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的典範-關帝信仰文化

觀察華人民俗信仰的發展，關帝信仰與觀音、媽祖等神佛堪稱是世界性的信仰傳播，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表徵。關帝名羽，字雲長，河東解良人（今中國山西省運城市），是漢末三國時劉備的重要將領，其桃園結盟、忠心漢室、不改其節等忠義勇武的形象與事蹟歷來傳唱不已，備受歷代人民推崇，從而發展成為神祇崇拜，衍為關帝信仰。

談及關公信仰發展的源流，唐代已見信仰開展，唐·董侹〈荊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已載錄三則關公在南朝顯靈的聖蹟，其後信仰發展漸趨隆盛；據郝經《陵川集》所記，宋朝末年民間供奉關公的祠廟已是“郡國州縣、鄉邑間井皆有”；迄於明初，《萬曆明會典》載明太祖朱元璋以“漢壽亭侯關王廟”列為京師祀典之一。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敕封其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關公已成為帝級大神。清雍正年間，頒令全國啟建武廟、併入祀典，按祭孔之太牢祭儀、春秋兩祀，關帝列入國家祀典。明清以降，供奉關公的廟宇遍佈漢土，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琉球、新加坡等漢文化圈，並擴衍至馬來西亞、柬埔寨、印尼、東帝汶、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地，故克勞丁·薩爾蒙在《南洋島國的三國文化》更指出，三國文化對馬來語系國家的影響“最重要的形式莫過於對關公的崇拜”，顯見關帝信仰已是國際性的文化現象。

關帝信仰的發展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內蘊，涵攝儒釋道三家的思想與價值觀，從而其信仰橫貫儒家、佛教、道教等信仰體系。華人民間信仰多俗稱關聖帝君、關聖帝、關帝爺、帝君；道教尊為協天大帝、伏魔大帝、翊漢天尊；佛教奉其為“伽藍尊者”、“伽藍菩薩”；儒宗神教扶鸞信仰者多奉為五恩主之首，俗稱恩主公。關帝信仰發展除了橫跨各個宗教系統，也成為各個行業的守護神，軍警尚其忠勇而奉行業神，文人以其儒將典範而崇其為“五文昌”之一，商人奉為“財神”，凡此種種皆可以看見關帝信仰在華人文化的代表性與重要性。

分析關帝信仰能夠以極其隆盛的內緣質素，乃源於中華傳統道德的實踐。《關聖帝君應驗桃園明聖經》贊關帝曰：“精忠衝日月，義氣貫乾坤，面赤心尤赤，須長義更長。”關於關公的生平事蹟，桃園三結義、關公保二嫂、解白馬坡之圍、關公破黃巾、關公不殺落馬黃忠、義釋曹操等在廟宇壁畫、說唱曲藝、小說戲劇等經常可見，關公對漢主劉備的忠貞不二無疑是“忠”的典範，義薄雲天的形象、行誼更為人津津樂道，毛宗崗評《三國演義》更將關公列為“義絕”。關公對於“忠義”的極致實踐，無疑是後世對祂最顯著的評價。歷來官方不斷地敕封關公，如：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封為“義勇武安王”，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順治九年（1652年）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清光緒五年（1879年）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分析此等封號，“聖”的意涵猶如是理想的聖者典範，“忠義”則是關公成聖成神的核心內涵。

關聖帝君成聖成神後，深受黎民與歷代帝王的敬仰，不少文士也將關帝信仰“儒化”，納入儒家倫理規範裡。關公誠信忠義的形象儼然是群眾道德的標杆，從而其信仰具有匡世教化的作用，以關帝為中心的經籍與儒家思想唱和。《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帝君曰：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關帝信仰文化十足地彰顯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忠孝節義”之道德軌範。

整體而言，關帝形象樹立了儒家脈絡下的聖者典範，允文允武的儒將風範更是華人追求的理想典型。甘雨施《關聖大帝聖蹟全書》：“稽史臣贊堯之辭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竊以為非上古之神靈弗克統四德而兼備也。三代聖時，聖人備此四德者，恆間世一出，衰周素王迥乎尚矣。自茲而降，殆難其人。至後漢之季，而天地精英之奇遂特鍾之，若漢壽亭侯關夫子為極聖也。夫子當漢僭亂之時，獨精心於《左氏春秋》之學，一言一動，隱符尼山之心，傳間形諸詞翰之續餘，如表忠歸漢諸書，醇古淵懿，亦非後世文學所能及。”關公堪稱是承接儒家道統的聖者，被視為與孔子相對之“武聖”，關帝信仰更是體現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從而關帝信仰發展成為華人民俗信仰最普及的男神。

忠義人才培育學院客座教授、佛光大學中華傳統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謝瑞隆