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龍山時代的鱷魚骨板探析
內容提要：黃河流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芮城清涼寺墓地、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山東泗水尹家城遺址、臨朐西朱封遺址和鄒平丁公遺址等在其龍山文化時期均發現有鱷魚骨板。鱷魚骨板數量較多者，應是鼉鼓；單片至十多片者，可能是一塊有著特殊用途的鱷魚皮或鱷魚皮製品，而不能武斷認為有鱷魚骨板出土就是“鼉鼓”遺存。鱷魚骨板一般出現在高等級墓葬中，為十分富有或身份高等者所擁有，成為重要的禮器，且在使用中已形成了較為嚴格的規制。而鼉鼓及其石磬組合作為重要禮樂器一直延續使用至商周時期，是王侯特有之器。
眾所周知，揚子鱷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鱷魚，一般生活在今天長江中下游的湖泊、沼澤等亞熱帶溫暖溼潤的地區。然而，在龍山文化時期甚至更早的裴李崗-仰韶文化時期北方的黃河流域卻發現不少的鱷魚遺存，尤其是常見鱷魚骨板出土。龍山文化時期或言龍山時代是黃河流域乃至長江流域文化格局重大變動和社會發展重大變革的時代 ，是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形成的關鍵期，而“鱷魚骨板”卻作為重要器物隨葬在大中型墓葬中，似乎能管窺社會複雜化過程中等級、身份與禮制等問題。本文擬對黃河流域龍山時代鱷魚骨板的發現、鱷魚骨板是何物、擁有者以及源流變化等問題作一綜合分析。
一、發現
鱷魚骨板不同於鱷魚其它遺骸，在早期的考古發掘中並未被辨識出來，尤其在今天不是鱷魚生活的黃河流域。1934~1935年，在安陽殷墟侯家莊M1217西墓道出土1件木胎雙面鼓、1件石磬及其木架，認為鼓面為蟒皮，而蟒皮“骨板”痕跡稱為“麻龜片”，當時不能斷定為鱷魚骨板 。1959年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M10發掘出土84枚之多的鱷魚鱗板，1974年出版的報告中對此的鑑定還處於模稜兩可的狀態，認為與鱘魚骨板有些近似而又不同，很接近揚子鱷腹部前邊的骨板 。1982年在山東兗州王因遺址出土大量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鱷魚骨骸，包括骨板，周本雄先生明確斷定為鱷魚骨板，並對之前發現的幾處疑似鱷魚骨板予以肯定 。之後相關遺址再出土鱷魚骨板便很容易被辨識出來。
目前，黃河流域明確出土屬於龍山文化時期鱷魚骨板的遺址至少有山西襄汾陶寺遺址 、芮城清涼寺墓地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 、山東泗水尹家城遺址 、臨朐西朱封遺址 和鄒平丁公遺址 等6處，黃河中游與下游均有發現，最北的是石峁遺址（表一）。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在1978年至1985年對陶寺文化早期墓地的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鱷魚骨板，主要見於M3072、M3073、M3016、M3015四座大型墓葬中，共計發現96枚（見表一）。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大墓包括M3002在內均被晚期灰坑盜擾 ，鱷魚骨板殘留在墓室內以及盜擾灰坑中。因此，可以肯定以上這些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原應該隨葬有更多的鱷魚骨板，目前數量僅是墓葬殘留下來的而已。
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所在為寺裡-坡頭遺址，是一處從棗園文化晚期一直延續至東周時期的重要遺址。在2003~2005年連續三年發掘的355座墓葬中有4座墓葬出土了38枚鱷魚骨板（見表一），分別是屬於墓地第二期即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M54、M67、M79和屬於龍山時期的M146。M54與M67雖被晚於其的墓葬打破，但鱷魚骨板所在位置基本未遭打破，M79與M146雖然被取土坑破壞，同樣鱷魚骨板所在位置未遭破壞。因此，四個墓葬出土的鱷魚骨板應是原本的狀況。
山東泗水尹家城龍山文化M15在內外槨之間和棺槨之間分別發現3堆至少130枚鱷魚骨板。M15是墓地中規模最大的墓葬，隨葬品十分豐富，而3堆中1堆在棺槨之間東南角，另外2堆大體在內外槨之間的同一區域，然而每堆骨板的數量、大小、堆積狀態及是否有人工加工痕跡等，材料未公佈細節。墓葬為二次葬，葬有3個個體，或許3堆鱷魚骨板分屬於此三個不同的個體。尹家城M15未被破壞或盜擾，其鱷魚骨板基本應屬於原本的數量和埋葬狀態，為進一步分析相關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在臨朐縣西朱封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中也發現大量的鱷魚骨板，主要見於M202與M203兩座大型墓中。M202在墓葬介紹中言棺西南出土鱷魚骨板17枚，棺北側槨室中部出土至少93枚。然而該墓鑑定報告附表中卻指出棺北側槨室中部出土105枚，另外同一位置編號25的蛋殼陶中發現3枚，實際上這二者為一堆，計108枚。同時出土動物遺存鑑定報告附表公佈填土中還有4枚 。M203在墓葬介紹中言兩槨之間東北角出土3枚，而動物遺存鑑定報告附表中公佈為4枚。M203兩棺之間東北角未遭破壞，4枚或許是鱷魚骨板原本的數量。需要注意的是，M202出土17枚鱷魚骨板的棺槨南部為斷崖，此處已被破壞，所以17枚應該是被破壞後的剩餘，填土中出土的4枚或許也應屬此處。因此M202鱷魚骨板出土於兩處，一處是棺北側槨室中部108枚，一處是棺西南部21枚；M203出土4枚，兩墓共計出土鱷魚骨板133枚。這個133枚與墓葬動物遺存鑑定報告指出的數量一致 。
鄒平丁公遺址發現1枚鱷魚骨板，屬於山東龍山文化時期，但具體的出土背景資訊如墓葬、灰坑或地層等不明。從照片看，骨板雖殘，應大體為方形，尺寸較大 ，或為背板。陝西省神木縣石峁遺址近年也發現1枚鱷魚骨板，出土於後陽灣地點的2012F2室內的填土堆積中，被鑑定為背板 ，屬於目前出土鱷魚骨板最北的遺址或地點。該鱷魚骨板數量應該是原本就有的數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出土室內填土中而非房子白灰地面之上，故很難確定屬於房址使用時期的房主所有器物。
二、鱷魚骨板是何器物
黃河流域龍山時代出土的鱷魚骨板是何器物呢？這些鱷魚骨板從早年的不認識到逐漸被鑑定出來，但即使如此，在鑑定結果時也多是得出種屬為止，缺乏更為詳細的資訊。而且，在考古資料公佈時又常常不作為“骨器”專門介紹，更少見形制特徵的相關資料。從公佈的照片和零星資料看，鱷魚骨板一般為方形、近方形以及橢圓形，一面平而微內凹，多見針尖一樣的小孔，另一半中間有微凸起的直脊，脊兩側佈滿近圓形或不規則的小凹坑。骨板大小不一，長徑多在2~4釐米之間，短徑多在1。5~3。5釐米。因此，有些發掘報告 中直徑在10釐米以上仍判定為鱷魚骨板顯然有誤，應為大型鱉類黿的骨板 。
陶寺遺址M3015出土彩繪木鼓一對，其中M3015：15鼓腔內發現鱷魚骨板3枚，鼓周圍8枚，M3015：16鼓腔內發現24枚，另外此鼓腔內還發現29枚小圓錐體。M3015：15、16木器近處為石磬，樂器相對集中在一處，這也側面反映了該木器應為樂器一類遺存。這一重要發現不久，高煒等先生就敏銳的提出木鼓應是鱷魚皮所蒙之“鼉鼓” 。鼓腔內、外鱷魚骨板應是鱷魚皮鼓面朽後骨板散落者。小圓錐體除了是高煒等先生認為用於調音外，更有可能是鼓面冒皮用於固定在鼓腔以加固鼓皮及調節鼓皮張力之革釘。值得注意的是，該墓在陶寺文化晚期被較大程度的有意毀壞 ，鼓腔雖殘存高近1米，也不排除一些骨板被毀墓時破壞損失的可能性。揚子鱷頸部背面骨板4或6片（枚），軀幹背面15-16排，每排4-6片；腹面從頸部有20排骨板，每排有骨板多4-8片，少見9片 。M3015：15鼓腔上口長徑47，M3015：16鼓腔上口直徑43—49釐米，也就是說蒙皮的直徑大約50釐米左右。如此大的直徑，只能使用揚子鱷的最寬處的背部皮或腹部皮，估計得需要10排左右的至少含50枚骨板以上的鱷魚皮。
M3016發現鼉鼓一對，近處兩側分別是石磬與土鼓，為樂器無疑。M3016仍然被陶寺文化晚期搗毀，一對鼉鼓殘留高度僅只有5釐米，鼓面的鱷魚骨板應基本毀失殆盡。果然在擾坑之一的H3008坑中出土13枚鱷魚骨板 ，證實了M3016鼉鼓的存在。M3002同樣是鼉鼓一對，近處為石磬1件，還有被擾至H3001的土鼓。M3002：27鼓腔傾斜，一側殘高28，另一側殘高34，內發現有鱷魚骨板殘塊，數量不詳。值得注意是，鼓腔也發現16枚陶質小圓錐體，另一鼓腔內發現14枚小圓錐體，因此也應是鼉鼓。M3073在近壁龕處發現1件鼉鼓，鼓腔內見有鱷魚骨板32枚。M3073鼉鼓所處區域被H3012和H3016毀壞，彩繪鼉鼓木腔殘高60-72釐米，殘存骨板略多，H3012擾坑中仍殘留12枚。值得注意的是，M3073僅有兩個壁龕，而且並列於同一處，一個為存放鼉鼓所設，推測另一個壁龕也應置有鼉鼓，因被H3012與H3016嚴重破壞而不見第二件鼉鼓。同樣的，M3072殘存鼉鼓1件，如果不是墓葬遭毀壞的話，原本應該也有一對，殘存鼉鼓鼓腔內僅餘骨板4枚。
此外，隨葬鼉鼓的大墓同時多見隨葬陶質的土鼓 ，而土鼓鼓腔內、外均未有任何鱷魚骨板發現，故應該不是冒鱷魚皮，而可能是其它動物如牛、鹿、羊的皮革。《呂氏春秋 古樂》：“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 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致舞百獸。”孫詒讓曰：“置”當疑為冒” 。用麋的革冒陶缶，就是麋鹿之類皮革為面的土鼓或陶鼓。可見鼉鼓與土鼓是兩種不同的鼓，陶寺墓主有意區分，有學者將土鼓也認為是鼉鼓 ，顯然是錯誤的。
尹家城M15出土三堆130多枚鱷魚骨板，其周邊未見木器之類遺存，也可能已朽難以辨識，也未見陶器，因此不可能是陶質鼓。墓葬為二次葬，棺室有散亂人骨，見有3個頭骨，墓主人應為3個個體，考慮到恰有3堆骨板，很可能是每個個體擁有1堆鱷魚骨板。報告並未公佈每堆骨板的具體數量，僅言合計130餘枚，基本上每堆平均40—50枚。這恰恰又與前文我們推測的陶寺鼉鼓1件包含約50枚鱷魚骨板十分接近，同時也發現有一堆兒50個像陶寺大墓鼉鼓常見的陶質小圓錐體，因此這三堆鱷魚骨板原本是3件鼉鼓無疑。而且，從M15平面圖看，鱷魚骨板所在位置棺槨之間以及內外槨之間的間距似乎都小於50釐米，因此不宜放置像陶寺的底徑多在50釐米以上鼉鼓，其隨葬鼉鼓的體量可能略小於陶寺鼉鼓，自然其1件鼉鼓包含骨板的數量略微少些。
此外，為何3件鼉鼓不放置在一處？而是1件在棺槨之間東南角，2件卻在北側內外槨之間，筆者推測這可能是M15為二次葬的原因。M15原墓主隨葬鼉鼓在棺槨之間東南角，同時在棺槨之間的西部放置大量其它隨葬品。另外兩個個體從它處遷葬合入，考慮到M15骨架殘缺不全的狀態，推測遷葬時，墓主因埋葬時間較長朽甚，將殘餘骨骸遷走，而其鼉鼓因是罕見重要之物隨之遷走，其它陶器類隨葬品卻未帶入M15，因為M15現有隨葬品僅僅相當於一個大型墓如M126、M138、M134常見的隨葬品數量和規格，甚至還沒有M126、M138隨葬的陶器多。而隨葬鼉鼓者大都是大型墓，如果另兩個墓主隨葬品也全部遷入M15，其數量必然是大大超過現有數量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恰恰反映了鼉鼓對於墓主人的重要性，是身份的象徵，是必不可少而又不宜得到的隨葬品。以致遷葬時既使已朽僅餘骨板也要將其做為唯一的隨葬品帶走，既分開兩堆以示分屬兩人又集中於一處放入M15兩槨之間。
臨朐西朱封M202棺北側槨室中部發現108片鱷魚骨板，其中3片發現於近旁的蛋殼高柄杯中，骨板與高柄杯所在是一彩繪木箱。對此有三種可能性的解釋，第一，鱷魚骨板是鑲嵌於彩繪木箱表面的裝飾 ，發掘者持此看法；第二，鱷魚骨板是木腔鼉鼓，與高柄杯等器物均被放在彩繪木箱中隨葬；第三，鱷魚骨板原是冒於高柄杯等陶質鼓的鱷魚皮鼓面，存放在彩繪木箱中。108片鱷魚骨板並非散落木箱四周而是相對集中在一堆，而且骨板形態不一且未見任何人工打磨加工痕跡，這些自然狀態的鱷魚骨板不易集中鑲嵌在木箱表面，且並不美觀。高柄杯是墓葬常見酒器或飲器，且蛋殼高柄杯易碎，不宜蒙皮敲擊，不可能作為樂器使用。因此，此處鱷魚骨板也應像陶寺、尹家城一樣是木腔鼉鼓，朽後鱷魚骨板脫落相對集中於一處，其中3枚散落在相鄰的蛋殼高柄杯中。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彩繪木箱寬度只有35釐米，似乎存放不下像陶寺那樣大的鼉鼓，這樣108片的骨板遺留若為一個鼉鼓所有似乎數量顯得多些，因此不排除彩繪木箱原有兩件鼉鼓或1件雙面鼉鼓的可能性。
M202棺西南出土的殘餘17枚鱷魚骨板所在位置報告中言及可能存在彩繪木箱，骨板旁又有蛋殼陶杯。儲存相對完整的108枚鱷魚骨板所在位置同樣存在彩繪木邊箱、鱷魚骨板、蛋殼陶陶杯。兩處的相關器物組合大體相近，因此我們推測棺西南部也應該像棺東北部一樣存在鼉鼓，只是鱷魚骨板因斷崖破壞而僅存17枚而已。這樣，M202棺左右兩側均應隨葬有鼉鼓，並與蛋殼陶等器物一起置於木箱中。需要注意的是，17枚鱷魚骨板近旁還見有陶蓋罐 ，這種罐也是墓葬常見隨葬陶器，且已經有蓋，罐口部也無冒革縛繩用的倒鉤圓釘，罐體又無陶鼓常見的音孔 ，不可能是蒙鱷魚皮作為樂器的鼉鼓。
M203出土的4枚鱷魚骨板若是原本數量，可以肯定不是鼉鼓，而是其它小塊鱷魚皮或鱷魚皮製品。
清涼寺墓地M146在東南角和東北部二層臺上殉人之間各見有2枚，計4枚鱷魚骨板。骨板數量極少，東南角所在空間狹小，東北部在殉人身下，因此這些骨板可以肯定不是鼉鼓遺蹟。而鱷魚骨板本身無明顯打磨加工痕跡，是原始自然的骨板狀態，因此也不能是人工製作的“骨器”，推測原來可能僅是隨葬的一小片鱷魚皮製品，具體為何物難以判定。M79墓室南側女子兩膝之間陶盆內有10枚鱷魚骨板，陶盆口徑20。8釐米，包含僅10枚鱷魚骨板的皮革恐怕難以蒙口，而且盆口大底小，為常見的陶盆，盆體也未見陶鼓常見的音孔，因此不可能是冒此陶盆以為鼓。鱷魚皮也無肉可食，盆內似乎不應是食物之餘的骨板。同樣應該是一種鱷魚皮製品。M67人骨頭部南側散置1枚鱷魚骨板。M54墓葬介紹時言及墓室南壁內側中部發現16塊（枚）鱷魚骨板，而鑑定報告說出土23塊（枚） 。M54近處只有石器無陶器，數量不多，也不應是鼉鼓遺存，同樣應為小塊鱷魚皮製品。M54、M67、M79、M146墓葬屬於墓地二期與三期偏早，年代上與陶寺文化早期大體同時，也是墓地中地位較高者的墓葬，又同屬晉南地區，但卻未見如土鼓、石磬等任何樂器，這也側面反映了其鱷魚骨板不應是鼉鼓。值得注意的是，隨葬鱷魚骨板的墓葬同時較多的隨葬鉞刀類或豬犬牙等宣揚“武力”之器，所以清涼寺用一塊鱷魚皮代表鱷魚的兇猛武力同鉞刀性質一樣隨葬入墓。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小塊鱷魚皮是製作打磨這些顯示武力之器的皮革工具。
石峁遺址與丁公遺址鱷魚骨板出土背景資訊不全，且是單片，是何器物，難以判斷。
總之，鱷魚骨板均是原始未經加工過，不是單個的骨器或骨料。有木腔殘留者可以肯定是鼉鼓，無木腔遺留而骨板數量較多者，也應是鼉鼓。罕見陶質鼓冒鱷魚皮的鼉鼓。單片至十多片者，可能是一塊有著特殊用途的鱷魚皮或鱷魚皮製品，而不能武斷認為有鱷魚骨板出土就是“鼉鼓”遺存。
三、鱷魚骨板是誰之物
鱷魚骨板反映的是鼉鼓或鱷魚皮製品，顯然在黃河流域的龍山時代屬於稀有奢侈品，那麼他們的擁有者值得探索。簡單來說就是它們是誰的東西？還涉及到是誰製作，誰來使用等相關問題。
陶寺墓葬出土的鼉鼓位置是固定的，M3072鼉鼓位於墓主人左側墓室西北部，M3073鼉鼓位於墓主人左側墓室西北部西側壁龕中，M3016鼉鼓位於墓室西北部偏北一側，M3015鼉鼓位於墓主人左側墓室西北角，M3002鼉鼓位於墓主人左側西北部偏北一側。可見，鼉鼓均放置在墓主人左側的西北部，雖然五座大墓下葬先後順序是M3072M3073M3016 M3015 M3002，有早晚之分，但位置卻沒有隨時間不同而發生變化，形成定製。陶寺大墓出土樂器組合基本固定，M3072前文已言應有1對鼉鼓，其近處偏北一側為1件土鼓，土鼓旁為1件殘石磬；M30731也是1對鼉鼓，近旁有不能復原的陶異形器（土鼓）殘片，因西北部被毀嚴重此處原有石磬無蹤；M3016出土1對鼉鼓，其西側為石磬，東側為土鼓，十分明確；M3015同樣見有1對鼉鼓，近處偏北一側為1件石磬，未見土鼓，但卻在毀墓擾坑H3005中見有無法復原的陶異形器（土鼓）殘片，應是隨葬土鼓被擾於此；M3002中1對鼉鼓，近旁為大型石磬，而土鼓被擾入H3001，已復原1件完整器。因此，隨葬鼉鼓墓葬的樂器為2鼉鼓、1特磬、1土鼓的組合也沒有隨時間演進而發生變化，這種組合被固定下來，似成定製。墓葬在埋葬過程中一般都有葬儀，葬儀中與死者有一定關係的不同群體或個人也會將器物如宴飲活動的酒器等放置墓中，也就是說墓中隨葬品也有可能是送葬人之物。大汶口-龍山文化墓葬中大量多套的蛋殼陶杯，是死者關係人送葬儀式宴飲後放入墓葬 。陶寺鼉鼓不像數量較多成套的蛋殼陶杯等隨葬品，而僅僅只有1對，並與特磬、土鼓組合一套器物，應該和隨葬的1件龍盤相似均為死者或墓主所有。出土鼉鼓的墓葬均為陶寺早期墓地中最大的墓葬，是當時的“王者” 。因此，陶寺鼉鼓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徵物，是最高貴族階層之物。
M3015：15鼉鼓木腔儲存較為完整，殘留一些彩繪圖案，我們對圖案進行了復原（圖一）。值得注意的是，M3015：15鼉鼓紋飾中的一列圖案與M2001：49陶瓶肩部紋飾完全一樣，M3015：41、42一對陶壺肩部的S形捲曲勾連紋與M2001：41、42陶壺肩部以及M2001：71高柄豆底座器表彩繪紋飾基本相同（圖二），而這些紋飾與其它大型墓彩繪紋飾明顯不同，表明如果不是有留存紋樣的話，彩繪應出自一人之手。同時M3015的年代為報告分期的陶寺文化早期五組，M2001的年代為其早期四組，兩者年代接近，可以推測繪製M2001彩陶的人，到M3015墓主去世時又繪製了鼉鼓紋飾，可能同時也是鼉鼓的製作者。M3016、M3015、M3002有入葬時間相對的先後，年代同屬早期五組，但他們的彩繪陶器紋飾卻有較大差別，應該不是出自同一繪者之手。因此，M3072、M3073、M3016、M3015、M3002、M2001這些一類大墓可能有專門的繪工或繪師，而這些繪師不同時期人員略有不同，但M2001陶壺彩繪與M3015鼉鼓彩繪極有可能出自同一繪師之手。
清涼寺墓地發掘報告認為二期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隨葬品較多者因參與鹽業運輸或販賣，不再從事本地普通的農業，率先富裕起來。三期105座墓葬均屬大墓，為食鹽外銷管理階層。鱷魚皮是中原地區難得珍惜物品，很可能是外地購鹽“客商”帶來或者當地居民運送食鹽到南方返回時帶回來的，並作為隨葬品放到墓葬中 。隨葬鱷魚骨板的4座墓葬，M54、M67、M79屬於墓地二期富裕者，M146屬於墓地三期中大型墓之一，這一時期的墓地竟然均是大型墓，不似陶寺等大體同期墓地常見的大、中、小分化，出現了大型墓集中一起埋葬的形態，發掘者推測為一個與販鹽有關的群體或集團十分有道理。M54為20~25歲男子；M67為20~25女子；M79墓主為30~35男子，另合葬18~20歲和18~19歲女子以及11歲左右兒童各1個；M146墓主成年男，殉人4個，分別為20~25歲女、27~28歲女、14~17歲男與11~12歲兒童。從墓葬年齡結構看，墓主甚至殉人竟然都是屬於墓地少數的35歲以下的青壯年，多數的中年和老年墓葬未見鱷魚骨板隨葬。從鍶同位素的分析看，墓主均為本地人，僅M146的20~25女殉人是外地人 ，而墓地四期出現較多外地人，但這些墓葬中卻未見鱷魚骨板，看來鱷魚皮只是被本地人認為是少見的奢侈品。從墓葬隨葬品看，這些墓葬主要只隨葬玉石器，隨葬陶器反倒是少數地位較高者，而玉石器中常常是反映“武力”的鉞與刀，無論男女卻是必備。需要說明的是，鱷魚骨板在M146中雖然發現在殉人身旁，但鱷魚骨板並非為殉人所擁有，鱷魚骨板與殉人一樣都是墓主的隨葬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多種同位素的分析表明清涼寺鱷魚骨板是來源於本地生長的揚子鱷 。因此在清涼寺，鱷魚骨板並非於南方帶來的鱷魚皮，而是取自本地周邊水域生活的鱷魚，但仍屬罕見珍品，為十分富有者或身份高等與鹽相關者擁有，更關鍵的是他們大多是一些中青年人，男女均有，熱衷武力。
尹家城M15的3件鼉鼓分屬於墓葬的3個成年個體，而M15為大型墓葬，就規模和二槨一棺的葬具而言，似應是目前遺址發現的最高等墓葬，也是其唯一一座隨葬鱷魚骨板的墓葬。
西朱封M202與M203規模較大，有棺有槨，隨葬品豐富，為大型墓葬。墓主人地位顯赫，或為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墓主人因骨朽嚴重而難以斷定性別，但二者出土大量的箭鏃類武器，可能為成年男性。M202棺內主要隨葬綠松石器、綠松石串飾、玉簪、玉刀、玉鉞 ，這些近身玉器顯然是墓主生前裝飾品和常用珍貴物品。而墓葬棺槨之間隨葬品主要分三類，一類是蛋殼陶杯、單耳杯、蓋罐等，可能為酒器，或為送葬人葬儀中宴飲所用之物 ；第二類是大量骨鏃、石鏃等武器類；第三類即鼉鼓、蛋殼高柄杯。第三類單獨放入特製彩繪木箱中以示與其它隨葬品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都是蛋殼高柄杯，卻不放置在一處，而是有的專門與鼉鼓置於木箱。因此，木箱中的器物不同於第一類與葬儀中的宴飲相關，應該是專為隨葬所用，自然屬於墓主人所有，而非送葬人之物。M203出土的4枚鱷魚骨板相關資訊有限，鑑於與M202為同一類大墓，其所有者也應該是墓主人。
石峁鱷魚骨板出土於半地穴的小房子中，而非高等級建築中，據簡報言具體出土於房址內填土中，應該是白灰皮地面以上的廢棄堆積中，若然則不能肯定屬於房屋主人所有。丁公鱷魚骨板資訊不祥，不知所屬。
四、黃河流域龍山時代前後鱷魚骨板之變
黃河流域龍山時代之前的鱷魚遺物主要出土在海岱地區。北辛文化時期的遺址汶上東賈柏 、兗州西桑園 等出土的主要是頜骨的顱骨部分。大汶口文化時期在兗州王因 ，莒縣杭頭 、泰安大汶口 、蒙城尉遲寺 、章丘焦家 等遺址出土有鱷魚遺存。王因遺址在大汶口早期文化層中出土20個個體的鱷魚顱骨、頸背骨以及骨板等遺骸。尉遲寺遺址在大汶口文化層和龍山文化H174中出土一定數量的頜骨殘塊。杭頭遺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墓葬M8墓主人背下出土7塊鱷魚骨板，骨板不僅數量少，死者背部下適於平鋪鱷魚製品，而放置鼉鼓十分不宜，顯然不可能是鼉鼓。大汶口遺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墓M10墓主頭端（東端）南部與北部分別發現一堆鱷魚骨板，兩堆骨板都是發現在白陶壺附近，陶壺是這一時期常見的儲器，更無音孔，非陶鼓，近處的骨板不是冒於其上，一些學者認為白陶壺是蒙鱷魚皮的土鼓的看法是不恰當的 。此墓鱷魚骨板總數達84枚，但東段南部編號為M10：27的一堆骨板僅有7枚，為腹部前段骨板，可能不是鼉鼓遺存；這樣北部的另一堆數量為77枚，很可能是木腔的鼉鼓。焦家遺址大汶口晚期大墓M55出土1枚鱷魚骨板。此外，同為黃河下游的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的地層與灰坑中出土有鱷魚遺骸 。
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得到幾點認識：第一，在仰韶文化、北辛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早期等時期多是鱷魚顱骨等相關遺骸，單出骨板罕見，且多出土於地層、灰溝和灰坑中，似是隨意遺棄，或許是捕獲取食後的遺存。第二，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出現了單用鱷魚骨板（鱷魚皮）作為隨葬品入墓的情況。灰坑、地層中隨意遺棄的現象罕見，也少見顱骨等其它部位遺骸。第三，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現了墓葬隨葬的鼉鼓，同時還有鱷魚皮製品。第四，鼉鼓與鱷魚皮製品僅出現在大型墓中，成為身份地位標誌物的奢侈品，甚至不排除為禮器的可能性。基本與龍山時期鱷魚骨板的功用和性質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杭頭M8為35歲男性，大汶口M10為50~55歲的女性，焦家M55為40歲左右的男性，可見男女均有隨葬。
黃河流域龍山時代之後的鱷魚遺物發現較為分散，其中游與下游均有發現，重要遺址有偃師二里頭 、偃師商城 、安陽殷墟 、靈石旌介 和滕州前掌大 等。二里頭遺址出土屬於其二期與四期的鱷魚遺骸共13件，見有下頜骨。偃師商城有學者言及出土有鱷魚顱骨遺骸。安陽殷墟侯家莊HPKM1217西墓道出土大量鱷魚骨板，明確為1件鼉鼓且為雙面，還搭配有1件石磬及其木架。山西靈石旌介商代晚期墓M1在墓地槨室外東北角出土鼉鼓1件，鼓面直徑30釐米，鼓面腐朽，佈滿鱷魚骨板，並有紅漆痕跡。此外，在M3中還出土1件石磬 。
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鱷魚骨板最多，至少有8座墓葬中明確發現有鱷魚骨板（表二）。BM4被盜嚴重，盜坑中出土27塊鱷魚骨板，值得注意的是，墓室西南角二層臺上出土2件“嵌蚌漆牌飾”，洪石先生認為此類漆器應該是鼉鼓 ，可以信從，27塊鱷魚骨板可能源於1對鼉鼓。M38出土多塊骨板附於漆片之上，是否為鼉鼓或鱷魚皮製品難以斷定。M203出土有嵌蚌漆牌飾，且鱷魚骨板與之在一處，應該也是鼉鼓遺存。M206出土的鱷魚骨板分兩類，一類是鱷魚片漆器，且是兩處，據墓葬平面圖看漆器似呈近圓形分佈痕跡，因此應該是1對鼉鼓；第二類是僅有鱷魚骨板若干，且與鱷魚片漆器不在一處，應非鼉鼓，而是前文所言某種鱷魚皮製品。M210發現有嵌蚌漆牌飾且有鱷魚骨板出土，當為鼉鼓遺存。M213出土鱷魚骨板骨板分兩處，一處零散鱷魚片，一處若干與獸面紋紅漆殘片同一處，或分別為鱷魚皮製品與鼉鼓。M214墓室四角祭祀活動殘餘的灰燼中發現鱷魚骨板，顯然非鼉鼓，而是鱷魚皮製品。此外，出土鼉鼓的墓葬均為大、中型墓葬，且常常同時隨葬其它樂器，如石磬、銅鐃、銅鈴，石磬或銅鐃多與鼉鼓放置在一起。洪石認為前掌大墓地的禮儀樂器組合為一對鼉鼓、一特磬、一鐃、一鈴等 。然而銅鈴情況較為複雜，似單置它處，殉狗頸部也有銅鈴，因此商周時期是否作為樂器使用存疑。
黃河流域先秦時期的鱷魚遺存發現並不是很多，仰韶文化、北辛文化甚至更早時期常常被先民作為肉食享用。進入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只將鱷魚的皮這一部分，或製成某種物品，或製成鼉鼓，隨葬墓中做為身份地位的標誌物，或許已成禮器，其中鼉鼓首先在海岱地區出現。至龍山文化時期，在某些地區如陶寺遺址社會上層兼收鼉鼓並發展其“禮”的內涵，出現了1對鼉鼓與1件石磬等固定的組合陳列大型墓中固定地方的規制，這種固定組合表明此時的鼉鼓顯然已是禮樂器，且在使用中已形成了較為嚴格的規制，表明了禮樂制度在陶寺社會已經形成。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禮樂器及其組合一直延續傳至商周時期，成為身份高貴的王侯特有之器。從史前、夏、商、週中國早期文明逐漸形成並長足發展的程序看，華夏文明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即王權和禮制。其中禮制是中原地區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的特質 。鱷魚骨板雖僅僅是一類不多見的考古遺存，卻是窺視中華文明演進歷程及其特徵的一個亮點。
（作者：高江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東方考古》第17集；此處省略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