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

知識分子如何看待

“今日之我”

與“昨日之過”？

知識分子放棄原本的思想，一是被脅迫，二是被迷惑，三是為恐懼所嚇阻。

我在書中透過俞平伯、賀麟等事例，比較完整地講述他們被說服後順潮流的過程，看出思想改造強大的震懾力和相當的機巧能力。俞平伯由當初的不解和抵抗，經過數個月的來回折騰，最終被認為“積極靠攏”。

俞本人都說了這樣的話：“這裡好像通了，但在那裡又碰壁。以前聽周揚同志說放棄自己的觀點是不容易的，當時不體會，現在確實體會到了。”

如果說俞平伯的思想轉變是順勢推至，當局並未有意為難過多，而賀麟的轉型卻頗為艱辛，是學校黨組織煞費苦心的結果，有強力的外因。

賀麟當初還保留舊派學人的處事慣例，依舊稱蔣介石為“蔣先生”，不忘過去舊恩。但遭到群眾憤恨之後，他也只能表態：“我現在要罵蔣介石是匪了。”一開大會，他就屢屢被圍攻，敗退下來後挫折感格外強烈，又有自取其辱之嘆。

歷經幾年的思想鬥爭，賀麟的學術根由愈加失落，課本照著蘇聯專家的講義修改，所堅守的黑格爾學說被逐步剝離，日積月累，從學術意義上說幾近廢人。

在那樣黑雲壓城的時代，我們無法苛求學者們能持有多少學術良知，整個人文水準的退化和萎縮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知識分子放棄原本的思想是有一個逐步強化、逐漸到位的發展過程。一開始被視作學習和提高的意味，多有勉勵之意，思想鬥爭還不像後來那麼兇狠和純熟。但是隨著改造的聲勢日益浩大，正像邵燕祥先生在本書序言中點明的那樣：“從那時起，‘唯心論’成為教育界、學術界以至整個知識界最流行的一頂思想政治帽子。”

只有讓知識界改變原來自由隨性、不馴服的落後面貌，打掉他們自大、牴觸的傳統思維，糾正舊式文人的傲慢作派，承認自己在政治認識上存在錯失，促使他們培育起對新時代的熱愛和擁護的感情。改造或“消滅”落後的知識分子隊伍成了集體下意識，還以此為榮，張榜天下，這是民族和文化的巨大悲劇所在。

在跟進新時代的潮流時，像馮友蘭這些舊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無力的處境，在鬥爭恐懼到來之時，只能是頭腦簡單地隨波逐流，必然要放棄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顧家的生存條件。

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中，《馮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為壓抑的一篇，寫完此篇後，人有一種虛脫之感。有了這篇稿件壓軸，整本書立馬有了額外的歷史維度，給書目增添了不一般的異彩和沉甸甸的份量。

必須看到，馮定早在動盪時期爆發前期就已經落入敗局，聲譽掃地，成了一隻全國老少皆知的“死老虎”。有了馮定等人的悲劇性存在，“吞噬”的殘暴和人性的後墮就有了確鑿的考證根據。

這是一種深刻的時代糾結，知識分子放棄思想的結局之一就是不要自尊、痛責自己、汙損群體，這讓傳統的知識分子在觀念上難於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脫精神上的重負。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寫到教授們的這種內心折磨，他們接受新觀念往往要有更多的波折和磨難。

真相如火，傳播真相者如普羅米修斯。陳徒手幾十年如一日的在檔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記錄4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的幾聲長長嘆息”，把歷史的灰暗面平鋪給人看。他說，“知識分子有個天職，就是說話，不論用嘴還是用筆。若一聲不吭，是失職；若作假，是瀆職。”

知識分子的脊樑是如何一步一步彎曲的？“思想改造”、“洗澡”這些消失於教科書，只會偶爾散落在網路世界隱秘角落的陌生詞彙，究竟意味著什麼？知識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與“昨日之過”？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陳徒手老親筆簽名作品：《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兩部深入解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運用了海量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

▲陳徒手老師光臨先知書店為讀者簽名

其實，陳老師根據幾十年積累的資料所寫出來的著作還有好幾本，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這兩本，並且《人有病，天知否》還頗多波折，屬於“漏網之魚”，最終能與讀者見面，實屬不易。

陳徒手老師親筆簽名作品，數量非常有限，之前一度售罄，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搶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