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營村考古發掘文物展出 南朝佛寺遺址重見天日

大約1500年前的某一天，建康城（今南京）外長江邊一座新建的佛寺裡舉行了一場儀式，裝有佛教聖物的舍利函被放置到佛塔底下的地宮中。儀式盛大而莊重，封護地宮時一絲不苟：先是在地面撒上一層包括銅錢、金銀、水晶、瑪瑙、琥珀等在內的供奉物，再覆以黃土夯實，如此反覆，最終完成瘞埋活動。

千年以降，滄桑鉅變。如今這座佛寺所在的鳳台南路西營村距長江已遠達5000米，經過近3年的考古發掘，這座南方地區已知年代最早、佈局最為完整的佛寺遺址終於重見天日，出土的200餘件文物近日在南京六朝博物館“煙雨樓臺——西營村考古紀實展”展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唐代詩人杜牧這句詩讓一個煙雨朦朧、梵剎林立的南京影像定格在世人的江南印象中，而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正是目前發掘儲存最好、佈局最完整的“四百八十寺”之一。

一枚銅錢，鎖定佛寺始建年代

“南京被稱作六朝古都，建康城是南方的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這個數字並不算誇張，此前在考古工作中也發現過南朝佛教的遺物和遺蹟，但是佛殿、塔基、地宮和佛像同時被發現，這還是首次。”考古領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龔巨平說。

在已發掘的範圍內，西營村遺址坐北朝南，長約110米，寬近60米，從南向北依次為山門、佛塔和大殿，當年佛寺地處伸入江內的高岡上，從江面上看去顯得巍峨壯觀。佛寺打地基時很考究，大殿基址整體用土墊實1米多深，然後在其上開挖磉墩基槽，先用紅色粉砂岩築底，再用黃土、灰土分層夯築，大殿的柱子就立在基槽之上，這樣的地基可以保證柱子穩定地支起巨大的房頂而不會沉降。佛塔地基要承重多層寶塔，所以更花功夫：向地下深挖接近2米，再用黃土雜以卵石夯築，每一夯層只有薄薄的10釐米左右，幾乎是用做“千層餅”的細緻功夫打地基，這正是當時營建高等級建築時的常規做法。

今天的寺廟往往以大雄寶殿為核心建築，然而西營村遺址卻清晰地表明，這座佛寺採用“前塔後殿，以塔為中心”的結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學鋒告訴記者，以塔為中心是印度佛寺的傳統，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國生根並開枝散葉時期，因此佛寺格局仍然保留印度正規化，北朝的河南洛陽永寧寺、河北鄴城趙彭城佛寺遺址都採用相同的寺院結構。根據西營村考古可以推測，“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除了“舍宅為寺”（捐出住宅做寺院）之外，大體應該是圍繞佛塔興建其他建築，並且結合中國建築傳統，四周用迴廊圍成方形院落。

那麼遺址的年代又是如何確定的呢？龔巨平表示，夯土層中出土了大量的銅錢，包括半兩、貨泉、布泉、五銖、大泉五十、大布黃千、四銖等種類，年代可早至秦漢，最晚的是南朝劉宋元嘉四銖。元嘉是劉宋第三位皇帝劉義隆的年號，使用時間為公元424年至公元435年，而元嘉四銖始鑄於公元430年，由此可以推斷，佛塔塔基埋藏舍利函的年代不早於公元430年。同時，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殘件、蓮花紋瓦當等建築構件均具有典型南朝特徵，考古專家認為，這座佛寺始建年代不早於南朝劉宋，可能譭棄於梁代的侯景之亂或隋平陳南朝滅亡之際。

一座地宮，連線西域和南亞

在六朝博物館的展廳中，3組石構件被放在很顯眼的位置，據介紹，它們就是舍利函的殘件。

研究表明，舍利函由底座、中腰、頂蓋三個部分組成，它們扣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邊長0。88米、高0。78米的石盒，這是目前考古所見形制最特殊的舍利函。

按佛教儀軌，舍利函內應該盛放有舍利等佛教聖物，因此西營村遺址地宮的舍利函內裝著什麼格外令人期待，遺憾的是，地宮在後代曾被發現並開啟過，舍利函被打碎，函內的聖物流失。儘管如此，地宮中殘留的文物仍然很豐富，有金、銀、銅、水晶、琥珀、瑪瑙、玻璃等各類材質，在展櫃中顯得五彩斑斕，美不勝收。它們往往被作為寶物供佛，寄託著信徒的美好祈願。如在一件穿孔的滑石立方體上，就刻著“弟子葛安孫願生西方 無量壽佛國□ 食自□一切眾生親眷 屬朋友知識一同所願”，表明當時佛教信仰在民間已經深入人心。不僅如此，南朝時帝王大興佛寺、論究佛理，高僧在南京翻譯佛經，學術界興起形神之辯、夷夏之爭、沙門禮敬王者之爭等有關佛理的論辯，佛教由此興盛。

地宮中的文物，還表明南朝建康城與今天“一帶一路”沿線的聯絡。龔巨平告訴記者，科學檢測表明，琉璃、瑪瑙、琥珀等文物多為域外產品，顯示出南亞地區的風格。其實早在漢代，羅馬就曾派使節沿海路來到中國，東晉時高僧法顯從天竺歸國時就取道海路，梁武帝時達摩來中國在廣州登陸，然後被禮邀至建康。地宮中出土如此多樣的舶來品，表明當時中國南方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聯絡已經相當緊密。

展廳中的玻璃器已經殘碎，看起來與今天的玻璃類似，晶瑩而透明。這樣的玻璃器當時有兩個產地：羅馬和薩珊波斯，來中國有兩條路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走陸路，需要翻越帕米爾高原，在天山或崑崙山腳下跋涉，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走海路，則需要經阿拉伯海繞過印度半島進入孟加拉灣，再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

這座深藏千年的地宮，以其出土的域外文物，向今天的人們展示了當時的建康城如何連線著1500年前的“一帶一路”。

一隻佛足， 迴響東傳日韓足音

此次考古，發現了大量的佛造像，展廳中展出的佛頭、佛足造型精美，線條流暢，展示了南朝時期高超的雕塑技藝。令人驚訝的是，它們並不是出土於大殿或佛塔，而是在建築之間的空地地層中，這表明這些殘缺的佛造像曾經被丟棄在院子裡，這個過程也許不是一次完成，而是經歷了一段時間，成為這座佛寺被譭棄時的見證。

出土的佛頭只有拳頭大小，紅陶質地，普遍面相圓潤，眉眼細長，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清靜自足的神態生動傳神。在一個獨立展櫃裡，展示著一件端坐在蓮花寶座上的無頭小佛像，佛衣有著褒衣博帶式的寬大閒適，下垂的襟擺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皺，用泥土燒製的硬陶有絲綢一般的柔軟質感。佛像的右手放在胸前，手指向上，掌心向外，被稱為“無畏印”，左手在腰旁，掌心向外，食指和中指下伸，屬於“與願印”。據介紹，這種“無畏與願印”最早出現在南朝，隨後不僅流傳到中國北方，還遠達朝鮮和日本。

展覽中還有一件鎏金銅佛足，只殘存前半個腳掌和腳趾，因為年代久遠佈滿綠色銅鏽，但部分殘存的鎏金依然熠熠閃光。銅佛足的尺寸與真人相仿，專家認為它屬於一尊真人大小的佛像，當年因為鎏金而金光燦燦，被供奉在這座佛寺中。

這件殘銅佛足彷彿是一個隱喻，以一種空谷足音的方式無聲講述著南朝時佛教東傳朝鮮半島、進而抵達日本列島的故事。張學鋒教授介紹，六朝時期，朝鮮半島處於“三國時代”，北方的高句麗和東南的新羅向華北政權納貢，百濟為了尋找保護，遂跨海與東晉修好，朝貢關係貫穿了整個南朝，佛教由此傳入百濟。百濟的聖明王還專門派遣使者到南朝的梁尋求佛法，佛教因此在百濟興盛。

為了對抗宿敵高句麗和擴張後的新羅，聖明王還強化了與日本的聯絡，將佛像、佛經贈送給日本欽明天皇，南朝佛教就這樣透過國家贈與的形式由百濟傳到日本。為了感謝日本的援助，百濟還向日本傳入了漢文和醫術等，它們和佛教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推動了日本文化蓬勃發展，成為東亞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文：王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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