詞是令人難忘的；比如那一段“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箇中虛實對仗，又工整又靈活，且又自然天成。以此可見汪曾祺是很專研詩詞的。

有了這詩詞的功夫作底，明白如話的文字才可有詩意。

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開會，汪曾祺注意到我的發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問我的“聒”從何得來。我說並沒有什麼地方，就這樣很平常。他讓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說：“是從《約翰·克里斯朵夫》裡得來。”他便說：“這就對了，《約翰·克里斯朵夫》是誰譯的？是傅雷。傅雷是什麼人啊？”傅雷是學貫中西的譯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實。

汪曾祺是極重用字的，如今這一派天真純樸，實已經是經歷了二次否定的皈依。

其間的奧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像我這樣分析汪老的小說，不知汪老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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