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考古學是門殘酷的學科，考古與車禍命案現場非常相像丨燕京訪談
採寫丨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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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謂的“夏”，應該是狹義史學範疇的概念，現在只能把它作為一種推論、假說或者可能性，它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是屬於需要探索的問題。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代文化，但不能肯定。
二里頭遺址博物館
在很長一段時間，考古學似乎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它高深莫測，與公眾很遙遠。考古學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報告，讀者僅限於考古學同行和歷史研究者。考古學者一頭扎進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與公眾相往來。儘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也有媒體報道，但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頗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賞的姿態。包括嶽南在內一些作家所寫的考古發現類紀實著作，儘管也有一批讀者矚目，但專業的考古學者很少直接面向公眾寫作或交流。
作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發掘隊前隊長（1999年-2019年），許宏改變了這一現象。在專業的考古報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學術積累和長達二三十年的考古發掘經驗，直接寫作面對公眾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等著作都備受好評。此外，他還開通微博，長期與公眾直接交流，迄今為止已經有100多萬粉絲，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許宏的著作《發現與推理》面世。本書隱含著許宏作為一位資深考古人的學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運用想象力？假如沒有想象力，很多考古發現便無從談起；然而，過度解讀甚至誤讀，又往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考古學者該如何與無言的地下遺蹟進行對話？這不僅依託於文物的發現，考古學者自身的專業敏感與推理能力也很重要。書中追述了幾場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僅以親歷者的視角，呈現出考古現場的複雜性和魅力，也對幾則著名的考古“懸案”重新展開考察，以專業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煉出極具啟發性的學術思考。
就本書涉及到的問題，如二里頭是不是夏代文化等問題，《燕京書評》專訪了許宏。因文章較長，所以分兩次釋出。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天將刊出第二篇。
許宏，196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從事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
面向公眾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東亞青銅潮》等。
▌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從陽春白雪到公眾考古
燕京書評：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學者以專業為背景，寫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引發了讀者的很多好評，而這本《發現與推理：考古紀事本末（一）》也讓人讀起來津津有味。我感覺，你寫這類著作，潛在意味似乎是倡導一種理性、客觀認識中華文明、認識中國歷史的態度。你具體是怎麼想的？
許宏：
一些出版人說，現在跟考古相關的書有三大類。第一類是陽春白雪，像我主編的《二里頭1999-2006》，五大本賣2000塊錢，印上1000套出頭，全球範圍內就不用再重印了。這種書跟公眾沒有關係，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種，就是把各種中國考古大發現攢起來的書。第三種介於二者之間，就是像我這樣田野考古一線的考古人撰寫的考古發現背後的故事，這類書雖然不多，但從社會效應來說，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這樣的書。
我自己認為，寫這一類書是時代的產物。你之前也採訪過考古學界一些老先生，我們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考古學處於一個劇烈的轉型期，除了學科內部的若干變化外，那就是從象牙塔學問轉向面對公眾。這在我個人身上具有典型性。1996年，《讀書》雜誌主編汪暉組織李零、陳平原、葛兆光、陳星燦等人搞過一個筆談，討論“考古學與人文知識問題”。我們現在的所長陳星燦先生髮表的那篇文章，題目就是《公眾需要什麼樣的考古學》，我當時深以為是。他們幾位學者共同提出了對以前考古學的不滿，因為以前的考古學跟公眾漸行漸遠。
今年，正好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學是作為一個顯學出現的，因為它誕生於古史辨和西風東漸的氛圍下，在故紙堆裡已經沒法進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當時需要解答的大問題是：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中國是怎麼來的？中國考古學，恰恰是在那個時候應運而生。本來，考古學首先應該回答公眾特別關注的問題，但在後來這幾十年，我們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這種解讀無字地書——就是如何來做話語轉換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遺址發掘研究。我們的前輩那幾十年（包括我們在內）都在這個探索過程中。這樣就給人感覺，我們逐漸鑽進了象牙塔。
隨著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衣食足然後知禮節，全民的文化素養普遍提升（當然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現在相當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面向公眾的考古學。但是，我當時就認為，這並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慮的問題，只要一部分人考慮就可以——像我這樣是執著于田野，在學術風格上嚴謹到偏於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儘管以前我是一個懷有作家夢的文學青年，但嚴肅的學科專業訓練把這點文學色彩幾乎消弭殆盡——因為考古報告編寫是八股，不允許用過多的形容詞和帶有文學色彩的文字。我的文學偏好，就被壓抑了。
隨著我1999年被任命為二里頭隊隊長，加上大的社會形勢下公眾考古開始萌芽，我作為一個考古人越來越濃重的社會責任感被喚起。在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立30週年之際，組織出版了一套書《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筆談是《發掘最早的“中國”》，不料受到好評。考古學本來特別專精，是象牙塔的學問，能夠得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認可，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考古學搞的這些東西，和其他兄弟學科一樣；如果再提高一個層次的話，大家做的都是人學，是關於人的學問。古今一理，大家考慮的問題相同，這給了我信心。
與此同時，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長閆向東先生也找我約稿。他是考古專業畢業，我們本來有關於學術的合作專案。他積極地鼓動我，寫面向公眾的考古學圖書，希望搞成一個“考古隊長講故事”系列。我說，我安身立命的資本是寫考古報告，這些東西我不太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但他說，這不矛盾，可以相輔相成。然後，我說有沒有樣書可以借鑑，他說沒有，你寫出來就是樣書。
從2007到2009年，我就寫了《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把它作為建國60週年的獻禮書。儘管如此，這本書形式上是生動活潑的，但我作為學者，學術態度上是嚴謹甚至是偏於保守的。我一發而不可收拾，就這麼寫下來了。我從中意識到，自己有一定的話語轉換能力，能夠把陽春白雪的東西講明白。當然，《最早的中國》比較青澀，後來這幾本也偏學術。像《大都無城》我都沒敢想，居然被“華文好書”評為“評委會特別獎”。獲獎理由大致是說，都邑佈局雖然是一個小側面，但牽動了中國歷史的大脈動。這個評價，讓我覺得外邊天地很廣闊，後來就逐漸出圈了。
2008年，我到美國UCLA羅泰教授那兒做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2009年回來，元旦開始我就玩起了部落格，這樣就又開了一個視窗，跟公眾一起來談考古。
作為一個嚴肅的考古人，我希望把真實的一面，包括考古人的思考，考古究竟是做什麼的等方面的東西告訴大家。你暫時不懂，暫時讀起來有些難度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媚俗，我要把其中的邏輯甚至常識、學理或者推導過程呈現出來，我得告訴你考古人究竟是在怎麼破解歷史的真實，我們的長處、缺陷和不足在哪兒，我們能夠說清楚什麼，不能夠說清楚什麼。我希望從這個角度來跟大家交流。在微博上，平時大家就說，許老師的微博是知識帖。我發的肯定是知識帖，我知道的我會馬上回答你，不大清楚的我查一下資料，我會告訴你這個東西應該怎麼看，甚至告訴你出處，這些東西是靠譜的。但是，我還覺得有點不足，我說我那豈止是知識帖，我那是思想帖，充滿著我對學術的認識。我一直在談的是思想問題。
《發現與推理》，許宏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攪局者許宏：二里頭與夏都之間的是非爭議
燕京書評：你從1999年-2019年任社科院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你不贊同地方政府直接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命名，認為“夏都”這兩個字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從學術的角度來說，立論、命名必須嚴謹，地方政府出於歷史文化資源和旅遊等因素的考慮，採用了現在的命名。如果實事求是，它可能存在怎樣的風險？
許宏：
按理說，我在微博上有100多萬粉絲，現在一直能堅持發聲。我一直遵循的原則，就是學術問題。但是，你也知道現在的社會思潮。以前，我們說上大學願意學考古叫上了賊船，躲進避風港；但現在根本談不上，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現在你也意識到考古學過熱。作為一個嚴謹的考古人，我實際上更多的不是欣慰，不是高興，而是覺得在這種過熱的過程中，是不是應該有一定的冷思考。
關於二里頭博物館的命名，國家文物局在回覆河南省有關部門的批文中，不建議在遺址博物館的館名中出現“夏都”字樣，我在微博中也轉發了，理由就是我們所謂的“夏”，應該是狹義史學範疇的概念，但我們現在只能把它作為一種推論、假說或者可能性，它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是屬於需要探索的問題。如果把一個不確定性的東西放在一個非常明確的博物館館名中，是不是需要慎重？正如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二里頭，我們不能把它定名為夏都斟鄩遺址一樣。它的定名，應該反映其真實屬性，而我們現在能夠確認的其最本真的性質就是青銅時代的王都。
以前，我還稱讚過三星堆遺址博物館的命名。嶽南先生在他的書裡披露一些細節，為了這個命名，大家持續爭論是不是把蜀文化加在命名中？最後決定不加，三星堆就是三星堆，三星堆是獨一無二的，三星堆是不是和蜀文化能掛上鉤需要進一步討論。夏和二里頭，是同樣的問題。現在媒體上有人有意無意曲解我的意思，我沒有在任何場合否定過夏的存在；我認為，這是一個既不能證真又不能證偽的問題，是甲骨文那樣當時帶有自證性的文書材料出來之前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二里頭就是唯一一個非常大氣的名稱，不能因為我們的公眾暫時不知道二里頭是什麼，就用其他的稱呼來替代。良渚能夠申遺，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完全依靠考古人的努力，沒有任何古代文獻的依託，得到了國際學界的認可。二里頭，同樣是這一問題。但良渚偏早，它是純史前的，像二里頭和三星堆都進入了所謂的原史（proto-history）時代。這個時代在後世文獻中有些撲朔迷離的記載，屬於追述，這就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按我的一個不倒翁的說法，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到目前為止，我們不能排除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二里頭極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現在我還這麼認為，這是最能自圓其說的一個觀點。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肯定就是夏，這是我和有些學者在學理認知上的不同。
至於你說的這種風險，我覺得在文化人中意識到這個問題非常難得，而這種人非常少。很多人不認為有什麼風險。如果我們在漢字文化圈或者是簡體漢字文化圈裡邊自說自話，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如果認為我們中華文明是全球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是要和國際學術界對話，那麼這些問題是不是就應該有一個大家都能認可的認知體系和話語平臺？現在二里頭在申遺，看看我們怎麼運作，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自信，能夠用夏這樣一個概念給二里頭來申遺並獲得成功。這是一個試金石。但我們知道，考古學現在能說清楚的，肯定比不能說清楚的要多得多。如果什麼東西都能說清楚，那不管是多大的權威和大咖，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些明擺著是常識性的問題，是普通的學理問題，但有學者就認為現在大概95%的學者都已經認可了，怎麼居然還有像許宏這樣的攪局者呢？
1977年登封告成遺址會議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濃墨重彩。以前認為，二里頭是商湯亳都。鄒衡先生在會上橫空出世，成為一匹黑馬。他提出，二里頭應該是夏。所以，北大孫慶偉教授在他近年的學術史著作中，專門用了一個小節描寫“攪局者鄒衡”。鄒衡先生提出，二里頭是夏，當時大家都接受不了，群起而攻之。在後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鄒衡先生則得意於他的觀點成為多數派了。那麼，“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句老話過時了嗎？
現在的“攪局者”就是許宏。所謂的共識和主流意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於歷史真實？從徐旭生先生1959年發現二里頭開始，到鄒衡先生1977年提出二里頭是夏，再到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夏商周斷代工程又不太認同鄒衡先生的意見，因為鄒衡先生認為只有二里頭才是夏。但後來的碳十四測定結果顯示，二里頭文化的上限大約是公元前1750年，不夠夏的年數，夏的始年被定為公元前2070年，那就是龍山時代晚期了。那麼，這些所謂共識和主流意見，不是一直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嗎？難道現在最新的共識和主流觀點，就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嗎？在這種情況下，我這種不認可能夠定論的聲音成了少數派。我說觀史需要距離感，都留給歷史吧。二三百年之後，大家再想一想許宏當時是怎麼說的，看一看許宏白紙黑字怎麼寫的。所以我說，我不在乎當代人怎麼看我，隔一段時間大家再看——這是我在學術上的文化自信。
2005年，許宏（左）陪同北京大學鄒衡教授考察二里頭。
▌“夏商周斷代工程”：政治沒有干預學術，引發爭議而不定論是進步
燕京書評：你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參與者，2001年《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面世之後，在世界學術範圍內都引發了巨大爭論，並引發了很多的批評，詳細的報告一直沒有出版。作為考古學者和參與者，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許宏：
按理說，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不可能靠著一個“工程”，在短時間之內“畢其功於一役”。而且，夏商周斷代工程在結題的時候，也說我們這是最優解，而不是唯一解。當然，有一些人認為，最優解也是你們這幾個人認為的最優解，不是我的最優解。根本原因在於工程探索夏商王朝的時間基點是武王伐紂，而圍繞“武王伐紂”這個歷史事件究竟發生在哪一年，就有44種觀點，年代相差112年。
所以有學者就說，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題之日，就是全面內戰爆發之時——這是當時的預測。我倒是比較樂觀，覺得可以正面來看這個問題。我認為，這恰恰是我們學界和社會的重大進步。早年郭沫若先生以國家領導人之尊，他的“戰國封建說”佔領了教科書，其他先生基本上不要再講話了。而現在國家博物館的“古代中國陳列”展序就開宗明義地說，我們不採納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仍然是夏約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7世紀。對岸的寶島臺灣，前幾年“中央研究院”請我去參加第四屆漢學大會。當時，臺北故宮博物院有“敬天格物”玉器大展，我看到那個序廳裡邊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非常醒目，這不是非常好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嗎？
對我們來說，夏商周斷代工程當然是個好事，歷史學界及考古學界以前根本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支援，政府拿1000多萬來做這個攻關專案，這是經費上的支援。大家以前的研究都是各自為政，現在學科劃分越來越細，說好聽是學科碎片化，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雞零狗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搞民族學的、搞語言學的、搞人類學的、搞考古學的、搞歷史文獻學的……大家都是同事，只要在一個單位，大家就會有更多的交流和溝通。現在連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古代史研究所，連北大的考古文博學院和歷史系，基本上都是各做各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以國家之力把各個領域的精英攏在一起，然後給經費，讓他們來爭吵，這當時是一件好事。我覺得，那些老先生非常難得，大家為一個學術問題激烈的爭論，到最後年代測定這一塊，5個數據跟50個數據當然不一樣了，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那肯定更接近於真實，這都是有益的。我作為參與者，那時大概就相當於排長這一級吧，是具體幹活的。最初參加偃師商城的發掘，後來才被調到二里頭當隊長。對於有些質疑，我也敢說，夏商周斷代工程在學術上、結論上沒有來自於領導層的干預，都是專家們研究的結果。我認為，政治沒有干預學術，而是讓參與的學者放開了說，這完全可以肯定。
至於你說的詳細成果報告，我們圈內叫“繁本”，20多年還沒出，這其中有原因。很遺憾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四位首席科學家已經有兩位駕鶴西去了，而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也基本上停止工作了。繁本沒出來是非常正常的事兒，因為在簡本之後，首席科學家之間關於相關問題就有不同意見，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我們有同事就開玩笑說，讓20多個學者一個人出一本書，各抒己見，不就行了嘛。這本來非常正常，非常合適，但一旦是國家級工程，就得有個說法。這就像我剛才說的，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許多問題具有不可驗證性，暫時解決不了。所以說，就該是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疑則疑之，不疑則無當代之學問。要是有這樣一個理念或者是最基本的科學原則，就不會對這些問題產生過度的不理解，這是非常正常的事兒。路還遠，有待於我們進一步探究。
2021年，二里頭圍垣作坊區鑽探現場。
▌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狹義史學的族屬概念有待於考古的檢驗
燕京書評：《發現與推理》用三篇文章講述了偃師商城的發掘和命名，以及圍繞這一考古挖掘產生的學術爭論。如你所述，一些學術外的因素捲入了爭論。很多人認為，偃師商城是商代的“西亳”。你認為，鄭州商城為主都城，偃師商城是“軍事色彩濃厚且具有倉儲轉運功能的次級中心或輔都、副都”。“西亳”說的推理引用了文獻記載與考古發掘對應，你的立論似乎完全以考古發掘為依據，這是否意味著這兩種推理方法，你更青睞於後一種
（
考古學本身的自證
）
？為什麼？
許宏：
從研究取向、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上來看，對於上古史的探究，基本上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以文獻為本位，梳理延續了2000多年的歷史文獻，這個工作到目前為止都有必要繼續做，因為理解和認知在不斷更新，新的文獻也還在出土，戰國簡牘還有關於夏商的記載。第二種是考古學誕生之後，把文獻和考古材料相結合，就是我們所謂的對號入座式研究，或者叫殷墟的傳統之一。由於我們有豐富的文獻典籍，後來形成了證經補史的情懷和研究方法，蔚為大觀。第三種是考古本位，屬於少數派，我是其中的一員。我認同羅泰先生介紹的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總結起來應該叫“分進合擊”。歷史文獻學和考古學，先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和本體研究，然後在材料豐富的基礎上慎重整合，而不宜輕易的做對號入座式的比附。
我一直在強調，我從《最早的中國》到《何以中國》到《大都無城》，都是考古人寫史，這意味著屁股決定腦袋，我肯定是從我考古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也就是說，如果你還認考古學是一級學科，你還認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我們解譯的是無字地書，那麼請允許我在沒有當時文字材料的基礎上，運用一整套解譯方法和邏輯推導過程，從我們的角度先做好紮實的工作，而不是一頭陷到狹義史學範疇的概念裡面。
比如說夏和先商，你得跟我說是哪個先生口中的夏和先商，你要說是鄒衡先生的夏還是李伯謙先生的夏，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要說先商，是張光直先生的先商，還是鄒衡先生的先商，那差別大了。所以說，狹義史學範疇的概念具有極強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但是，“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是唯一的、排他的，都不宜過早地用“夏文化”“先商文化”等概念來替代。考古學文化是已知的“實”的存在，而狹義史學的族屬概念則是我們的的一種解讀和闡釋，相比之下是“虛”的、有待於檢驗的，我們即便給它對號入座、穿衣戴帽，也是一種偏於主觀的推論和假說而已。我一直堅持這樣的理念。
在這種情況下，“鄭亳說”和“西亳說”形成了兩大陣營，甚至有學者還認為是兩大學派，說“鄭亳說”（認為鄭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的大本營是在北大，“西亳說”的大本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而主戰場在河南。把它上升到學派的這種高度，我是接受不了的。什麼是學派？學派是思想層面的概念，而“鄭亳說”和“西亳說”都是可知論，兩者都認為在當時的文字出來之前就可以對號入座，把沒有文字的考古遺存跟古代文獻中的某個國族對應上，不同的只是兩者認為哪一條文獻可信，其他那些不可信。相對來說，我才是兩方真正的對立面，是有條件的不可知論者。也就是說，在像殷墟甲骨文那樣帶有自證性的當時的文書材料出來之前，這一問題是不可知的。如果認為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說”的大本營，那麼我就是一個叛徒。日本NHK的記者就曾經問我說，許老師，日本的雜誌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認為偃師商城是西亳，這個表述對嗎？我說不對，你得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哪位學者認為偃師商城是西亳，我就不認為它是。一個單位，也就是一個研究機構或大學是由不同的人組成的，學術觀點只能是學者個人來秉持的，怎麼能是一個單位的人都是一樣的學術觀點呢？
我擔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之初就有人問，你作為二里頭第三任隊長，怎麼看二里頭的性質問題？我說，第一任老隊長趙芝荃先生一開始完全接受徐旭生先生的觀點，認為二里頭的晚期是商，後來趙先生的觀點就接近於鄒衡先生了。有人認為，這是趙芝荃先生向北大投降了。而我的前任鄭光先生從趙芝荃先生那裡接手，繼續執掌二里頭，他堅信二里頭第二期開始就是商了，所以二里頭的主體是商都。有人說，趙芝荃先生是投降派，鄭光先生屬於死硬派，以不變應萬變。而我作為二里頭第三任考古隊長，我說我不知道，有人就開玩笑說，你們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我說對，這恰恰是中國考古學學科走向理性，走向成熟的表徵和縮影，我們已經不執著於二裡頭姓夏還是姓商這個問題了。我的提法是，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姓商，並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上地位的認知。什麼是最主要的？我在《發現與推理》裡邊介紹了不少，有那麼多“中國之最”在二里頭被集中發現；我作為二里頭第三任隊長，這20年那些不動產方面的重大突破，那才是二里頭真正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所在。
回到偃師商城，如果加以比較，偃師商城沒法跟鄭州商城比，如果要是說商王朝有一個主都的話，只能是鄭州商城。我作為一個考古人，就是要從考古材料出發來做這樣的思考。我一方面對趙芝荃先生充滿敬意，我是薪火相傳者，是他的學生，他對我極好，很欣賞我，我在偃師商城和二里頭這兩大都邑上繼承了他的衣缽。但在學術觀點層面上，在學術認知上，“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
帶二層臺的墓葬（陝西高陵楊官寨遺址）。
▌考古學是門殘酷的學科：研究物件跟車禍現場和命案現場非常相像
燕京書評：你曾經引用蘇秉琦先生的話，“你想到什麼，才能挖到什麼”。在《發現與推理》中也談到，你在二里頭的考古發掘中也利用了想象和推理，並且在後面的發掘中得到了證實。如果以你數十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來看，發現、推理和想象這三者是什麼關係？
許宏：
我前面說過，我之前是一個文學青年。但現在，已經接受不了寫虛構作品了。我覺得考古更有魅力，考古有兩大美：第一是發現之美。考古學是一門殘酷的學科，新的考古發現在不斷完善、訂證甚至顛覆我們既有的認知，這就衍生出考古的第二大美：思辨之美。所以，我深深地嚐到了思辨之美、思辨之樂。
像我這種嚴謹到偏於保守的學者，按理說應該跟想象無關。但是，我又愛把考古學這門行當比喻為偵探。因為我們的研究物件跟車禍現場和命案現場非常相像，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些斷片、支離破碎的東西。如果你不用邏輯推導，甚至一定想象力的話，你就沒法把這些材料串聯成一個證據鏈。在這種情況下，思辨、推理非常重要，考古必須得有這些方法才能深入一步，才能成為我們的研究物件。如果你把所有的東西完全沒有邏輯線索介紹給學界公眾，那給人家的還是碎片讓人什麼都看不懂。但是，我們要明白，考古遺存可以說是一種真實存在，一塊陶片或一個房址是實的，一旦進入推理和想象、闡釋和復原，就進入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虛”的層面。
我剛才已經說了，我們不能排除任何一種推理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和可能性之間是不排他的。也就是說，文物是不會說話的，得由我們考古人來代言。按照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的說法，我們考古人就是要代死人說話，把死人說活。但是，每個人代死人說的話都不一樣，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我們的研究和闡釋具有相對性。作為一個靠譜的考古人，就一定要自警、自省、自惕。在某些層面上，有些問題考古根本解決不了，因為我們的學科是有侷限性的。我歷來強調，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學科，當他認識到自身不足的時候，才是這個人或者這個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如果沒有這種敬畏之心和自知之明，認為你什麼問題都能解決，那你本身就有問題。在我的研究思考中，還是能夠把發現、想象、推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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