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它只是深情眸子依依不捨的一個回顧
如果提起《詩經》，你會想起哪些篇章？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
蒹葭蒼蒼 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
多年前，我們曾在課本中與它們相遇，而完整讀過《詩經》的人卻是少數。70年代末，作家張大春入讀輔仁大學中文系，遇見了一位教授國學的老師——王靜芝（1916—2002），每年，在他親授大一課程“國學導讀”上，他都會耳提面命堅持讓學生稱“中文系”為“國文系”。
王靜芝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大學時曾師從餘嘉錫先生習國文古典，從啟功先生習書畫，抗戰內徙重慶，又從沈尹默先生學書法。張大春本人也深受王靜芝影響。
王靜芝一直憂慮於文化傳承的欲振乏力，他曾精研經史典籍數十載，以傳習經典、續通文脈為己任，將畢生治詩的成果集於《詩經通釋》一書中，“
字注句解，貫串全章，單義簡釋，力求明快
”，透過這本書，每一個“初學及自修者”都能窺得《詩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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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從平易見艱辛
——思憶靜芝先生的國學教育
張大春
靜芝先生，是我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期的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長。我大學入學的第一天頭一堂課，即是靜芝先生親自主持及講述的系務與課程介紹。其中最重要的課題是：我們的學系不應如俗稱之“輔大中文系”，而該正名為“輔大國文系”。
“稱中文系，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外國人的地位了。”他再三強調。這句話可以算是我的大學國文或者國學導讀的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個主題旋律。四十多年後想來，靜芝先生當時的諄諄切切，確有遠見。
在《詩經通釋》書前的自敘中，有這樣一段話：“說《詩》之書，或過於繁富；或過於專精；或擇句尋字，別作釋言；或略抒己見，隨筆議論。
其中雖各有精到之處，而初學者徒見其浩繁分歧，無從尋繹。
”
這段話之中，有兩個字非常重要，那就是“初學”。
靜芝先生講學，始終強調要使初學者跬步積行，而不求深織偏執，獨發奧義。
這是靜芝先生一切國學授述的基本精神。
對於初學者“必須”具備的古典知識究竟該如何設計？清末民初時代的學者們言人人殊，有以通達多識為急務者；有以明白曉暢為當先者；也有為速求國家之富強而力主移植西學為新頁者，自然也有為避免文化之淪失而強調保守舊學為國本者。靜芝先生的師承，便是其中極為特殊的一脈。
這就要說到餘嘉錫先生。餘先生籍隸湖南常德，出生於河南商丘，光緒十年（1884年）生人。世傳其十四歲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歲注《吳越春秋》、十七歲始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日夜讀之不厭”，且“時有所疑，常取舊書加以考證”。並因之而撰寫《四庫提要辨證》，這是一份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著述工作，非但是目錄學的鉅作，更為自西方引進中國的近代高等學府——無論稱之為“大學”或是“上庠”——點亮了國學教育的明燈。
餘先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中舉，未幾而科舉廢除。他在常德師範學堂任教，不多時，又逢辛亥革命，由於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賞識，受聘為目錄學講師。這是靜芝先生得以與餘先生結緣的背景。
近現代的大學所主張的教育，是在三五年之內（通常是四年）將本科系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以及一部分專業教養得以重點浸潤，或者也還追求一定程度的、常識性質的見解。
可是，三五年的程期足以應付浩如煙海的百家群籍嗎？相較於歷代舊學學者，那些盡一生之力，窮充棟之文，朝夕浸淫，孜矻註解的傳習者，新式高等教育如何化繁入簡，撏理摘要，甚至破陳說以得新詮，都有賴於一套擇精發微以求綱舉目張的方法。
輔仁大學在臺覆校之後，戴君仁教授手創國文系，旋由靜芝先生接掌教務。其治學授業，數十年如一日，向以平易為典則。比方說在論及《詩序》價值的時候，他在課堂上就說：“
《詩序》最值得我們後學者留意的地方，就是它往往矯枉過正而不可信。
”
在我多年前的隨堂筆記上，還有這樣幾段靜芝先生當年上課的錄音稿：
“有許多篇《詩序》所說的內容，和詩的內容，實在相去太遠，令人無法接受。像《關雎》篇，《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我們讀完了《關雎》四章，實在找不出‘后妃之德’究竟記載在哪一句裡頭。
“這詩所說的明明是君子和淑女應該作為好配偶。由‘求之不得’到‘琴瑟友之’，最後再到‘鐘鼓樂之’而結了婚，這個過程在詩中一層一層說得清楚明白。不知怎麼能曲解成了‘后妃之德’了，這就是牽強附會，甚至也還不能自圓其說。
“再來，像《桃夭》篇，明明是祝福女子出嫁。可是《詩序》卻說：‘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這也實在和原詩所說的相去太遠。尤其是說什麼不妒忌。更不知從何而來。總之，《詩序》總喜歡找一個大題目，使人不能不聽，不敢反駁，不得不信。”
《詩序》謂此詩（《關雎》）詠后妃之德，不免牽強附會之甚。朱傳以為女指文王之妃大姒，君子指文王。其說較《序》稍近情理，但亦穿鑿。愚意以為全詩過程，是由君子追求淑女，至於結婚。中間且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 之語，蓋君子淑女相求相友，終至結婚，詩人美而詠之也。與《序》所謂后妃之德者，誠毫無相關。至於文王大姒之說，亦無據也。
（《桃夭》）按《詩序》雲 ：“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詩序》以此篇強屬之後妃，實為習套迂腐之論。朱傳謂為文王之化，雖已不言后妃，仍見束縛於王化後德舊說之中。實則此詩僅為祝嫁女而能宜其室家之詩，極為鮮明，嫁女為人間正常之事，何以牽於後妃不妒忌？《詩序》之不可解，竟有如此者。
——王靜芝《詩經通釋》
平易的表現和追求就是淺近，這是“民國範兒”的底蘊。
毋寧以為，這正是發三千年廟堂泮宮所未曾有之俚俗，以示學術“請卑之，毋甚高論”的底細。
雖然如此，靜芝先生說《詩經》（乃至其它經史子集之學）一以近人情、求貫通、結合生活經驗以及普通生活為要務，有些時候，就放過了某些容或不甚重要，但是也頗可玩味的論理。
有一次，我以《詩序》“四始”為題，寫了一篇報告呈交。在講臺上收件的時候，靜芝先生刻意低頭看一眼我的題目，《詩四始發微》，他當下微微一笑，道：“詩所謂的‘四始’指的就是《詩經》裡的四篇，分別是風、小雅、大雅和頌這四個單元裡的第一篇，既然是第一篇，謂之開始，這似乎並沒有什麼微意可發吧？”
然而報告批改完成，發還之後，我才發現：靜芝先生給了我一個極高的分數。他還特別批註，大意是說：四始問題固然無甚可論，但是報告裡提及的“六義”問題則非常新穎，值得繼續探討。
那是因為《周禮》提到“太師以六詩教國子”，此處的“六詩”後來就被稱為“六義”，順序是“風、賦、比、興、雅、頌”。這一個次第很奇怪，
原因是後之學者都慣以“賦比興”為三個寫作手法，而以“風雅頌”為三種體制，割裂了風與雅頌而置入賦比興
，究竟是何道理？
我在報告中發明了一個解釋的方向：由於太師以六詩教學，這個不尋常的次第應該就是教學的順序。太師教國子，先教民歌，次以最平易的賦為教程，再次進之於比，再次進之於興。技巧學習到位之後，復可進之於雅，這就涉及了詩歌對於社會、現實、世情等較深刻的主題的涉獵。至於頌，如何表現對政治環境積極的期許，而不流於阿諛媚諂，則不止需要吟撰的技巧，更需要深刻的智慧。太師授弟子以詩，於是有淺深漸次之別。
歷來學者之能博古通今、嫻熟經史的，固然一向為後學所景慕，而讀書志學之士一直以為經世致用是一樁大事業，也是唯一的事業。
直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現代中國學術內容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從餘嘉錫先生的那一代人，到靜芝先生的那一代人，同樣求學治學，所懷抱的文化焦慮已然大是不同。以下所引的這一段出自靜芝先生手筆的話，恐怕是餘嘉錫先生一生也不會想到的。這段文字，擷取自靜芝先生手著《經學通論》的自敘：
“到清代末葉，歐美文化東漸。此一時代浪潮的衝激，使經學的光彩趨於黯淡。民國以來，大家對經學的尊重大不如前，甚而有持偏激之論的，指經學為全無價值……這一本書並不足以為講學論道的書。只是將日常我們常談到的十三經、四書、小學等習用名詞，依次地說明其源流內容，並對各書的意義和研究價值略作分析敘述，所論述的都是極為淺近通俗，所持見解都是平易近人。”
從上揭之文可知，原本理所當然為“志學”之士終身浸潤且毫不應有任何疑義的學程，已經必須透過“淺近通俗”的手段，才能“使多數人瞭解”。其原因，靜芝先生在《詩經通釋》的自敘裡也有簡答：
“蓋古人之於傳注，或以為學者早有根柢，不必多所辭費；或自炫其學，旁徵博引。而時至今日，學科滋繁，讀者兼顧乏力，甚望求之簡明，得其肯要。若探賾鉤玄，窮理究竟，為專家學者之事，非人人之所必為。”
曾經為劉勰所盛稱的“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文心雕龍·宗經》），在經過一千五百年歲月人事的磨礪之餘，即使變俗以求媚於庶眾，似乎也沒有推而廣之的內在動能。比靜芝先生僅年長七歲、應屬同一代人的唐君毅，曾以“花果飄零”四字為喻狀述中華民族（文化），也曾於文章中提及佛家以為：在汙泥中生蓮花，則穢土亦是淨土。
民初一代人抱冰懷炭，憂思夥頤，他們講平易、求淺近，自覺去古已遠，竟有辜負所學之嘆，但是世俗仍加速拋花棄果，終未許花落蓮成。
“通釋”二字，又是何其艱難呢？於今世思之，或許只能說是深情眸子依依不捨的一個回顧罷了。
靜芝先生，原名大安，以字行，號菊農、霜茂樓主，晚號龍壑，筆名王方曙，合江省佳木斯市人，國學家，也是劇作家、書法家。
封圖&配圖來源：《刺客聶隱娘》
《一代宗師》《琅琊榜》《美麗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