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朋友圈，誰最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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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l 石鵬

原載 | 介岡八大山人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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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山小像》上的饒宇樸究竟是誰？

青雲譜八大山人紀念館裡有一尊八大山人的銅像，這尊銅像的人物造型和裝束是作者臆想而成的？顯然不是，銅像是依據《個山小像》而作。那麼《個山小像》上的饒宇樸題跋中，緣何會對八大山人的身世家底摸得如此清楚呢？饒宇樸又是誰呢？

49歲的八大山人畫像

八大山人紀念館內立著一尊銅製的清癯老人像。5月17日，該館陳列展覽部主任彭琮娉告訴記者，這尊八大山人立像完成於1986年，當時廣東雕塑家唐大禧以《個山小像》為藍本所創作。

《個山小像》於1954年在奉新縣奉先寺內被發現，後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1959年撥回南昌青雲譜，現藏八大山人紀念館，是目前發現唯一的八大山人寫生畫像。畫中，八大山人沒有發須，身裹粗服，典型的空門僧人形象。與銅像不同的是，畫中八大山人將斗笠戴在頭上。

個山為八大山人名號之一，生於1626年，卒於1705年，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權九世孫。清順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清軍破九江攻南昌，江西藩王子孫多被殺，或“竄伏山林”以避難。時年19歲的八大山人遭遇“父隨卒”、“妻、子俱死”的殘酷現實。從此，他遁入佛門，法名傳綮，開始了“贏贏然若喪家之犬”的逃亡生活。幾個關鍵階段的經歷，世人知之甚少，或語焉不詳，成為不解之謎。

第一跋：“個山小像。甲寅蒲節後二日，遇老友黃安平，為餘寫此。時年四十有九。”鈐印：發堀（朱文）、釋傳綮印（白文）、刃庵（朱文）

《個山小像》上，八大山人自題：

“個山小像。甲寅蒲節後二天，遇老友黃安平，為餘寫此。時年四十有九。”

牒譜學者饒國平告訴記者，“蒲節”就是端午節，“甲寅”指1674年（康熙十三年）。《個山小像》作於1674年端午節第三天。這一年，八大山人49歲。

從1675年至1678年的3年間，八大山人先後在這幅《個山小像》上記下自己和朋友圈題寫的文字，朋友圈裡最亮眼的就是饒宇樸。為什麼這麼說呢？研究八大山人30多年的專家蕭鴻鳴告訴記者，饒宇樸不是第一個《個山小像》題跋者，但八大山人將題跋最佳位置留給了饒宇樸。而且，1677年（康熙十六年）秋，52歲的八大山人從奉新帶著這張《個山小像》前往介岡饒宇樸家，在介岡菊莊請饒宇樸題跋，可見關係非同一般。

蕭鴻鳴說，當時饒宇樸已知曉八大山人的真實身份，他在跋文裡說：

“個山綮公，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孫也。”饒宇樸還知道八大山人的詳細經歷：“少為進士業……戊子現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於吾師耕庵老人。”

不但如此，蕭鴻鳴還表示，饒宇樸和八大山人實際上都是耕庵老人的弟子，饒宇樸為師弟。從此跋文來看，八大山人的出家時間確定為“戊子現比丘身”，也就是1648年（順治五年），這一年八大山人22歲。“癸巳，遂得正法於吾師耕庵老人”中的“癸巳”，指1653年（順治十年），八大山人27歲。

雖然關係親密無間，饒宇樸的記憶還是出了點小問題。蕭鴻鳴說，八大山人在饒宇樸的跋文中“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孫也”的“四世”圈畫掉了。經考證，八大山人實為豫章王孫貞吉先生之孫。饒宇樸的跋誤將八大山人的輩分弄小了一輩。

機緣巧合找到“介岡”

那麼，饒宇樸是誰？他和八大山人是什麼關係？緣何會對八大山人的身世家底摸得如此清楚？

蕭鴻鳴前後花了30多年研究八大山人，往返於南昌縣、奉新縣等地。最初，他查到饒宇樸是明清時期“欽風鄉三十八都介岡村”人。史料記載，欽風鄉就是今日進賢縣。1998年4~5月間，蕭鴻鳴專程趕往進賢和南昌反覆尋訪，發現“欽風鄉”和“三十八都”的行政建制已撤銷200多年。新中國成立後，“介岡”村的歸屬多次在兩縣之間劃來劃去，地方誌辦公室等單位也對“介岡”一無所知。

今天的南昌縣界崗地理位置圖

10年後的2008年，因兩名饒氏後人對“介岡”的討論，事情才迎來轉機。饒氏後人、譜牒學者饒國平和湖北武穴一名饒氏後人饒有武，是此次討論的主角。饒國平告訴記者，他一直研究饒氏文化。2008年，在和湖北武穴的本家饒有武探討時，他得知饒有武祖上在江西介岡，後遷至湖北。當時，兩人都不知“介岡”在哪，於是網上發帖尋找。家住進賢文港的文友王安標發現了該帖。文港和現在的“界崗”相隔不遠，他覺得“介岡”很可能就是現在的“界崗”，恰好他認識蕭鴻鳴，於是將帖子轉發給蕭鴻鳴。

蕭鴻鳴立即趕往南昌縣界崗，考證確定古“介岡”即今“界崗”。

八大山人在介崗隱居的鶴林寺遺址，在遺址可以看到，兩面殘牆，其中一面為明代晚期建築風格，牆中有一個完好的門洞，這裡是鶴林寺的正門。再往裡，還有一處殘牆。若沒有地面的一些磚塊，和這兩面苦苦支撐的古牆，恐怕都很難辨認出這裡曾是“八大山人”朱耷的出家地。

歷時十年揭開饒宇樸面紗

蕭鴻鳴告訴記者，他連續翻閱該村《饒氏十修族譜》後，查到了記載：饒宇樸生於1629年，卒於1689年，字將文，一字蔚宗，號（huò）庵，別號鹿同。這與道光《進賢縣誌》的記載“饒宇樸，字蔚宗”相符。

《饒氏十修族譜》記載，饒宇樸是“世居介岡”的饒氏後人第十九世孫，其祖父饒景曜、父親饒元珙均為明代進士。饒宇樸生於兩代進士之門，“少聰穎絕人，讀書目數行下”，才名均在饒氏兄弟之上。當時饒宇樸年輕氣盛，決心光耀門楣，但桀驁不馴的孤傲性格使其在仕途屢遇挫折。順治十七年（1660年），31歲的饒宇樸參加鄉試，因試卷中“斤斤四字”之“微瑕”而名落孫山。初涉人世即遇坎坷，失意的饒宇樸遊歷於僧俗之間，最終與八大山人“同門”於鶴林寺主持耕庵老人座下。

既是“同門”，說明饒宇樸與八大山人是佛友。此外，饒宇樸別號鹿同，與《個山小像》中所記述的“法弟饒宇樸題並書”相契合，可確證為同一人。

值得一提的，因為介岡，蕭鴻鳴和饒國平結緣成師生。2010年，凝聚了蕭鴻鳴數十年心血的《八大山人在介岡》正式出版。2016年，由饒國平所著，涉介岡饒宇樸及八大山人的《饒氏春秋地名考》也厚重出版，由此打開了八大山人在介岡十五六年的生活秘密。

兩人關係匪淺親如兄弟

饒國平告訴記者，52歲的八大山人能前往界崗找到比自己小3歲的饒宇樸，將生前畫像《個山小像》的正中上方留給他作跋，足以說明兩人關係匪淺，親如兄弟。

饒國平說，界崗原稱介崗，古屬進賢縣三十八都欽風鄉。八大山人把“介崗”二字各去掉一部分，藝術衍變為“個山”，或許隱喻國破家亡、山崩地陷之心境。由“介崗”到“個山”的暗喻是：介，大明已滅，家破人亡，父親妻兒已死，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成“個”；崗，國破山河傾，天翻地覆，改朝換代，去山留“岡”。

八大山人遁入佛門師從鶴林寺主持“耕庵老人”後，別號“刃庵”；饒宇樸別號“ 庵”，同樣師從“耕庵老人”為俗家弟子；饒宇樸的弟弟饒宇藻別號“理庵”。師徒四人，均以庵為號。在饒國平看來，作為明代王孫，八大山人正在躲避清軍追殺，饒宇樸和饒宇藻兄弟以“庵”為號，除表明佛門弟子身份，還有為八大山人打掩護的意圖。

“朱耷，耷，即驢的俗寫字，驢比馬、騾的耳朵都大，因此大耷喻驢。饒宇樸別號鹿同，與八大山人兩人，一個自比鹿，一個自比驢，是兩人親如兄弟的又一見證。”饒國平說，八大山人的不少書畫以鹿為主角，如《群鹿圖》《柏鹿圖》《椿鹿圖》《松樹雙鹿圖》等，原因或許是以此寄念“鹿同法弟”饒宇樸。

饒宇樸為《個山小像》所寫的跋

“個山綮公、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原像‘四世’兩字上有墨圈）孫也。少為進士業，試輒冠其儕偶，裡中耆碩，莫不噪然稱之。戊子現比丘身。癸巳遂得得下法於吾耕庵老人，諸方藉藉，又以為博山有後矣。間以其緒於為書，若畫口（若）詩，奇情逸韻，拔立塵表。予常謂：個山子每事取法古人，而事不為古人所縛，海內諸鑑賞家亦既異喙同聲矣。丁巳秋，攜小影重訪菊莊，語予曰：‘兄此後直以貫休、其己目我矣！’咦！栽田博飯，火種刀耕，有先德，？頭邊事的翁裡，何曾失卻！口口予且喜，圜悟老漢腳跟點地矣。鹿同法弟饒宇樸題並書。”鈐印：鹿同（朱文）、西江弋陽王孫（朱文）、宇樸蔚宗（朱文方印）

這一跋為八大友人饒宇樸所寫，饒氏有一莊園名為菊莊，在江西進賢縣介崗，八大山人出家後主持的“耕香院”也在介崗，且與菊莊毗鄰。跋中“四世”二字為饒氏誤寫，後被八大圈去。時間為康熙十六年（1677）。饒宇樸的跋非常清楚地指明瞭八大山人的身份——“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孫”，同時還指出其於“戊子現比丘身”，即在順治五年（1648）剃度為僧，“癸巳遂得得下法於吾耕庵老人”，即順治十年（1653），在進賢燈社正式拜耕庵老人為師。

饒宇樸的跋，不僅交代了八大山人的世系、剃度、拜師的確切情況，還對他的禪宗造詣及書畫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最後還說：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天，八大山人帶著《個山小像》再次來到菊莊，對我說，以後請直接以貫休、齊巳這樣的人看待我。”為何要這樣說呢？饒宇樸似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於是大為感慨，不禁“咦……”了一聲。

貫休、齊巳都是唐代有名的僧人，但卻並不專注於禪林中的刻板修行，而是善於攜詩畫雲遊十方，八大山人此時對饒宇樸說出這樣的話，意思再明確不過：從順治五年（1648）剃度到如今（1677），已經快三十年過去了，他實在不願意再停留在寺院裡，而想攜書畫去雲遊天下。

八大山人佯癲還俗有同謀？

四縣交界而成介岡，曾隸屬撫州，深得臨川文化薰染。八大山人在撫州突發瘋癲步行至南昌，是真瘋還是假瘋？如果是假瘋，他有同謀嗎？

因書畫而相知相交

八大山人在介岡交往的最重要人物無疑是饒宇樸。饒宇樸比八大山人小3歲，是耕庵老人在介岡鶴林寺時的俗家弟子，因此，饒宇樸在八大山人的生前畫像《個山小像》上的跋文署款為“法弟”。

蕭鴻鳴告訴記者，饒宇樸與八大山人的初識，應該是在順治八年（1651年）前後。當時，八大山人在介岡常住。自八大山人“得正法”後，饒宇樸與耕庵老人、八大山人一起，前往白狐嶺遊覽唱和。饒宇樸也非常擅長書法，真草隸篆無體不工。從這點來說，饒宇樸在八大山人隱居介岡的十幾年裡，對詩書畫藝的切磋，是兩人相知相交的基礎，也是兩人相知相交的主要話題。

此外，饒宇樸與八大山人的相知相交，還因兩人的內心深處有著相同的巨大創傷。八大山人父親、妻、子都因國變而死，饒宇樸的父親和哥哥，也因國變而亡。加上兩人又同出耕庵老人門下，且兩人有相同的愛好，使得這種交往和友誼，一直保留到兩人先後去世。

可以說，隱居介岡期間，饒宇樸是八大山人與之交往最為頻繁的人員之一，並且在八大山人的朋友圈中，穩居“鐵桿”之位。這一點，八大山人離開介岡10年，攜《個山小像》重訪饒宇樸的介岡菊莊，並在小像最重要的正中上方，預留給饒宇樸作跋文，可謂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

而透過跋文也可知，在兩人幾十年的交往中，饒宇樸不僅是瞭解八大山人身世、經歷的人，還是真正進入八大山人內心、深知八大山人歡愉與痛苦，併為之提供幫助的知己、知音第一人。

還有一個鐵證，就是八大山人將關係到自己後半輩子的一個人生大秘密，和盤透露給了饒宇樸。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秘密？

蕭鴻鳴說，這個秘密就藏在饒宇樸為《個山小像》所作跋文的後半部分。

隱藏秘密的“介岡談話”

饒宇樸的跋，後世研究界多對其前部分有涉，對後半部分晦澀的文字，或言之太遠，或繞道而行。對此，蕭鴻鳴貫穿前後文，進行了考證。

跋文的下半部分內容，以八大山人重訪介岡菊莊為開頭。因為這次兩人的重逢，八大山人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當饒宇樸聽了八大山人說要做貫休、齊已後，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聲“咦”的驚歎！饒宇樸在跋文中，是這樣記錄這段談話的：

“語予曰：兄此後直以貫休齊已目我矣。”

這是饒宇樸以言之鑿鑿的文字，記錄了八大山人對饒宇樸說的原話。

貫休、齊已兩人雖都是唐代僧人，但其用心所在，並不專注禪林法道的刻板修持，而是以詩書畫雲遊四方，非以一方禪門的頭陀身份聞名於世的人物。八大山人以“兄此後直以貫休齊已目我矣”告知於饒宇樸，可見貫休、齊已在八大山人心目中的位置，也表明了自己以後不會只在耕香院裡別無旁騖地一心專精地修持和求道。

饒宇樸一聲“咦”的驚詫語氣，不僅表達了他第一次聽到八大山人的這個秘密時的情緒，更引來了他對八大山人身處耕香院優越條件的不解。於是，跋文中出現了一段晦澀難懂的文字：

“……裁田博飯，火種刀耕，有先德钁頭邊事在甕裡，何曾失卻？”

蕭鴻鳴解釋說，“在甕裡”系出禪門話頭，是指“甕中之鱉”“唾手可得”的意思。

當時，八大山人已有耕香院這塊賴以生存的“福田”，所以饒宇樸對八大山人將要放棄這些充滿了疑慮。但是，兩人一定是進行了長久的交流，八大山人將自己的心聲吐露給饒宇樸後，饒宇樸的內心終於得到釋然。

自此，饒宇樸“予且喜”，並理解性地把跋文續寫了下去：“圜悟老漢，腳跟點地矣！”“圜悟老漢”是指宋代禪師圜悟克勤，“腳跟點地”在禪門中用以比喻“本來自我”。饒宇樸在明白八大山人的想法後，用“腳跟點地”作為自己對該事件的評語，寫在這段跋文的最後，目的是說，八大山人此時已得到了禪門“行住坐臥中皆行佛道”的真諦。

參與還俗“癲狂計劃”

雖然《個山小像》在客觀上是以“高僧像”的形式留存於佛門，但其所有的題跋，卻可以看出八大山人遁入佛門的動機，從一開始的避難剃度，到最後的“癲狂”還俗，可以說，他從來也沒有考慮過要做一個禪門的大頭陀。是“國變”的嚴酷現實、是禪門的機緣、是生存所迫，這才使其不得不在禪門隱遁。

一句話，八大山人在禪門30多年，他並沒有為禪門佛子們留下任何具有佛門意義的貢獻和遺產。其遺留在佛門與禪門有涉的、唯一的《個山小像》也僅僅是他在為自己的返俗而做出的一種個人交代，而非是作為禪門特殊意義的釋家交代。

這一點，從他還俗之時並沒有將《個山小像》帶走，而是留在佛門，便可說明。

“還俗是八大山人認為其避難的目的已經完成，需要去做一個“太平時代自由身”的貫休、齊己的時候了。”蕭鴻鳴說，八大山人將《個山小像》攜往介岡重訪菊莊的目的，就是要告訴饒宇樸，自己即將還俗，以一個“不佔道場”“不建寺廟”“得真諦”的“自在”之身，做一個行住坐臥皆修行的貫休和齊已，做另一種禪門佛弟子。

八大山人由癸巳在介岡“得正法”，到丁已在菊莊告知饒字樸有還俗之念，歷時24年。

此後，儘管八大山人在耕香院過著條件相對優越的生活，但此時的耕香禪院，僅僅是八大山人寄皮囊於此、徒有虛名所在。他的心思，早已回到了“吾家在滕閣”的南昌城了。

因此，八大山人在菊莊與饒宇樸進行了一次頗為深刻的“介岡談話”。

而這次談話，不僅隱藏了八大山人此後去向的一個巨大秘密，兩人還商定了“癲狂計劃”。

成在介岡去也在介岡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八大山人與饒宇樸一同趕往臨川，參加了縣令胡亦堂舉辦的“夢川亭”詩會，八大山人並由此在臨川逗留年餘。此間，八大山人時而“裝聾作啞”，時而“意忽忽不自得”，時而“忽大笑，忽痛苦竟日”舉止怪異。

經過這個“癲狂”期後，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大山人終於“裂其浮屠服焚之”，將“癲狂還俗”計劃付諸實施並徹底完成。“癲狂”的八大山人，也終於回到了念念不忘的“吾家在滕閣”南昌城。

從此，他開始以“八大山人”為號，開啟了畫聖新的藝術之路。數年後，八大山人娶妻，並育有一女，後來嫁往了新建縣（今新建區）的南平。

從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大山人重訪菊莊，與饒宇樸共同制定還俗計劃，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計劃實施，整整4年。

可以說，八大山人以“癲狂”的極端手段還俗，是八大山人與饒宇樸在介岡菊莊共同策劃的。八大山人與饒宇樸在菊莊進行的“介岡談話”內容，就是在自己即將還俗、需要直面世俗“僧道娶妻”這一嚴酷的制裁法律面前，“如何還俗”的內容。

儘管預謀周全，但還是瞞不過與八大山人熟悉的朋友，有人說他“佯狂”，世人也多有懷疑，但八大山人“癲狂”還俗的目的，最終還是實現了。

剝離《個山小像》上跋文晦澀、隱諱的外衣，八大山人與饒宇樸在介岡菊莊的談話，以及將“癲狂還俗”計劃付諸實施，是八大山人在《個山小像》上用“不立文字”的手段，再次傳遞給後人的。

對此，蕭鴻鳴說，八大山人由介岡而在禪門聲名鵲起，也在介岡向饒宇樸交代其後半生的去向，這對八大山人來說，真可謂是“成在介岡，去也在介岡”。

《傳綮寫生冊》中的畫作《西瓜》

《傳綮寫生冊》出自介岡？

介岡林茂水白，草木旺盛。十五六載的叢林生活中，八大山人除了品茶誦詩，遊走山野，還畫了眾多作品。那麼，令人驚豔的《傳綮寫生冊》是他在饒氏家族的庇護下出自介岡嗎？《荷花圖冊》又出自何時何地呢？

翰墨問道，在書畫中修行歸璞

5月的暖風，吹過介岡，鶴林寺後面的竹林松海，枝丫搖曳，沙沙作響，彷彿在講述著八大山人的過往故事。故事裡，有最為後世所推崇的書畫。

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革，使中國繪畫史上湧現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美術“怪傑”。他們在藝術上不苟合取容，敢於突破前人窠臼，將生活中的真情實感融入書畫之中，賦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八大山人就是以其精練縱恣的筆墨和獨創的飄逸、冷峻畫風，抒發他那倔強的不言之意，而受到時代的高度評價，由此而成為中國乃至東方書畫藝壇的革新巨擘。

在八大山人遁入佛門的36年當中，隱居介岡之燈社鶴林寺的經歷，是極為重要的一段。那麼，八大山人在介岡生活了十五六年，這期間，八大山人在“侍佛”之餘，到底創作了哪些作品？又有哪些作品被存留下來了？

蕭鴻鳴告訴記者，八大山人在介岡鶴林寺十五六年的修行，不管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僧人，還是一個主持頭陀，他在佛門的詩、書、畫、印並不是以藝術家的身份立於鶴林寺。他這一時期的書畫創作，僅僅是侍佛之外的“業餘愛好”。

從八大山人的身世來看，天潢貴胄的他，8歲就能作詩，10歲左右獲封明宗室“輔國中尉”爵位，18歲時放棄爵位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參加科舉考試獲得秀才頭銜。如果不出意外，日後他很可能以自己的勤奮加智慧，走出一條前途光明的康莊大道。然而，“甲申國變”將他的夢無情的擊碎了，在親人相繼遇難的血腥恐怖中，他被迫遁入佛門以避追殺。

隱居介岡後，相對平靜的佛門生活，也難以消解他對自我命運的憂憤。如果說，禪是亂世志士的智慧修行，那麼，對於八大山人而言，書畫同樣是修行問道的途徑，承載道法的器具。他在筆行墨運之間，領悟浮幻人生的生死流轉，寄寓並釋放內心的憂思和悸動。

藉以寫生，傾吐和宣洩身家鉅變的記憶

據蕭鴻鳴考證，世人目前可以看到的八大山人最早的傳世作品，是他在順治十六年（1659年）冬至所作的《傳綮寫生冊》。

這一年，八大山人在介岡繼席耕庵老人做鶴林寺的“灌園長老”。而《傳綮寫生冊》上，也是八大山人身為“灌園長老”身份、紀年、地點明確的作品。從這個角度來說，《傳綮寫生冊》也是八大山人為自己在介岡當“長老”做住持的紀念之作。

蕭鴻鳴告訴記者，八大山人初作《傳綮寫生冊》，既是為了當時禪門生活安定後與釋門師友以畫說禪交流所用，也是藉此寫生題詩為契，抒發自己對時境的感慨。冊中詩跋是以畫引詩，以詩抒意，多以禪門曹洞、臨濟家法俚語，描述遁入空門後領悟禪鋒的思境，以及三十四歲以前“竄伏山林”悲涼悽苦的逃亡生活。

《傳綮寫生冊》共計十五開。其中，瓜果、花卉、玲瓏石、松等畫作十二開；書法三開，楷書、章草、行書、隸書於各頁題詩偈十首。其款署有：

“乙亥暢月廣道人題”、“灌園長老題”、“畫於燈社之松海”、“燈社釋傳綮書”。

“雪衲”白文方印，高3。4釐米，印面邊長1釐米見方，四角磨禿。青田石，單刀淺刻行草邊款“越餘鬱守白為雪個禪兄兩行十字，鐫刻流暢。

《傳綮寫生冊》中蓋有雪納印章的畫作

其使用的印章有“雪衲”（白文方印）、“個字”或“丁字”（朱文方印）、“釋傳綮印”（白文方印）、“刃庵”（朱文方印）、“鈍漢”（朱文橢圓印）、“刃庵”（朱文扁方印）、“綮之印”（白文扁方印）、“枯佛巢”（白文方印）、“淨土人”（白文方印）、“燈社”（朱文長方印）共計10枚。

書畫，畫的是人生，是情趣，是心境。蕭鴻鳴認為，在這套作品中，八大山人終於將這段從金枝玉葉的王孫到隱姓埋名的逃亡者的刻骨銘心的記憶，用書畫的表現形式，給予了傾吐和宣洩。由此可見，這段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是一直籠罩在八大山人心頭，影響他在介岡生活的巨大陰影。

觸景生情，介岡荷花成靈感源泉

《傳綮寫生冊》是八大山人書畫創作起步時期的標本，也是八大山人書畫藝術的源頭。

據蕭鴻鳴認定，八大山人在介岡的十五六年中，所創作的作品除了《傳綮寫生冊》還有3件，分別是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冊》十開，重慶市博物館藏《芙蓉湖石扇面》，美國王方宇、沈慧夫婦藏《傳綮荷花冊》八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花果圖卷》。

其中《傳綮荷花冊》中的荷花，葉底藏花，花於畫外。荷葉的傾向，喜歡畫荷葉背面的習慣，都使得《傳綮荷花冊》成為八大山人一生當中“最佳”的作品。八大山人也確實一生愛荷，他有一枚“何園”印章，“何”即“荷”，表達了他對荷花的喜愛與讚揚。荷花也是他美好靈感的一個不竭源泉，他之後創作了大量的《荷花圖》。

那麼，《傳綮荷花冊》中的荷花是有真實的原型，還是八大山人的臆想之物？記者在走訪中發現，介岡其實還真是一個“世外荷源”。在介岡村東面的撫河上，至今蜿蜒數十里的百萬畝荷塘，是介岡村方圓百里的傳統產業，花開時期，洶湧如潮，香溢百里。

據介岡村的老人們講述，村裡曾有“七星伴月”，即七口大池塘，池塘裡均種滿了荷花。此外，鶴林寺後面曾有一方小水窪，裡面也種滿了荷花，只是後來被填平成了田地。如此可以推斷，《傳綮荷花冊》中的荷花，其原型應該就是介岡的荷花。

對此，蕭鴻鳴也表示，映日荷花別樣紅的壯美景象，確實曾讓300多年前的八大山人在“秋風”中沉醉。在《傳綮寫生冊》中，觸景生情的八大山人曾寫下了“三五銀箏興不窮，芙蓉江上醉秋風”的詩句，“芙蓉”即指蓮荷。

“這讓人在面對八大山人大量的《荷花圖》作品面前，特別是《傳綮荷花冊》的創作基礎與生活來源，有了切身的感受和聯翩的遐想——儘管在介岡是避難，充滿了諸多無奈，但面對殊勝的美景和環境，八大山人仍然無法按捺住自己對撫河上隨風翻動的‘芙蓉’，而發出了不由自主的讚美。”

蕭鴻鳴感慨地說，《荷花圖冊》款署書法風格與《傳綮寫生冊》之二《芋》所題詩書法完全類同，所鈐印章“法窟”也均與此間在介岡的時間吻合。因此，從這點看，《荷花圖冊》也應為《傳綮寫生冊》的同期作品。

介岡燈社，為“海派繪畫”祖壇

作為逃亡者，八大山人在介岡借書畫以抒懷。不曾想，這種侍佛之餘的“業於創作”，竟開啟了一個新的繪畫流派。

蕭鴻鳴告訴記者，八大山人在介岡期間所繪作品，雖然在筆法、墨法上尚顯稚弱，但其風格均上承有緒，物有所本，其風格雖然沒有還沒有完全形成後世公認的“八大山人”自家的體勢，但是，他的繪畫作品風格，其源頭活水發源於茲，其風格形成由此濫觴。

因此，八大山人在介岡時期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到他在34歲以前書畫起步時並不異於常人的訓練，又可導河積石，使後人從其在介岡期間的創作中，對他繪畫的歷程得以溯源和展望。1930年，日本東京美術專門學校教授大村西崖先生，以獨具慧眼的方式提出八大山人為“海派之本”的重要觀點。

那麼，什麼是海派繪畫呢？權威的解釋是，海派繪畫風格特點為色彩運用和以書入畫。海派畫家們既秉承傳統，又接近現實生活，善於將詩、書、畫一體的文人畫傳統與民間美術傳統結合起來，描寫民間喜聞樂見的題材，將明清以來的寫意水墨與強烈的色彩融為一體，形成雅俗共賞的新畫風。

蕭鴻鳴認為，大村西崖先生這一“海派之本”的觀點，是東洋人摒棄滿清頹廢畫風、不帶任何偏見和觀點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為中國美術史上“海派繪畫”找到了源頭。因此，介岡燈社的地位，乃是中國美術史上、世界美術史上一個重要的流派——“海派繪畫”一脈的發源地，或者說是祖壇之地。

界崗村村貌

南昌縣擬對鶴林寺考古發掘立項

界崗位於南昌縣黃馬鄉，這裡的一些明清文化遺存如今成為縣級保護單位。八大山人為何隱遁在饒氏家族的家廟鶴林寺？鶴林寺曾粥鍋不冷，粥僧120餘人，南昌縣會對鶴林寺進行考古挖掘嗎？跋文中令人嚮往的菊莊又在如今界岡的哪塊禾田或者叢林中？

鶴林寺殘垣斷壁

已被納入文保維修名單

像掙脫了大地的束縛，拱出了封凍的泥土，頂開了冬天落葉的覆蓋，露出了尖尖細嫩的春筍一樣，隱藏巨大秘密的小山村介岡被找到，為南昌縣開發、利用和打造“八大山人”這一“城市名片”，送來了“及時雨”，也為南昌縣開啟歷史文化旅遊寶庫，送來了鑰匙。

因此，南昌縣委縣政府極為重視這一發現。今年4月24日，還在黃馬鄉舉行了“黃馬鄉全域寫生研討會”，邀請了蕭鴻鳴，以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博士生導師、教授包林，藝術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武洪濱等23名省內外知名藝術家，就黃馬鄉著眼人文和自然資源，大力發展旅遊業，進行了智慧的碰撞。

蕭鴻鳴告訴記者，4月24日，參加研討會的藝術家來到黃馬鄉介岡村，感受了鶴林寺的靜謐幽深。當得知東方現代繪畫之父八大山人早年曾隱居鶴林寺，並進行了許多書畫創作時，藝術家們都感到很震驚，並紛紛表示，要儘快挖掘和保護好這些歷史遺蹟。

5月16日，黃馬鄉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甘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根據蕭鴻鳴老師的考證，從“癸巳”（順治十年，1653年）前的二三年，到到康熙五年（1666年）在奉新蘆田“耕香院”作《水墨花卉》，八大山人已在介岡生活了十五六年。

也就是說，八大山人在介岡鶴林寺隱居時間段，大概是二十四五歲到40歲左右，正值青壯年階段。可以說，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和藝術觀的形成並漸趨走向成熟，都來源於介岡給予他的這段相對平靜的佛門生活。不難想象，沒有介岡，就不可能有影響中國自清朝267年以來的美術、書法，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一大批畫壇大師；沒有介岡，也就根本談不上被日本、著名美術史家大村西崖譽為“海派之本”的藝術巨匠八大山人；沒有介崗，或許清朝267年以來的中國書畫史也得重寫。

如今，隨著八大山人的出家地（介岡）問題的解決，其將成為南昌縣黃馬鄉發掘文化遺產、生態旅遊工程的重要支撐點，為打造黃馬鄉的文化品牌，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南昌縣已在準備對鶴林寺考古發掘立項。

甘霖透露，目前，鶴林寺已被納入南昌縣2018年文保維修名單，考古發掘立項後，還將對鶴林寺及燈社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再現八大山人在介岡的禪門生活場景。

界崗村明清古建築

堪稱秘境的人文古村

介岡是個什麼樣的村莊，艱難逃亡的八大山人為何能在此地平靜地生活了十五六年？亡命天涯的他，為何在介岡找到了想要的安全感？帶著這個疑問，記者在介岡村進行了實地探尋。介岡村位於南昌縣東南，經過香樟蔥鬱的白狐嶺，再穿過一大片稻禾輕舞的田野，古村介岡就在眼前。整個村莊沿撫河河堤而建，坐落在撫河彎道，彷彿一處世外秘境之地，安靜而有靈氣。

剛進村口，即見兩尊象徵身份地位的、由奇石雕琢而成的閉口獅子，讓人感覺這個小山村除了靈氣之外，還有一種貴氣。隨著走訪，記者的這種感覺愈發強烈。進入村內，多處建築的門樓、門楣，均為明清時期的人物、花卉等眾多精美的磚雕裝飾物，又分別嵌有“兄弟部堂”、“北海延釐”等顯赫石匾。此外，村中還存有兩口明代古井。

陪同採訪的老村長饒國祺告訴記者，介岡饒氏的始祖叫饒竦，宋代熙寧進士，曾做過太守，因得罪了當時推行變法的宰相王安石，後辭官遷居介岡，迄今已近千年之久。在明清時期，介岡村一度非常輝煌，因為位於南昌縣、進賢縣、臨川區和豐城市四地交界之處，且臨近撫河，是一個水運發達的交通樞紐地。這樣一處地方，開闊了“饒氏族人”的眼界和思想。他們勤事耕讀，尊師重教，不少饒氏族人透過科考進入大明朝的官場。

尤其是在明清兩代，自明萬曆二年（1574年）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66年間，介岡饒氏族人先後出了七位進士、數十位舉人，“或佐藩宣，或任卿貳”。其中，“兄弟部堂”更是至今仍被傳為佳話。“兄弟部堂”中的“兄弟”，說的是饒位、饒伸兩兄弟。饒位為萬曆八年（1580年）庚辰科進士，累官至工部右侍郎。饒伸為萬曆十一年（1583年）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為兄弟倆立匾的人也為身份顯赫的朝廷一方大員——巡撫江西都御使包捷。“北海延釐”中的“延釐”，為祝頌語，寓意迎來福祥，能立此石匾的，也多是大戶人家。

不僅如此，村裡饒氏嫁娶的不乏名門之後。“據族譜記載，饒宇樸的堂弟饒宇栻，就娶了當時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的女兒。”饒國平補充說，由於世代書宦，“介岡饒氏”也成了遠近聞名的名門望族。

鶴林寺殘側門

鶴林寺斑駁的殘牆

由於人才輩出，身受皇恩，介岡“饒氏族人”還在村裡建了家廟以供奉聖旨，這間家廟就是八大山人後來出家隱居的鶴林寺。饒國祺說，那時候，廟裡香火旺盛，最高峰時，擁有粥僧120餘人。遺憾的是，1978年前後，迫於生計，村裡將鶴林寺賣掉了，鶴林寺由此被拆毀，如今只剩部分遺蹟。

沿著村莊一直往北，經過村後一座欄杆雕花的古橋後，大片的樹木松林和竹海闖入記者的眼簾。饒國祺抬手指著竹影中掩映的屋簷說：“鶴林寺就在那裡。”走近之後，眼前是一座具有明清規制及風格的青磚建築廢墟。廢墟上，尚殘留有一個稍顯完整的側門和一堵約有五六米高，二十米長的殘牆。

據饒國祺講述，殘牆是鶴林寺大雄寶殿的牆，牆磚上還寫有神秘如天書的“上大”的字樣。殘牆周圍，散落著遍地的破磚瓦礫，青磚邊款上書寫有楷書“二千”、“上七”、“下六”等字樣。廢墟後，是一座近年來複建，於2007年10月30日經南昌縣民族宗教事務局稽核登記，負責人為“釋常和”的鶴林寺。

看著眼前殘留的廢墟，負責介岡饒氏家譜管理的村民饒國慶說，此地為“下介岡”，鶴林寺後面不足百米的高臺是鶴仙峰，也是八大山人在介岡的主要活動點，即“介岡之燈社”所在地，如今已成為果園，僅有古井一方遺留。再稍往北便是“上介岡”，饒氏先廬“菊莊”的所在地。

饒國慶所說的“古井”，在記者看來也僅是一個小水窪，很難想象清淺的水底，竟然隱藏著與八大山人有關的世紀之謎。然而，“上介岡”滿地隨處可見的古瓷片、若隱若現的古宅基，又似乎在默默述說著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從“上介岡”再往北，是一座無名的小山。站在山頂上，記者發現“介岡之燈社”的地理位置確實絕佳，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像一把搖椅，燈社就在椅子的中間，環境清幽，又因離撫河不遠而交通便捷。這在饒國平看來，燈社的絕佳位置，既有利於八大山人佛門修行，也方便其在危難之時從水路迅速逃離。

“饒氏族人”節義庇護

採訪中，新的疑問又跳出腦海。僅僅在江西，自然地理環境勝於介岡的地方也不會少，更遑論全國，八大山人為何會選擇介岡作為自己的隱居地？除了地理位置隱秘，水運交通便捷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對此，饒國平認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介岡“饒氏族人”的節義庇護。

以介岡後世子孫人才輩出，節義尚賢的現象而論，饒氏族人在進賢介岡早已形成一個學有尚，業有成，識有義，頗具“饒氏價值觀”的“饒學”體系，時人也多有篤信饒氏之學的文化現象。同時，有明一代，介岡饒氏人才輩出，深受皇恩，對朱家自然心懷崇意和忠誠。這一點，從後來清軍入侵介岡時，饒氏族人壯烈殉節就可以證明。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饒宇樸一家，其父親饒元珙、兄長饒宇柟，在順治五年（1648年）清軍攻打南昌進駐介岡時的“戊子七月”雙雙殉難，還有多位女性赴難，其家庭是一個為明王朝實實在在的殉義節士之家。

因為族人被屠殺，介岡饒氏對清廷也無可避免地心懷仇恨。在感恩和仇恨之間，饒氏族人選擇庇護明代王孫八大山人，可以說是一種內在的心理需求。

有心理需求，還得有庇護的能力。饒國平說，根據族譜記載推斷，這種能力應該是來自於饒宇樸的堂弟饒宇栻。清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饒宇栻考中舉人，順治九年（1652年）壬辰又高中進士，授翰林庶吉士。由此，介岡饒氏族人重新獲得了滿清新朝的進士門第。這也使得饒氏族人對八大山人的庇護有了足夠的能力。

隱秘的地理環境，饒氏族人的庇護能力，再加上介岡不同於一般窮鄉僻壤的文化環境，這些都給逃亡中的八大山人帶來了心理上的安全感。“而饒氏族人對坐落於介岡鶴林寺內的方外和尚八大山人，施以鄉鄰、廟宇、神祇應有的庇護，也是最隱秘、最恰當，使社會最容易接受的手段。”饒國平分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