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龍泉窯“官”款斷想
一位熱心的朋友，發來帶有“官”款的龍泉窯瓷片圖。從圖片上看，當屬南宋中晚期的瓶底，經朋友同意，特將圖片儲存並公開。為此，專門學習了龍泉窯的“官”款問題，所尋資料有限，思考不深，還望高手們不吝賜教。
（南宋龍泉窯“官”款瓷片）
在研究官款的學術論文中，對於龍泉窯，專家們基本一筆帶過，畢竟龍泉窯整器和窯址出土的瓷片中帶“官”款者鳳毛麟角，似乎只是個例，價值不大。歐陽希君先生在其大作《
有關“官”類款瓷器及官窯問題
》
中搜集到龍泉窯的僅兩例：
網上找不到新昌所出這隻龍泉青瓷碗的圖片，青姬特地跑到舊書店，找到了這本《遼寧省博物館藏寶錄》，可惜書中也沒有此碗的圖片，只有備註中提到（如下圖）：
青姬遍查資料，不過增加了龍泉大窯村楓洞巖窯址一個明代火照，另據龍泉本地朋友介紹，曾見過一隻南宋水盂底部刻有“官”字（可惜找不到圖片了），加上這位朋友發來的瓶底圖，還是屈指可數。
（圖片來源於《龍泉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瓷器》）
（圖片來源於《龍泉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瓷器》）
相較於定窯、邢窯等已知就有一百多帶“官”款的整器（1），龍泉窯特別是南宋時期的“官”款實在是微不足道（青瓷出土“官”款，歐陽先生在其中大作中也作了說明，詳見備註（2））。
那麼，這片南宋龍泉窯的“官”款中是否隱藏了什麼特別的資訊呢？
一、龍泉窯“官”款與其他窯口的“官”款異同之比較
請君細看下圖，這些“官”款在刻劃工藝上有何異同？
（定窯“官”款瓷片，圖片來源於網路）
（定窯“官”款瓷片，圖片來源於網路）
（
耀州窯“官”款瓷片，圖片來源於《南宋官窯通鑑》）
（越窯“官”款雙系罐，圖片來源於網路）
都是在施釉後刻劃，再入窯燒製；都是用細尖之物深深刻劃；都是一個大大的“官”字，何其醒目。
官字未經簡化，從來就是這麼簡單的八筆，儘管每個時代流行的書體有區別。唐朝盛行顏真卿的顏體和柳公權的柳體，都是楷書；而行書歷經魏晉的黃金期、唐代的發展期後，在宋代達到了新的高峰。
細細比較定窯、耀州窯、越窯等“官”款，看官可發現了其中的奧妙？
雖然各窯口“官”款與這片龍泉窯“官”字都介於行楷之間，但北方各窯口“官”款雖非名家書法，卻書寫工整，筆力蒼遒。相比之下，龍泉窯這隻瓶底“官”字，乍看似乎潦草隨意許多，細看卻是因不同施釉工藝所至，龍泉窯厚釉導致“官”字部分筆劃沒有薄釉器物上的那麼清晰，實則與上圖耀州窯上所刻“官”字運筆如出一轍。
問題是，進入北宋早期以後，無論是北方名窯還是南方越窯為代表的青瓷系，“官”款基本消失。而龍泉窯卻在近二百年後的南宋中晚期出現了這種“官”款瓷片，實在有些蹊蹺。
二、龍泉窯“官”款斷想
（一）此款是制樣需索的標準器嗎？
關於龍泉窯的記載，有一段被經常引用的，即宋人莊綽的《雞肋篇》：“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制樣需索，益加工巧。”與純文人的葉寘不同，莊綽不僅曾在南北各地的郡縣做官，是一個考證學家、民俗學家、天文學家、醫藥學家，他一生大約經歷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和南宋高宗五代，而且喜遊歷，博物洽聞，學問頗有淵源，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見聞頗豐，其記載比較可信。
正因如此，龍泉窯的“官”款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是否就是從“宣和中”（宋徽宗時期）開始的“禁庭制樣需索”之標準器。
可惜此瓶底的做工相較杭州南宋皇城出土龍泉青瓷，看不出特別的“官氣”，當非“禁庭制樣需索”之標準。
（南宋龍泉窯“官”款瓷片）
（二）此款是地方官府訂瓷的標記嗎？
“官”僅從字面理解，至少有趙宋官家（皇家禁廷）、地方官府、太官署衙門等幾種可能性。
因為公元990年以後，行政制式改變，曾向定窯定製“官”、“新官”款用瓷的“太官署”這一機構取消了，南宋龍泉窯“官”款，自然也不可能跟“太官署”扯上關係。
至於地方官府，因為前有定窯“定州公用”，後有元代新安沉船所出龍窯“使司帥府公用”之款，想來，南宋時期地方官府如果真的在龍泉窯定製瓷器並打上款，估計也該打“某某公用”吧。
（新安沉船出元代龍泉“使司帥府公用”款盤，圖片來源於《中國龍泉窯》）
（三）此款是客戶或窯主的標牌嗎？
元代後，龍泉窯大量出產單字款青瓷，除了“寶”、“壽”、“福”等吉祥語外，也有不少看來是姓或名的標牌。這些單字款的特點通常是以模印方式印於盤或碗內底上，與此“官”款瓶底的裝飾方式截然不同。
若南宋真有一位姓官的客戶或窯主，想要燒一批專用的標有自家姓氏標牌的瓷器，想來量也是不會小的，為經濟省時故，自然是把這“官”姓以模印之法印於器物之上，而不是採取手工刻寫這種費時費力之法。
也許有人想，某位客戶就想訂一兩件產品，指明在器底刻上自家姓。
嗬嗬……
大宋一朝被有的史學家稱為“現代化的雛形”，對士農工商史無前例的寬容，但畢竟是帝制時代，對庶民百姓的服飾尚且有嚴格限制，以防僭越；起個名兒都得避諱，萬一跟哪個新皇帝撞了字就得立馬改名，能允許平民百姓把“官”這麼明顯的標誌赤裸裸地當成自家的logo？
（四）此款是窯工信手塗鴉的標本嗎？
那麼，有沒這種可能，即，窯工閒來無事，信手在器物底下刻個字玩。
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
但基於上述關於帝制時代僭越的約束，想來誰也不會冒著殺頭的危險去這樣練字。
其次，宋代可沒進行掃盲運動，窯工中能識得幾個字的，也算得上是個文化人，知書自然也會達禮，起碼的工匠精神還是有的，就算手庠想練字，拿匣缽、墊餅玩玩是可能的，斷不至於拿客人的產品來玩。以當代燒窯的經驗來看，裝窯是很慎重的事，每件裝窯的器物都要經過檢查的，就算哪位窯工心血來潮想玩一把心跳，也難過檢查關。
（圖片來源於《龍泉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瓷器》）
結論
不是朝廷用瓷的標準，不是地方官府用瓷的標誌，不是官姓人家的標牌，也不是窯工信手塗鴉的標本，那這個南宋瓷片上的“官”款究竟有無深意？
綜合各位大家對元代以前各窯口官款的研究，青姬以為，有一種可能性較大：
作為官方所佔窯位的分隔線。
大家去超市結賬時應當有過這種經歷：為節約時間，提前把購物筐裡的物品擺放到收銀臺的流水線上，而收銀員為了防止弄混每位顧客的商品，通常會放一根塑膠條作為分隔線。
這片“官”款瓷很可能就是那根“分隔線”。
龍泉使用的龍窯燒製量較大，不同窯位出品呈色天壤之別。皇宮內廷也好，地方官府也好，其定瓷自然要佔著好位置。為防弄混，在特定窯位起始處的器物上作個標記，是否情理之中？
一窯之中，不過一兩件標記，量自然不大。正如有的收銀員會放那根塑膠條，有的不一定放。如果龍泉窯有經驗的窯工對窯位瞭然於胸，未必一定會做這個標記。如此一來，這量就更少了。
作為官方窯位標記的產品燒成最好，照樣可流通（如新昌縣出土器）；燒不成，也就隨著巨量的殘次品隨手丟棄，任憑千百年後的有緣人琢磨。
如果這種假設成立，反過來，也證明了南宋中晚期，龍泉窯採用了官搭民燒這種方式。
當然，
這僅僅是一個以假設為前提的猜想，需要更多證據來證實或證偽。
可惜，龍泉窯沒有一位蔣祈，著一部《陶記》，系統記錄工藝流程及課賦制度。宋代龍泉窯的生產細節只存在於歷代文人筆記的隻字片語之中，窯業徵稅等財政手段更是不得其解。
歷史就像一幅拼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偶爾能拼接上一塊，就是幸運了。
備註：
（1）目前所見“官”款白瓷158件（窯址出土者不計）。陝西45件、河北34件、河南18件、浙江15件、內蒙古14件、遼寧11件、北京9件、湖南6件，四川及臺灣各3件，山東及江蘇各1件。器型有碗、盤、碟、洗、缽、瓶、瓿、枕、罐、託盞、水盂、水丞、水注、溫碗、溫壺、執壺、淨瓶、長頸瓶、盤口瓶、海棠杯、葫蘆執壺、盤口穿帶壺、腰形高足盤、高足亞形盒等，器形多種多樣。字款均刻於足底，惟陝西出土一件碗或罐殘片“官”字刻於腹外壁釉面上。河北曲陽許城出土的花口盤的“官”字較特別，寶蓋頭寫法獨一無二。
——摘自歐陽希君著《
有關“官”類款瓷器及官窯問題
》
（2）浙江臨安板橋五代墓出土五代青瓷雙系罐，肩刻“官”字；寧波火車部袁從章墓出土“官”字罐；浙江臨安唐乾寧二年（895年）錢寬墓，青釉“官”款器；浙江新昌縣曾出土龍泉窯青瓷碗，刻有“官”字款；內蒙古奈曼旗遼開泰七年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一件“官”款越窯青瓷花口盤。這類青瓷“官”款器產地為浙江應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浙江上林湖越窯馬溪灘、後施岙窯址曾出土青釉鳳紋碗、青釉蓮瓣紋碗，外底刻“官”字款；上林湖越窯馬溪灘、後施岙窯址還見青釉蓮瓣紋碗，外底刻 “官樣”字款。龍泉大窯村楓洞巖窯址也出土過明初青釉“官”款盤，外底刻“官”字款。另外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過幾件底都鐵書“官窯”款的元代青瓷碗等。
此外，遼寧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藏有一件青瓷芒口盤，外凸雕雙層仰蓮瓣，足端無釉，圈足內刻“官”字款；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一件“官”款青瓷器底足，施滿釉裹足支燒。遼上京博物館的“官”款盤，真贗存疑。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滿釉裹足支燒“官”款青瓷器底足，為五代黃堡窯產品。70年代初，有人在黃堡窯址首次採集到“官”款青瓷器，80年代又採集到1件。黃堡窯發掘時又出土十餘件“官”款青瓷器，均為滿釉裹足支燒，器型、胎釉基本相符。
——摘自歐陽希君著《
有關“官”類款瓷器及官窯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